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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正毅:亚洲区域化:从理性主义走向社会建构主义?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

更新时间:2015-04-23 12:57:55
作者: 王正毅 (进入专栏)  
但由于日本在冷战结束以后追求军事力量,特别是2000年12月15日,日本内阁以及日本国防部通过了一个"中期防卫计划",这使得东亚国家对"雁型发展模式"的政治和安全意义予以关注,从而使得东亚国家对这种模式的认同大打折扣。

   2."大中华圈论"和"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持续增长,关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在东亚中的作用,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大中华圈论",一种是"中国威胁论"。"大中华圈论"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表达:一种是立足于东亚的"朝贡体系",认为东亚国家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华(国)"文明的接受者,"朝贡体系"是联系中国和其周边国家的纽带,是东亚国际体系的基础。"大中华圈论"的另外一种提法是海外华人以及台湾学者提出的"儒家资本主义",即东亚的资本主义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是,东亚的资本主义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正是儒家思想促进了东亚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关于中国的崛起,在国际学术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人们所熟悉的"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主要基于如下三个假设:(1)在东亚的历史上,中国曾经依靠"朝贡体系"主导过东亚地区;(2)中国的崛起在经济上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利益;(3)中国经济的成功使得中国有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这可能威胁东亚地区的安全。

   对于中国这个大国崛起的这种观念上截然不同的反应,不但使得中国很难在东亚地区给自己一个合适的定位,而且也使得东亚地区的认同愈来愈复杂。

   3."势力均衡论"和"势力和谐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势力均衡论在东亚地区一直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和苏联均衡的两极世界在东亚地区产生了两个阵营,即日本和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为一方,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为另一方;在70年代和80年代,随着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所谓的美国-苏联-中国"大三角"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以及中国改革和开放的成功,在东亚地区出现了新三角,即所谓的美-中-日三角关系。(注: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第213~230页。)与此同时,在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另外一种理论,这就是"势力和谐论"(concert of powers)。"势力和谐论"主要观点是,一个和谐的体系要求许多属性,这些属性包括:第一,区域危机可以通过大国之间的双边以及多边商谈得到比较满意的解决;第二,区域稳定可以通过其成员的协议来维持;第三,大国之间的冲突可以在一个和谐体系中得以缓解。(注:参见Nicholas Khoo and Michael L.R.Smith,"A'Concert of Asia'?",Policy Review,No,108,http://www.policyreview,org/AUG01/khoo.html.)

   对于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论"或"势力和谐论",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大国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但东亚地区的部分小国对此持谨慎态度,有些国家反应则比较强烈,如下面提及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论坛"就是其中反对大国主宰该地区的最为强烈的一种反应。

   4."东盟方式"

   冷战结束以后,在东亚地区出现了一种新的区域融合方式,这就是为人们所广泛关注的"东盟方式"。"东盟方式"(ASEAN way)是对东南亚国家相互合作方式的一个总结。尽管在60年代之前在东南亚地区出现过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合作的对象主要是区域外的美国,而且区域内也只有泰国和菲律宾参加,这就是1954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东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合作是1961年马来亚、菲律宾和泰国建立的"东南亚联盟",其目的是三国政府相互合作,共同抵制共产党,(注:Michael Antolik,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M.E.Sharpe,Inc.,1990,p.13.)这次合作由于菲律宾和马来亚关于北婆罗领土争端而于两年之后失败。(注:Michael Leifer,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London:Routledge,1989,p.3.)第二次合作是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席尼西亚于1963年建立的"马菲印联盟",其目的是三个具有本土马来居民的国家相互合作,但由于每个国家都力图影响其邻国,所以这次合作最终也以失败而告终。(注:Michael Antolik,ASEAN and the Diplomacy of Accommodation,pp.13-14.)

   东南亚地区成功合作的标志是1967年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五国建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简称ASEAN),尽管目前关于这一组织成立之初的性质学术界仍存在着争论,但在我看来,在东西方冲突中寻求中立、寻求经济上的合作以提高该地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寻求谅解以解决地区内部存在的各种争端是五国联合起来的直接原因,这不仅体现在1967年签订的《曼谷宣言》中,而且体现在后来于1976年签订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协调一致宣言》以及《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注:王正毅:《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第86~87页、第94页。)从功能上来看,从1967年"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到1992年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主要被当作是一个政治论坛。

   从1992年开始,"东南亚国家联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开始了其重组的过程,这不仅表现在其成员国扩展上,而且表现在其功能上。就成员国的扩展而言,东盟自1967年成立以来,只有文莱于1984年作为成员国加入,但在1992年以后,随着柬埔寨和平协议的签署,越南(1995)、老挝(1997)、缅甸(1997)以及柬埔寨(1999)相继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就"东盟"的功能而言,1992年以后,"东盟"一改过去那种主要作为解决地区争端的"政治论坛",1992年倡导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倡导"东盟区域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1998年倡导"东盟+3"(东盟10国、中国、日本以及韩国),1999年签署"东亚合作联合宣言"(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2001年倡导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其功能开始向综合方向发展。

   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区域合作的方式,即"东盟方式",这种方式向以往最为成功的"欧盟模式"提出挑战,成为一种独特的区域合作的方式,学术界有时将其称为区域合作的"亚洲方式"。

   一般认为,"东盟方式"主要有如下三个最为基本的特征:(注:Purificacion V.Quisumbing and Benjamin B.Domino eds.,EEC and ASEAN:Two Regional Community Perspective,Manila:Th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and University of the Phillipines Law Center,1983,p.130.)第一,成员国之间的协商一致,协商一致是进一步讨论问题的基础,没有表决,也不存在否决;第二,灵活性原则,所有成员国都力图避免僵硬的谈判过程;第三,政府间合作,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决定都是在国家以及区域层次上的政治决定。

   "东盟方式"的这些最为基本的原则不仅体现在东南亚地区的合作中,而且被应用于东亚地区合作中,1995年的"东盟地区论坛"、1999年的"东盟+3"以及2001年的"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都是基于这些原则建立的。

   三 区域化的"亚洲方式":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东盟方式"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的盛行,向国际学术界、特别是亚洲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区域化的"亚洲方式"?如果存在,其合理性及其局限性何在?

   1.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的合理性

   如果现在就得出结论认为,基于"东盟方式"在亚洲以及太平洋地区建立的一系列区域合作制度,所以存在一种有别于欧美的区域化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为时过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比较唐突。在我看来,"东盟方式"与其说是一种区域化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理解这种区域合作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无论是对于推动亚洲区域合作的现实历史进程,还是对于国际关系学界从理论上审视亚洲区域化都是有益的。

   (1)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洲

   冷战结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哪个词比"全球化"更为时髦了,"全球化"不仅成为一个"摩登"的学术术语,同时也成为生活在国际社会中人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口头禅"。随着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亚洲的区域合作也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尽管目前关于"全球化"的定义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但仍然有许多学者从全球化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东亚的兴起,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世界体系论的观点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解释。世界体系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并在7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达到了顶峰。而对于东亚的兴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东亚发展模式的挑战,世界体系论者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关于东亚的兴起,世界体系论者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轨迹得出一个结论,即东亚的发展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的延续,并不是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注:关于这一命题比较详细的论述,读者可以参阅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11~316页。)与世界体系论相同,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也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解释东亚的兴起。但与世界体系论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并不认为国家在东亚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经济自由主义者看来,全球化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即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内,市场的自由化,资产的私有化,福利国家功能的衰退,技术的扩散,生产和对外投资的跨国分配,以及资本市场的日益融合。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东亚的兴起主要是在全球经济要素的作用下发生的。(注:Scott Lash and John Urry,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Polity Press,1987,pp.196-198;Michael Hobday,Innovation in East Asia:The Challenge to Japan,Edward Elgar,1995,pp.1-9,35-41,129-132.)

   毫无疑问,全球化已经改变或者正在改变着全球经济,因而使得政府在控制各自经济时比以前更为困难。但是,这种从全球化的角度分析东亚的兴起的观点,在理论上受到了批评,在现实中遇到了阻力,因为这种观点过分强调经济作用,而忽视了观念的作用以及观念与政治推动力背后的社会文化机制的联系。(注:James H.Mittelman,"Rethinking'Regionalism 'in the Globalization Context,"Global Governance,No,2,1996,p.190.)

   (2)区域化的"亚洲方式":社会-文化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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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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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京)2003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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