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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绥铭:中国社会的“性之变”与“性恐慌”

更新时间:2015-04-13 10:44:44
作者: 黄盈盈   潘绥铭 (进入专栏)  
涉及性是否具有独立性、是否需要以结婚为前提的问题。这是最近30年来中国大众最为关注的性现象之一。

   我们的数据显示,在全国18到61岁的未婚总人口中,就是到调查的时候仍然没有领取结婚证的人里面,有过性交(无论跟什么人)的总计比例是: 2000年为37.7%;2006年为37.0%,基本持平;2010年则显著地增加到49.1%。注意,我们这里仅仅说的是发生过性交行为,而不包括其他更为宽泛意义上的涉性行为。

   人们对于婚前发生性行为的宽容度在不断增加。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恋爱中跟对象发生了性关系,但是两个人后来又结婚了的现象,在2000年、2006年和2010年,认为这不算是道德问题的人,都超过了一半,在60%上下呈现为持平状态。

   可见,婚前性行为,不管是行为发生率还是观念,社会的宽容度都是比较高的。这与社会大众的认识也是比较相符的。与前面提到的几种性现象不同,婚前性行为,虽然发生率越来越高,但是人们并没有恐慌感。婚前性行为,尤其是“先斩后奏”型(导向婚姻)的婚前性行为已经越来越合乎社会的情理。大学生贞操联盟、贞操女神之所以成为社会的热点,不在于她们契合了大部分人对于婚前性行为的反对情绪,恰恰相反,是因为在婚前性行为越来越被宽容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居然”还有人跳出来宣扬女性贞操表示不解。“守贞”派虽然列出了很多“守贞”的理由,但这些理由与性所承载的很多罪责一样,往往缺乏事实论证与逻辑推理(比如把婚前性行为当作少女意外怀孕的原因,而不谈性教育的缺失;把婚前性行为当作青少年羞耻感的来源,而不谈这种羞耻感的社会建构),越来越多的守贞倡导者开始基于宗教信仰来反对婚前性行为。

  

   性之变,我们为什么恐慌?

  

   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青少年的性,以及婚前性行为,这四类性行为虽然都在变化,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变化速度与折射出来的社会情感是不一样的。前面三类的发生比例远远低于婚前性行为,但是人们的恐慌要远远大于婚前性行为。因为婚前性行为威胁到的仅仅是性行为道德本身,这种威胁随着婚前性行为的普及而日薄西山。但是对于前三者的恐慌则更多的不是指向性行为本身,而是婚姻、家庭、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等等。

   这种种联系跟20世纪初期社会对于恋爱、婚姻自由的恐慌、对于娼妓业的讨论何等相像!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曾经让社会感叹世风日下,担心因此而“乱套”,可是现在又怎么样?民国初年的妓女在民族抗争史上有着积极的地位与论述,但是随后,在同情怜悯的语境中,娼妓被描述为可能蔓延性病、败坏风气、搅乱社会秩序的无知基层女性,进而被建构为关乎国家的健康、民族进步的社会问题。这种建构我们并不陌生。“性”何以堪,有这么大的能量、该为婚姻、家庭、社会发展、人类进步这么多的问题负责?

   现代社会,“性”的变化为什么总是会吸引人眼球,容易引起那么多的恐慌?且不管西方如何、历史如何,至少不能忽视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对于“性之变”及其道德恐慌的影响。

  

   婚外性行为、商业性行为与婚姻家庭的破裂、社会的无序、文明的退步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不单纯是思维逻辑的问题,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民众其实仅仅需要有人来为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负责,仅仅需要为伴随着社会疾速变化而来的焦虑与无措找一个替罪羊或者出气口,但是又绝不能指向任何本应对社会秩序负责的人。这种民众情绪也契合了相关部门运用道德优越性来巩固自身合法性的需求。因此毫不奇怪,“性”这个最能触及人们道德神经的问题,总会出现在几乎每一次社会热议的风口浪尖上。在这种种情感之下,小姐们、二奶们永远不会被承认是社会结构的受害者以及社会问题的结果,而是“必然”会被视为社会的“损害者”与社会问题的起源。[4]

   从技术层面看,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对于性的公开讨论以及性的社会情感的形成就至关重要。卖淫嫖娼,只有现在才有吗?贞操女神,只有现在才出现吗?是有关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大规模的讨论现在才出现。互联网给了大家一个空间去展现,且容易放大某个事件的社会效应,建构这类性现象的公共色彩以及对于个体的临近感、威胁感。互联网,让大家看到了“与我不同的性存在”(或称性的异端),而且,更让人慌张的是,这些人居然还大张旗鼓地宣扬自己的存在,最不能容忍的是,“活得还挺好”。这是对于“多元”社会的恐慌。面对变迁社会中的性之变与性的多元化,“如果不---,大家都会---”、“如果每个人都---,社会就会---”的无前提假设与无限推论把处于性等级下层的各类性存在及其“恶果”无限扩大,人们对于违背某种社会规范的性行为的恐慌也随之放大。

  

   “在性这个问题上,往往魔鬼学的成分比较多,性学(尤其是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成分比较少”。[5]数据所表达的社会事实,不是唯一的、绝对的社会事实。但是,在对“中国人的性”捶胸顿足、唾沫横飞的时候,完全不顾社会学事实,只在“魔鬼学”(基于对个个案的无限扩大化想象与恶性推导)的基础上妄加评论,至少是欠妥当的。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数据本身只能表达这样的社会事实:某个时空中,中国人的“性”在不同指标上的整体变化趋势。如何解读这种变化,如何判断变化的方向与意义,如何判定某个百分比代表了“保守”还是“开放”,带来的是“欣慰”还是“恐慌”,则与意识形态以及处在某种具体社会情境中的读者(包括研究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中国人的性,怎么了”?我们没有定论,有的只是更多的问题。我们也无法在旋飞的社会中为“应该怎么办”给出标准答案。但是,在性的问题上,希望多一些社会学与人类学的讨论,少一些魔鬼学的丑化;多一些分析与反思,少一些骂街与“必然”;多一份宽容,少一份压制。

  

   最后,本文仅仅是在社会的层面上讨论性之变与性恐慌,并没有涉及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与那些违背他人意愿、侵害他人权利的性存在。这三者不能混淆。本文也没有论及社会性别(包括男女,以及多元的社会性别)与性的阶层化问题,这两者在讨论21世纪中国人的性之变与性的道德恐慌时应该引起关注。

  

   [1]潘绥铭,《中国性革命纵论》,台湾:万有出版社,2006

   [2] 具体方法介绍详见:潘绥铭、黄盈盈、王东,《论方法:社会学方法的本土实践与升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有关中国的性变迁,详见潘绥铭、黄盈盈,《性之变:21世纪中国人的性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待出)。

   [3]有区间的数值是我们在问卷中不同地方问了两次,如果两处都回答是,所得的比例是下限,回答了一处所得的比例是上限。

   [4] 这种情感并不鲜见,也出现在很多国家的社会争论中。比如,有关卖淫的争论与伦理学探讨,详细可参考:何春蕤编,《性工作研究》. 中坜: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2003;宁应斌,《卖淫的伦理学探究》, 台北:台湾社会研究专刊14. 2009

   [5] 罗宾,“关于性的思考: 性政治学激进理论的笔记”,载于李银河主编,《 酷儿理论: 西方90 年代性思潮》, 北京: 时事出版社.2000。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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