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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更新时间:2015-04-03 17:05:34
作者: 凯恩斯  
深深地扎根于大众头脑中;而同时,调子大相径庭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观点也被这同一思想流派所接受,所以,18世纪后半期乐观的自由放任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被悲观的自由放任主义所取代。

   在马塞特夫人的《政治经济学漫谈》(1817年)一书中,卡罗琳一直坚持认为对富人的消费进行限制是值得赞同的。但到了第418页,她不得不认输:

   “卡罗琳:我对这个论题了解得越多,就越确信,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远远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完全一致的。

   “B夫人:只要进行自由开放的思考,总是可以得出与此相似的结论,并教导我们珍惜相互之间普遍的怜恤之情。因此,科学要比单纯的实际知识更为优越。”

   惠特利大主教写于1850年的《给青年人使用的简明教程》一书,曾被基督教知识促进会广为散发,书中甚至对B夫人曾经允许卡罗琳偶然持有的怀疑态度,也不容许其存在。“政府对任何私人金钱事务的干预,无论是对借贷还是买卖,几乎都是弊多利少。”真正的自由是“每个人都应当有以他自己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处置自己的财产、时间、精力和技能的自由,前提是不对其他人造成任何损害。”

   简而言之,这种教义已经掌握了教育机构,并成为习字帖上的箴言。17世纪和18世纪为了推翻国王与教士而锻造的政治哲学,已经成为婴儿的乳汁,并且确实已进入了幼儿园。

   最后,在巴师夏的著作《经济和谐论》中,可以看到这种政治经济学家的宗教的最极端、最狂热的表述:

   “关于上帝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的和谐性,我愿意承担起为之作出证明的责任。使得这些法则和谐一致的,是所有的本性、所有的动机、所有的行为源泉、所有的利益,都相互配合而实现一个伟大的最终结果……这个结果是,所有阶级都在一个不断提升的水平上无限地相互接近;换句话说,即普遍进步过程中的平等。”

   像其他教士一样,巴师夏也拟定了他的“信条”:

   “我相信,上帝对物质世界的安排并未妨碍他对人类社会安排的考虑。我相信,他把自由动因和无活动力的分子结合起来,并使之和谐地运动……人们在一般的道德、智力和体力水平上不断地接近,同时这种水平又无限地提升进步,我相信这是一个势不可挡的社会趋势。我相信,不干扰这种趋势,不破坏这种运动的自由性,是人性循序渐进的发展所必需的。”

   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起,权威的经济学家一直强烈地反对上述思想。“几乎没有任何一位有名望的英国经济学家”,坎南教授写道,“会加入对社会主义的泛泛的正面攻击”,虽然他补充说,“几乎每一位经济学家,不管他有没有名望,都喜欢对大多数社会主义方案吹毛求疵”。经济学家已不再与产生社会和谐教条的神学或政治哲学有任何瓜葛,而从他们的科学分析中,也得不出这样的结论。

   克恩斯,也许是对自由放任主义进行全面的正面攻击的第一位正统经济学家。他于1870年在伦敦大学学院发表了题为“政治经济学与自由放任主义”的演讲,在开场白中他宣称,“自由放任主义这一箴言,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它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便于在实际中运用的原则而已。”这一观点,40年来已成为所有主要的经济学家的共识。举例来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某些最重要的著作,其主旨就在于阐明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不和谐的最主要情形。不过,这些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们谨慎但又并非教条主义的态度仍然没有战胜那种关于个人主义、自由放任主义的普遍看法,即认为这是他们应该教授并且事实上的确在教授着的东西。

  

   三

  

   经济学家像其他科学家一样,之所以选择他们作为出发点并展示给初学者的假设前提,是由于这一假设是最为简单明了的,而不是因为它最接近事实。由于这个原因——不过并非唯一原因——我承认,由于受这一学科传统偏见的影响,经济学家们总是以假设一种理想状态的存在而开始立论,在这种状态中,个人以试错、摸索的方式独立行动,实现生产资源的理想配置。在这种试错、摸索中,通过竞争,向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个人将击败误入歧途的那些人。这意味着,对那些把资金和劳力投入到错误方向上的人,不应该给予丝毫的怜悯和保护。这种方式,通过无情的生存竞争,淘汰那些低效率者而选择效率最高的,并把这些最成功的牟利者抬上社会的顶层。这种方式并不计较斗争的代价,而只看到被假设为永恒不变的最终结果所带来的好处。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可能够得着的最高枝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的方式,是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

   与在不同用途之间实现对生产工具的理想配置相对应,另一个相似的假设是如何使可获得的消费品实现理想的分配。首先,通过试错法,每个人都可以在可能的消费物品中找到他“在边际上”最需要的那种,以这种方法,不仅每个消费者都可以实现其消费品的最有利分配,而且,每个消费者都将设法获得最能满足其独有口味的那种消费品,因为他将为此出最高价。因此,如果我们仅仅是让长颈鹿自行其是,那么:(1)最大数量的树叶将被吃掉,因为脖子最长的长颈鹿借助于其他脖子较短者的饿死,可以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些树叶;(2)每头长颈鹿都将冲向那些它所能够得着的树叶中最为新鲜的部分;(3)对于某一片最合口味的树叶,长颈鹿以最大的努力,伸颈抬头去够它。以这种方式,更多、更新鲜的树叶将被吃掉,而每一片树叶都将被那张认为它最值得努力啮取的嘴所吃掉。

   然而,自由放任主义有两根支柱,这是两个被作为确凿事实的临时性假设,其中一个假设是,不断改善的环境是由不可阻挡的自然选择产生的;另一个假设是,存在着无限的供私人赚钱牟利的机会,其效验和必要性激励着人们去尽力而为。在自由放任主义下利润的自然增长,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他的生产性资源在合适的时间投入了合适的场所,无论这是靠他的技能还是靠好运气。这种制度允许技巧熟练的或运气好的个人收获在这种情形下的全部果实,它无疑为审时度势的实践艺术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因此,对金钱的爱好,作为人类最强有力的动机之一,被利用来完成按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方式配置经济资源这一任务。

   正如赫伯特·斯宾塞首先认识到的那样,上面所简要提及的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与达尔文主义之间,事实上是非常接近的。达尔文求助于性爱,把性选择行为作为通过竞争进行的自然选择的助手,来规定进化的方向,使进化沿着一条合乎需要的、有效率的路径前进;与此类似,个人主义者则求助于对金钱的爱好,把牟利行为作为自然选择的助手,来实现人们最强烈期望的目标,以及按交换价值来衡量的最大规模的产出。

   这样一种理论,是如此的优美和简洁,以致人们很容易忘记,它不是以实际的事实为基础的,而是建立在为了简洁而引入的不完善的假设之上的。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独立行为可以带来财富的最大程度的聚集,这一结论,除了将提及的其他反对理由外,是建立在一种不真实的假设之上的。这种假设大意是说,生产与消费的过程根本不是有组织的,对于环境和必需条件有充分的预见,并且存在着获得这种预见的充足的机会。经济学家们在论证其观点时,后半阶段常常涉及到复杂性,此时他们通常就对上述假设有所保留。这些复杂性是由以下情况引起的:(1)当高效率的生产单位相对大于消费单位时;(2)当存在企业一般管理费用和合作费用时;(3)当内部经济趋向于使生产发生聚集时;(4)当调整所需的时间较长时;(5)当愚昧盛行、知识匮乏时;(6)当垄断和联合干扰了交易的公平性时。这就是说,经济学家们为了在后半阶段分析实际情况而对起初的假设作了保留。然而,许多经济学家即使认识到了这种简化的假设不能准确地与事实相符合,仍然推论说,这种简化的确代表着某种“自然的”因而是理想的、完美的东西。他们把这种简化的假设看作是健康的,而把深一层次的复杂性看作是病态的。

   然而,除了这个与事实有关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情况值得加以考虑,这些情况恰好涉及到对竞争性斗争本身代价的计算,以及对这一斗争的性质的分析,还有财富被分配到并非是最受珍惜的地方的趋势。如果我们能对长颈鹿的福利心中有数的话,我们就决不会忽略那些被饿死的短脖子长颈鹿所遭受的痛苦,以及那些在争斗中落到地上并被践踏掉的甜嫩树叶,还有脖子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量摄食而引起的不适,乃至在这种原本温和的动物脸上所浮现出来的贪婪、焦灼等种种不愉快表情。

   不过,自由放任主义原则除了经济学教科书外,一直还有别的同盟者。必须承认,由于两个主要的对立方案——一个是保护主义,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而使得自由放任主义在有判断力的思想家和通情达理的大众心中已是根深蒂固。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特征,不仅在于它们都违反了自由放任主义这一普遍赞同的前提,还在于两者都只不过是逻辑上的谬误。两者都是思想贫乏以及在分析推论上无能的范例。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原则加强了反对这两种学说的论点,但对这一原则本身,却没有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在这两者之中,保护主义似乎至少还有些道理,而且使之得以盛行的那股力量也没有什么让人迷惑不解之处。然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历史学家们看来,肯定始终是个不解之谜——为什么一种如此不合逻辑、如此沉闷的学说能够对人们的心灵施加如此有力、如此持久的影响,并通过这些人来影响历史的进程?无论如何,这两个流派在科学上的明显缺陷,极大地抬高了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声誉和权威。

   关于大规模的集中化社会行动——这是在最近的战争中的举动——的引人注目的意见分歧,并没有使改革者得到鼓舞,也没有消除过去的偏见。事实上,争论的双方都不无道理。在战争期间组织社会化生产的经验,使得一些目光短浅的观察者,急于在和平的环境中也实行这种做法。毫无疑问,战时社会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的大规模生产,虽然它所提供的这些物资和服务注定要化为乌有,但也仍然算是财富。不过,精力的浪费也是巨大的,而且这种浪费和不计代价的气氛是令任何一个节俭或有远见的人厌恶的。

   最后,尽管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期的政治和道德哲学中是根深蒂固的,但如果不是由于迎合了当时商界的需要和希望,它将很难确保其对公共事务的持久的影响力。我们从前的英雄,伟大的商人们,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西方世界中最精明强干的人,至少有一半热衷于从事商业活动。”在那个时代,很大一部分“较为高明的创造力”被运用在了这方面。我们正是把进步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的活动之上。

   “(马歇尔写道)为了发现通往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各种道路,为了清除大自然设置在每一条道路上的障碍;为了找到他们所希望的能够从大自然的这种对立中谋求较好结果的方法,这一阶层的人们必须不断地变换眼光、更新头脑。这种创造力几乎没有取得过人们的信任,因为肆无忌惮地滥用它是不允许的,它的力量被一种更为强大的意志所驾驭,它的最高荣耀是以如此简洁的手段实现如此伟大的目标,除了经济学家,没有人清楚这种手段到底是什么样的。但经济学家也只能猜测,为什么众多其他的权宜之计——对于草率的观察者来说。这些权宜之计也同样是光芒四射的——被弃置一旁,而独独对它加以青睐?这些商人们就像高明的棋手一样,运用他们的想像力,预测那些对他们所深谋远虑的胜利结局可能造成威胁的种种障碍,并且屡屡拒绝那些高明的建议,因为他们总是自己设计粉碎这些障碍的方法。那些在精神上不负责的人,总是幻想草率的乌托邦方案,他们像那些技艺欠佳、总是鲁莽行事的棋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高明的棋手则在人性的另一个极端上。他们具有强健的精神力量,能够跟自己较劲,周详地考虑到对变双方的落子变化,从而迅速地解决最为困难的棋局。”

这是对那些工业界巨子、杰出的个人主义者们的精彩描述,他们像艺术家那样,在自得其乐的同时也为我们大家提供了服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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