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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 木叶:故事多发的年代

更新时间:2015-03-25 19:18:19
作者: 严歌苓   木叶  

  

我(木叶)曾两度专访作家严歌苓。先是2008 年,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吧,话题关于《小姨多鹤》和《第九个寡妇》等小说,兼及一些生活流转和社会思考。后来,电影《归来》上映,又通过电子邮件做了个书面对话,主要谈《陆犯焉识》改编上的问题,以及她多年来和电影、电影人的相遇。

  

   木叶:《小姨多鹤》里女主角多鹤生孩子时的接生,都是小环帮着完成的。小环这个人物的分量特别重,是中日之间、中国男人张俭和日本女人多鹤之间的一个桥梁。

   严歌苓:对,她有扯皮条的那个感觉(笑)。实际上就像李敬泽写的那样,小说可以叫“母亲小环”的。但是我觉得,小姨多鹤是一个谜,围绕着她,每个人展现了自己的人性,人性在变异,性格在变异,时代也在变异。小姨多鹤实际上是一个大谎言,她不是小姨。

   木叶:她是三个孩子真正的母亲。

   严歌苓:对。对于很多人来讲,她是一个看不清面目的人,而且她是中日战争留下来的一个残局,是两国人民的创伤。

   木叶:小姨多鹤会说的中国话很有限,她的生活一直在被人看、被人议论。

   严歌苓:在小说中,主要是以中国人的视角看小姨多鹤, 这远比多鹤看中国人要多得多。以多鹤的主观视角叙事的部分非常少,因为她是日本人,我不太有把握以她的主观视角观察和叙事。她听得懂中国话,但是她的世界是非常有局限的,她和孩子们在一起是最多的, 但孩子和亲生母亲之间,往往靠超越语言的几乎是动物式的神秘沟通。她和小环的沟通,也是心领神会的时候较多,讲话都不需要太多。而且我去搜集资料,找到的那几个日本老太太,就是当年卖到中国人家当媳妇的,现在还说不好中国话。

   木叶:小环嘴能杀人,内心是非常善良的,但多鹤毕竟是要把她男人“占去”的啊?

   严歌苓:那你千万别忘了,我们是从“妻妾成群”这样一个传统里走出来的,而且女人最大的贤慧,包括她要劝夫纳妾,对吧? 特别是嫁到这家来对这家的子嗣毫无贡献,不能生养在这个家里是站不住的。她是用多鹤来维护住这个生育的机器,维护住这样一个畸形的家庭。

   木叶:等于在借用多鹤生子,延续一个女人的尊严,正好她来自外国。

   严歌苓:这样对她来讲更安全。如果多鹤是一个中国女人,这个是不好办的,都要争了,是吧。

   木叶:嗯。这个故事有原型的,你可能看了很多史料,并去日本或“伪满洲”地带考察了。

   严歌苓:我是二十多年前听一个朋友说的。说他们班有两个同学特别奇怪,是一对双胞胎,穿得挺破,补丁摞补丁,但是洗得特别干净,烫得很平,长得脸特白,眉毛、眼睛特黑,不大跟大家来往。后来就有人发现他们家有一个女的,也不是他妈,身份神秘,他爸爸出门进门,她就帮他穿鞋啊脱鞋啊……他们家是非常干净的。文化大革命后期了,大家发现她是一个日本人。我对这个故事印象特别深。后来调查出来这个日本女人是怎么来的。她是装在口袋里面论斤两被买来的,买她是为了生孩子的。

   木叶:一个朋友讲,小说开篇特别吸引他,因为是一种死,有一种牺牲的精神存在,是日本民族(在战败时体现)的一种精神。但是结尾不像看开篇这么有力量。

   严歌苓:人都走了,就剩一条狗,所有的人其实都比她(小环)活得更幸福、更圆满,对吧?她实际上是一个牺牲者,一个最大的牺牲者。你别看她整天像一个恶婆,实际上她是一个最善良的人。最后所有的人都离开了她,结束在她这样的一个状态,我非常喜欢这个结尾。

   木叶:我的感觉,你产量挺高的,尤其是新世纪这几年以来。

   严歌苓:因为在这之前我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电影编剧,做电影编剧的那些年就有一点儿身不由己。编剧时不能够写,等着导演和制片看你剧本还没提出意见来的这一段时间,我就会写一个短篇或一个中篇。那一段时间我出的中短篇很多,但是没有大段的时间来写。后来我决定不编剧了,我受不了这活儿。

   木叶:现在还在编啊? 是不是有一点儿矛盾?

   严歌苓:我没有编啊。陈凯歌的那个戏前年就编完了。

   木叶:编剧这事后边再说,咱先谈小说。《七个战士和一个零》、《金陵十三钗》、《第九个寡妇》……你现在离我们比较远,特别想向读者介绍哪几部作品呢?

   严歌苓:我觉得我有三个阶段,出国之前我有三部长篇,其中有一部我非常喜欢,叫《雌性的草地》。出国以后也有一些代表作,比如说《扶桑》和《人寰》,比如说《少女小渔》和《天浴》,这都是拍了电影也都得了大奖的。这是第二个阶段,主要写移民的,华人在海外的生活。我离开美国到非洲生活了两年,海外华人的生活离我远去。那时候我跟中国和美国都离得很远,而且我有大量的时间,没有电影创造的干扰,也没有中国和美国文学市场上来的干扰,我就想,自己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应该写这一辈子最有热望要写的东西,那就像《第九个寡妇》这样的书。这样的书我并不知道它可以发表,因为它从政治上面来说是很尖锐的。我就对自己说,你在非洲,你可以不去想那些,因为你离得很远,只要写得痛快就行,你考虑不了这本书会不会发表、出版。

   木叶:发表时遇到过什么吗?

   严歌苓: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木叶:我觉得《第九个寡妇》有一点儿快乐和幽默,也许会抵消它的尖锐性。

   严歌苓:现在因为年纪大了,成熟了,很多事情我已经不像在美国的那个阶段,就是非常非常沉重地来写。我觉得人到成熟,很多事情可以打趣着写。特别是我到农村生活了一段儿,在河南农村,我发现农村人讲话讲到好笑的时候,还是学问挺深的。一些人逗嘴非常好玩,非常有意思,你光听,听不出什么,其实他们在拐弯抹角地骂人。骂人也好,逗乐也好,都是挺有意思的。

   木叶:不是当初在婚姻之内的时候去老家的?

   严歌苓:不是。但是那时我在李准家里,他们的全家,以及他们家乡下来的亲戚,我就听到他们讲话。也常常听到李准跟他太太讲话,讲他们当年在农村的生活和年轻时代和小时候的生活,讲他们的爷爷奶奶,我觉得很生动很生动。所以我不能忘怀。因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出生的,我的爷爷是一个很大的学者,家里就听不到那样生动的语言。说我父亲家五代书香是绝对不夸张的,上面还是不是书香门第我就不知道了。

   木叶:其实像你这个年龄的,有这种家传的作家不是特别多。比如说王安忆老师可以说是,像贾平凹、莫言、阎连科、余华,都没有。

   严歌苓:但是我很羡慕他们有生活,就是,不是在书斋里面长大的。我们为什么接近文学? 是因为我们家里是有“图书馆”,大量的藏书。这就相当于读万卷书。不能说万卷,至少是读了一些书,但还没有非常厚的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生活经历给你的生动语言。在我看生活经历比读书还要有用。什么时候一个人停止对生活感兴趣,他的写作生涯也就快结束了。

  

   木叶:很多人研究三四十年代中国作家的时候,发现当时那么多中国作家大都是穷出身,苦孩子,好像只有张爱玲可以说是真正“贵族”血统的。她在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写那种浮华的东西,还能够入木三分。所以我就在想家世的影响,就说严女士自己吧,我看到你很多小说讲农村讲文革,好像没有真正讲出生地上海是如何如何的。

   严歌苓:我也想写上海,但是最最想写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们对中国这五十年、六十年得有个说法,有个交待。事情都没有讲透,这些故事总得有人写吧。

   木叶:什么没有讲透呢?

   严歌苓:就是这些政治上的东西。五六十年代是全世界各种“主义”的大搏斗最激烈的时期,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大搏斗时期。意识形态的冲突在人性上的反映,就会形成形形色色的故事。大的文学作品一定伴随宗教上的思考,伴随着形而上的表白,也就是意识形态。

   木叶:文革、反右……

   严歌苓:对啊,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呀,对吧? 我总得要追问下去的。我亲历的很有限,十二岁就当兵了,一些事情不是很清楚的。那些时代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对我刺激非常大,刺激我思考,也刺激我的想象力。不知道别的作家怎么想,至少我自己对这段历史有这样一种渴望,去书写它。

   木叶:全世界都极少有这样的国度,比如说捷克那么小的一个国家,能出现米兰·昆德拉。还有一个叫诺曼·马内阿的,罗马尼亚的。某些人认为他比……

   严歌苓:比米兰·昆德拉要好?

   木叶:据说是还纯粹吧。其实我们接触到的信息不一定有你在国外多,有一些东西被屏蔽掉了。自己是不是觉得有很多东西没有人讲过?

   严歌苓:我觉得是。其实我们占有的文学原材料是相当相当丰富的,所谓故事多发的年代,全世界的作家都应该很羡慕中国作家这一点。

   木叶:但写起来就发现很难真正出一个很棒的文本?

   严歌苓:这跟很多因素有关,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一会儿这个不让提了、一会儿那个不让提了。有很多你不可以随便写的。

   木叶:以前的“文字狱”,可能比现在还要残酷,但是它能够出现一个《红楼梦》。

   严歌苓:可它也是“假语村言”啊,也写得云山雾罩的。

   木叶:现在连一个云遮雾罩的大作品也没有出现。

   严歌苓:我觉得很多作家在企图写,很多作家都有这样的努力,都在做这样的准备。

   木叶:文革是一个大时段,产生了一些文本,像《动物凶猛》,王朔的。王安忆也写过一个《启蒙时代》,诗人韩东写有《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这些文本关注没有?

   严歌苓:《动物凶猛》看过。王安忆的看过,韩东的没有。

   木叶:到目前为止觉得写文革的小说,没有特别让自己激动的?

   严歌苓:对。我看过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但是小说没看。那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木叶:对,这是一个独特的角度,不是很共性的,写的是孩子,是北京军区大院的青少年。你的作品我没有看很多,我看的几部作品好像都和军事、战争有关。

   严歌苓: 《第九个寡妇》有一点儿战争,是吧?

   木叶:短篇里面也有,最典型的是《金陵十三钗》,把那样的女人推到前沿去,够狠的。

   严歌苓:(笑)《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这都是我多年来想写的作品。我一直想找一个安静的环境,没有七七八八的事,比如说人家让我写电影剧本也好,让我写电视剧也好,我是一个很难说“不”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情面难却。说良心话,我的生活不缺那点儿钱,多这点儿钱和少这点儿钱对我的生活本质是不改变的。我已经想透了,我能要多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如果我有很宁静的环境,我就是要写自己最渴望写的东西,写起来非常幸福,像这两部作品都是,后面还有好几部大的作品都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写的。嗯,现在我觉得从技术上的准备、阅历上的准备,人的成熟程度,都好像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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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chen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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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文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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