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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晓勤:二十世纪敦煌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15-03-23 08:47:46
作者: 杜晓勤 (进入专栏)  
代表了学界对敦煌文学的传统看法。颜廷亮主编的两部著作则充分吸收了周绍良《敦煌文学刍议》一文中的观点,打破了数十年来对敦煌文学概念的狭隘理解,把敦煌遗书中的俗文学作品和非俗文学作品均归入敦煌文学,从而大大扩展了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书中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分类、作者队伍、思想内容、艺术风貌和历史贡献等重要问题,也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见解,作出了新的结论。

   八十年代以后,敦煌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还体现在学术研究结构、敦煌文学研究专业刊物的纷纷涌现,和国内学术活动的频繁、国际学术交流的加强等方面。1982年7、8月间,在甘肃兰州和敦煌两地举行敦煌文学座谈会,这是开始敦煌学研究以来,国内敦煌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首次盛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进一步把我国敦煌文学研究工作搞上去。是年9月,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室主办的《敦煌文学研究通讯》(后于1985年1月易名《敦煌语言文学通讯》)创刊,这标志着我国有了一个专门刊载敦煌文学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1983年8月15日至22日,酝酿已久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隆重举行。语言文学小组近30名代表,还进行了小组活动。会上,语言文学小组的代表们普遍认为,为了促进敦煌语言文学研究的新发展,有必要成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会,并在兰州建立中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1984年10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在杭州宣告成立,会址分设于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和甘肃省兰州市甘肃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这标志着我国敦煌语言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1年以后,会名改为“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到1996年为止,学会在杭州、乌鲁木齐、酒泉、天水、北京、兰州、银川、成都等地共举行敦煌语言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八次。

第二节敦煌变文的整理与研究

   敦煌变文研究是起步最早、取得成果也最大的敦煌学研究领域之一。从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今,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学界无论是在对敦煌变文这一文学类别的讨论和认识上,还是在对它的整理、汇辑和研究方面,都有了相当大的进展。

   一、关于敦煌“变文”的讨论

   关于“变文”名称的讨论由于敦煌卷子中的大量讲唱文学写本的原卷大都残破太多,加上题名不一,所以人们对它们有一个认识过程。

   本世纪较早著文对敦煌变文进行研讨的学者是王国维,他在以“静庵”的笔名发表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一文中用“通俗小说”来指称之。1924年,罗振玉编《敦煌零拾》,则将《降魔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欢喜国王缘》等统统称为“佛曲”,这是人们对变文最早的一种称呼。稍后,徐嘉瑞的《敦煌发现佛曲俗文时代之推定》和郑振铎的《佛曲叙录》都采用了“佛曲”这种称呼。

   但是,到二十年代末,学者们已经相继感到“佛曲”这个名称并不符合变文的内容。于是,向达在《论唐代佛曲》中指出“敦煌发现的俗文之类而为罗振玉所称为佛曲者,与唐代的佛曲,完全是两种东西”,但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名称。首次将之称为“变文”的学者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说:“这种俗文虽可说是佛曲的起源,却并不是佛曲;’变文‘之体,似更近于佛曲,所以我们应该更正确的名之曰’俗文‘,曰’变文‘。”这个称呼逐渐为学界所承认。后来虽然还不时有人指出用“变文”统称敦煌发现的说唱文学作品并不太合适,但是人们还是习惯称之为“变文”。

   由于“变文”这个名称基本上已为学界所公认,于是人们又开始对何谓“变文”,即“变”的字义进行讨论。

   最早对“变文”之名及其“变”字进行解释的学者还是郑振铎。他在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卷中古文学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中说:“原来’变文‘的意思,和’演义‘是差不多的。就是说,把古典的故事,重新再说一番,变化一番,使人容易明白。正如流行于同时的’变相‘一样,那也是以’相‘或’图画‘来表现经典的故事以感动群众的。”他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又说:“像’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

   ’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之故事了。”

   到四十年代,学界又出现不同的看法。如1943年,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原为“民间流行说唱体”,而为佛教俗讲所借用。

   几乎与向达此文同时,傅芸子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变者乃佛的’说法神变‘(佛有三种神变,见《大宝积经》八十六)之义。唐五代间,佛教宣传小乘,有两种方式,即变相图与变文,均刺取经典中的神变作为题材,一为绘画的,一为文辞的,即以绘画为空间的表现者为变相图,以口语或文辞为时间的展开者为变文是也。”

   在向达文发表后不久,周一良又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在《读〈唐代俗讲考〉》中指出:“我觉得变文之变,与变歌之变没有关系。变文者,’变相之文‘也。......我觉得这个变字似非中华固有,当是翻译梵语。我疑心’变‘字的原语,也许就是citra。(此字有彩绘之意。)”

   紧接着,关德栋有提出新的解释和论证:“我以为与其说’变‘字的原语是citra,不如说’变‘字的原语是mandala较为得宜。”他在《略说“变”字的来源》还进一步指出:“我觉得’变相‘’变文‘的’变‘字的来源是这样:(一)’变文‘的’变‘字就是’变相‘的’变‘字;(二)’变相‘的渊源是’曼荼罗‘;(三)’变相‘的’变‘字就是翻译梵语mandala一字的略语。”

   五十年代,孙楷第在《中国短篇白话小说的发展与艺术上的特点》中则对傅芸子观点作进一步的申述,他认为:“’变‘当非常解释。......歌咏奇异事的本子,就叫作’变文‘。”他在《读变文•变文之解》还对“变文”之“变”作了进一步的考释:“按变即神通变化之变。......以图像考之,释道二家,凡绘仙佛像及净重变异之事者,谓之变相。......其以变标立名目与’变文‘正同,盖人物事迹以文字描写则谓之’变相‘,省称亦曰’变‘,其义一也。然则变文得名,当由于其文述萨佛诸菩神变及经中所载变异之事。”

   六十年代,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一文进一步阐述了“变文”之得名与“变相”之关系:“变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认为和佛家所谓的变相有关系。变文就是变相的说明文字。......变文与变相相配合,......’看言‘眼看变相,耳听变文,自得相映成趣之乐。”这个观点,在当时国内学界反响不大,却得到了日本学者金冈照光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三十年来研究的最新成就”。

   八十年代,白化文的《什么是变文?》对“变文”与“变相”有关的观点作了更为详细的考辨,他根据现存敦煌写卷中种种“变文”与“变相”相辅相成的迹象,逐步推论出:变文作为一种文字,和另一种叫作变相的图画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相辅而行。

   虽然学界对“变文”和“变”字的字义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但是直至现在尚未形成一种为学界普遍认可的看法。

   关于“变文” 来源的讨论关于“变文”这种文体的来源,本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学者都倾向认为是外来的。如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指出,“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的文籍里来找到”,“印度的文籍,很早的便已使用到韵文散文合组的文体”。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和徐调孚的《中国文学名著讲话》也都持类似的看法。关德栋在《谈〈变文〉》和《略说“变”字的来源》两文中均努力从印度文学中寻找“变文”的来源。他在前文中明确指出:“印度文学有一种最特别的体裁,就是在散文记叙之后往往缀以韵文的偈颂Gāthā(佛经中常译作:讽颂、伽他、伽陀、或偈),重说一遍。......这种体裁输入中国以后,在中国文学上却发生了不小的意外影响。象唐五代产生的’变文‘,便是这种印度文学形式中得来的。”

   当时也有人认为,“变文”这一文体是中国本来就有的。如向达在《唐代俗讲考》中就认为,变文的来源“当于南朝清商曲旧乐中求之”,或即“变歌之一类”。但这种看法,当时响应者寥寥。

   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王庆菽《试谈“变文”的产生和影响》一文发表之后,变文出于中国本土说才开始为学界所关注。王氏认为:“变文是唐代民间创作的一种新文体,它的体裁是有说有唱的。”“因为中国文体原来已有铺采摛文、体物叙事的汉赋,也有乐府民歌的叙事诗,用散文和韵文来叙事都具有很稳固的基础。......所以我认为’变文‘是当时民间采取俗讲的方法来说当时民间传说故事的一种话本;而俗讲也可能采用当时民间形式的歌曲和说话方式,以求引人入胜的。”

   此后,王重民作《敦煌变文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变文”这一文体在中国本土的渊源,他十分明确地说:“变文的起源没有直接受到、或在体裁上竟完全没有受到印度文学的影响。”他通过对“变文”三个组成部分尤其是对第三部分――唱词的构成的分析,得出结论:“变文的产生,是汲取了古代民间文学各种创造体裁的结晶,而发展成为更艺术,更美丽,更善于表达歌唱自己思想的工具。”同时,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也指出:“变文这种新文体可以说古已有之”,“变文是在我国民族固有的赋和诗歌骈文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这种文体为佛教徒所垄断,改造成为讲唱经文。”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对于“变文”这一文体的来源究竟是印度文学还是中国本土文学仍然莫衷一是,甚至在1985年8月的“一九八五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术讨论会”上文学组的学者们还对这一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美国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教授梅维恒(Victor H . Mair)罗列了梵文中所有的“变”,说“变文”来自印度;兰州大学牛龙菲则罗列了所有汉文古籍中的“变”,说变文来自中国,双方争执不下,而且相约会后继续讨论。

关于敦煌变文体制和分类的讨论最早对敦煌变文体制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郑振铎。他在《敦煌的俗文学》中论述了敦煌“变文”与“俗文”在体制特征上的分野,他说:“二者虽同以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然而组配的性质却完全不同。”第一,“俗文”是解释经典的,先引原来经文,后再加以演释。即将艰深不为“俗人”所懂得的经文,再加以通俗的演释,使人人都能明白知晓;变文则是采取古来相传的一则故事,拿时人所闻的新式文体――诗与散文合组而成的文体――而重新加以敷演,使之变文通俗易解,故谓之“变文”。第二,在文字上,“变文”与“俗文”便有了很大的差异,“俗文”是以经文为纲,先列原来经文,然后再将经文敷演为散文与诗句的。全部散文与诗句便是“笺释”,便是“演文”。至于“变文”,则其全部的散文与诗句皆相生相切,映合成篇,既无一段提纲的文字,又不是屡屡复述前文的。他们是整篇的记载、纯全的篇章,其所取的故事并不是仅仅加以敷演,而是随意的用他们为题材的。“总之,’俗文‘不能离了经典而独立,他们是演经的,是释经的,’变文‘则与所叙述的故事的原来来源并不发生如何的关系;他们不过活用相传的故事,以抒写作者自己的情致而已。”他后来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对“变文”的韵式、篇章结构及分类进行了更细入的研究。如他将变文的韵式归为两类:一类是七言式,其中夹杂着“三言”为其变式;第二类是六言式、五言式,这是罕见的。他将变文的篇章结构也归为两类:第一类,将散文部分仅作为讲述之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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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二十世纪隋唐五代文学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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