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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回忆殷海光

更新时间:2015-03-21 13:19:56
作者: 李敖  
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台湾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五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部总政治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名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名事,参照文星被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升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升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

  

   王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这是美化王升的说法。事实上,王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曹敏,还不如王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任何正式学校。他在一九二六年混迹北伐队伍中,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离开大陆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来台湾,一九五二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升,自此扶摇直上,伊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原等从曹敏这根线上攀王升,完成“文武合一”的挂钩,这种人是什么水准,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签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电影手法的“远景”,因为这一甄别“忠”与“不忠”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对殷海光个人的文字围剿和台大出局,却是电影手法中的“特写”、“大特写”。受害人首当其冲者,则是殷海光。殷海光说国民党迫害他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闭的方式,不易观察到”,确是事实。当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围剿,却不知道骨子里胡秋原等的勾结国民党大头,动用官方的特务政工力量,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细节。如今殷海光墓草久宿、王升垂垂已老,年过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贞分子、反共大将一飞而直上北京矣!人世变化之奇、政海波橘之异,反反复复,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离开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调虎离山,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殷海光很困惑,特来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

  

   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十五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蔽而食之’,但他们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蔽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蔽,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殷太太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于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难尚不大严重。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给他满好的待遇;《自由中国》以后,我自文星给他大力的支援。费正清到台湾的时候,约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后来在南港请殷海光同我吃饭。因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国有学术机构帮助他,我侧面问费正清可否设法,费正清说,他已对殷海光有帮助。这事我颇不快,我向黄三抱怨说:“老殷的为人我实在要骂他,他拿了费正清的研究费,却对我们不吭气,害得我们还拼命替他设法,这算什么!”,我虽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对他的为人,却总是以看一个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的眼光来给他定位。他并非全无心机与权术,但这种心机与权术,总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终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对他的蚊龙气质与文字上的才华很佩服,并且为了散布并延续这种气质和才华,尽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虽然我称殷海光做“老师”,但他清楚知道我没选过他的课,“老师”对他是尊称,是名不副实的。因此他对我,也是一种师友之情,算得上是“尊而不亲”。我的一些小朋友,像陈平景、像黄三,倒比我跟他面见得多。他跟陈平景后来为了钱有不愉快,一天早上,他特别到我家,要我用我对陈平景的影响力,收回由他口述由陈平景笔录的自传。我有点怪他不该为了点小钱否定陈平景,但我还是把陈平景说了一顿,要他交出自传。后来经我劝说,两人又言归于好。我虽然与殷海光交往不密,但每有重要情况发生,他总找到我,也特别尊重我的判断,胡虚一被捕以后,殷海光家门口被治安机关站了哨,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要若无其事,但是学生们该少来,免得连累他们,使他们以后有记录在身,万劫不复。他认为很对,就在门上贴了不见学生的条子。殷海光进行离开台湾,也找到我,我为他奔走了一阵。不幸的是,殷海光一直到死,都没被准许离开这个岛。为了他出境的事,有一次我对他说:“国民党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中华文化里有一种‘流刑’,他们倒真该复兴。如果复兴了这种放逐之刑,你和我就都可走了。”他听了苦笑。我想,他后来希望死后面对太平洋水葬,与于右任死后面对大陆土葬,正好是一个对比。

  

   古人放逐别人,要宣布“不与同中国”,殷海光想面对太平洋水葬,除了表示他心胸的浩瀚以外,大概也有甘愿“不与同中国”的远托异国之悲吧?

  

   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在美而廉碰到殷海光,感到他的气色很差。本来对他的健康,我没有注意,因为这是殷太太的事。殷太太那么贤慧,照料殷海光的健康,当然不在话下。

  

   但这次见面,使我感到有点不对劲,我把陈平景找来,侧面问他,他说殷海光有胃病。我问医生怎么说?他说没找医生。

  

   我把他骂了一顿,我说有病怎么不找医生、他说殷海光不肯,殷太太也不肯,殷海光还说除非去贵族医院,他不要在公立医院应诊。我又把他骂了一顿,怪他没有好好照顾殷先生。他说他们夫妻都不肯,他也没办法,“除非你敖哥逼他们。”我说就这么办,我去逼他们。四月十四日深夜,我写了一封信给殷海光,埋怨:“没想到你竟对你的身体这样不科学!”我告诉他我已替他办好贵族医院的门诊,一定得去。“你治胃病的一切费用,由我承担。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所以我愿意‘请客’,以我们的关系和了解,你自然不可推辞。”就这样的,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日,我把殷海光推到台湾最有名的胃科大夫李承泌面前。李大夫对我说:“我佩服殷先生,也佩服你李先生,李先生郑重托我,我自然尽力。”他为殷海光做了彻底的检查,检查期间有说有笑。

  

   然后对我使了一个眼色,就走出去了。我跟殷海光聊了一阵,借故出来,李大夫拉我到一边,满脸严肃他说:“百分之百的胃癌!百分之百的胃癌!怎么拖到现在才来看医生?”我问他:

  

   “能拖多久?”他说:“这次若不来看病,几个月里就没救了。”

  

   我问:“现在有救吗?”他说得开刀才知道,现在就立刻办住院手续。于是,殷海光立刻被“当场收押”,我把他安排进病房,把同来的孟绝子、陈平景都支使出去,房里只剩他和我。

  

   我先说了些轻松的,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斯人也,不可有斯疾也!你这位忧郁哲学家啊!竟得了胃癌。罗素要听说你得了这种不哲学的病,他会笑死了。现在决定开刀抢救,你应该准备在开刀以后,好好把你要说的,都说出来,我相信那是一部有价值的书,你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我本来不该告诉你,但我一想,你看了这么多书,若连生死都看不破,那书也白看了。所以我决定告诉你,使你有所准备,免得做错了安排,浪费了时间。”殷海光听了我的话,很镇定,也很从容。他感谢我以强者对强者的态度对待他,他说一切就照我说的办。我走出病房,叫陈平景去陪他。陈平景后来说:殷海光一见到他,就哭了。殷海光在强者李敖面前不得不示强,但李敖一走,他就垮了。这时候有一个插曲,不可不记。陈平景在医院跑来跑去的时候,忽然见到党外人士高玉树从汽车下来。高玉树当选市长那天晚上,殷海光正在家里请我吃饭,饭后我们一起到中华路高玉树竞选总部前看人山人海,也看军警云集。高玉树当选了,殷海光很兴奋,当晚我请他和何秀煌一起到中央酒店看洋妞跳半脱不脱之舞,殷海光和何秀煌两个书呆,那天晚上也颇有好色而不好德的表现。高玉树他们搞新党的时候,与殷海光走动颇勤,所以这次从汽车下来,陈平景第一反应就是:“高玉树来看殷老师了!”他匆匆跑来告诉我,我说:“不会吧,政治是最现实的,高玉树不会知道殷海光生病,知道也不会来。他到医院,一定是看别的达官贵人的。”看来一查,果然国民党大员陈建中出了车祸,就便住进贵族医院,高玉树玉树临风,原来如此!

  

王晓波在《悼念我的老师殷海光先生》中说:“一九六七年上半年,殷先生就患了胃癌绝症,是郑华志陪他到宏恩医院检查出来的。”王晓波全弄错了,不但郑华志没陪他到这贵族医院,反倒在我安排开刀时,郑华志等才出现。郑华志正在台大念医学院,学到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向李大夫很不客气的质问,好像李大夫有什么错似的。李大夫是名医,也有修养,他不厌其烦地向郑华志讲解理论与实际,但郑华志仍纠缠不休。我很生气,大骂郑华志一顿。我说既然到这个医院来,就要尊敬并信任人家医生,怎么可以这样不懂事!如果你们爱护殷海光,在我把殷海光送到这里来以前,你们他妈的在哪里?郑华志等被骂以后,悻悻离去,在外宣称这个医院不行,还是到他们台大医院去开刀才“安全”。殷海光知道自己还是台大教授,在台大医院开刀可以减轻我的负担,既然在那边开刀“安全”,也乐意去。于是在四月二十五日,转到台大医院。五月一日开刀,把胃割掉三分之二。台大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活一年。我写了一封信给李大夫,为我无法有始有终的请他为殷海光治病和郑华志等的无礼表示抱歉,然后就赶忙轧头寸来付医药费。我四月十四日给殷海光信中所说的“我最近为香港一家出版社帮忙,有一笔小收入”的话,其实是骗他的,我不愿他知道我的经济困窘而不安。事实上,我当时已被官方完全封锁,很难靠出版社维生。我的维生之业,其实是做旧电器买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黎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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