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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珍华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与《河岳英灵集》

更新时间:2015-03-10 10:13:38
作者: 李珍华   傅璇琮 (进入专栏)  
似所选并非全篇,像《芳林要览》那样,都是摘抄佳句。《玉海》卷五四载《瑶山玉彩》一书的编撰:“龙朔元年,命宾客许敬宗、右庶子许圉师、中书侍郎上官仪、中书舍人杨思俭,郎文思殿,采摘古人文章英词丽句,以类相从,号《瑶山玉彩》,凡五百篇。”可见采摘古今诗文中的“英词丽句”,乃是当时的风气,也是继《艺文类聚》而来的把诗歌创作看成事类堆砌的一种作法。闻一多《类书与诗》(载《唐诗杂论》中)曾列举唐初五十年间大量编修类书的情况,说:“假如选出五种书,把它们排成下面这样的次第:《文选往》,《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初唐某家的诗集,我们便看出一首初唐诗在构成程序中的几个阶段。”因此他曾形象地比喻说:“唐初五十年间的类书是较粗糙的诗,他们的诗是较精密的类书。”

   元兢(思敬)所参预编修的《芳林要览》也就是这样的把诗歌的创作与类书的编纂结合起来的工作,而归结点则是在追求词藻的雕饰。《芳林要览》的修纂者有上官仪,而《古今诗人秀句》在店人的终点又是上官仪,就一司一见元兢的审美追求是怎样反映高宗前期的文学环境-一一那正是“四杰”已经童上诗坛、陈子昂还未出场,上官仪的绮靡错媚的诗风正弥漫于一时的文苑。杨炯《王勃集序》曾对那一时期上官体文风作过描画:

   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徽,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构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文苑英华,卷六九九)

   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的是,元兢序中称他选诗的宗旨是:“以情绪为先,其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元兢这里提到选诗以情绪为先,虽然他没有具体阐述这个“情绪”究竟是什么,但终究接触到了诗歌创作的一些本质方面的东西。我们知道,陆机《文赋》是很重视情对于文学、特别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作用的,他在论述诗、赋、碑、诔、铭、箴、颂、论等文体时,特别是提出“诗缘情而绮靡”;在论到创作过程时,讲到感兴,也即是创作灵感、想象问题说:“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遊万仞。其致也,情瞳眬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指出在创作过程中,物象的清晰,是与作者主观情绪越来越鲜明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当兴会过去时,则先是“六情底滞,志往神留”,于是就“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元兢没有象陆机那样作细致的分析,但他概括地提出“以情绪为先”,并说“其直置为本”,虽然还失之笼统,但这与当时一味追求藻饰、失去真情的台阁体诗巳有所区别。而且他还提出“质气”这一概念,这也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他仍然把“质气”放在辅助的地位(“助之以质气”),这比起当时王勃所要求的“气凌云汉,字挟风霜”(王勃《平台秘略赞·艺文》)和“思飞情逸”、“兴洽神清”(《山亭思友人序》)的诗风来,不免稍逊,比起后来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明确提出的“兴象”、“气骨”等概念来,就更有一段距离。但我们由此也可看出唐代诗选家渐进的痕迹。

   这里我们连类而及地介绍一下李康成的《玉台后集》,因为据《唐音癸签》,《玉台后集》也是“唐人选唐诗,其合前代选者”的一种,虽然编选者李康成的时代已晚,与殷璠同时,都是天宝时人。

   《新唐书·艺文志》丁部集录载李康《玉台后集》十卷,无“成”字,对其生平一无说明。后世有关李康成的记载,都是根据南宋刘克庄的《后村诗话》。《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七《诗话续集》:

   郑左司子敬家有《玉台后集》,天宝间李康成所选,自陈后主、隋炀帝、江总、庾信、沈、宋、王、杨、卢、骆而下二百九人,诗六百七十首,汇为十卷,与前集等,皆徐陵所遗落者,往往其时诸人之集尚存。今不能悉录,姑摘其可存者于后。……天宝间大诗人如李、杜、高适、岑参辈迭出,康成同时,乃不为世所称,若非子敬家偶存此篇,则诗多佳句失传矣。中间自载其诗八首。……

   在此之前,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下也著录《玉台后集》十卷,谓“唐李康成采梁肖子范迄唐张赴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以续陵编”。则南宋时其书尚存,恐明以后亡佚。晁《志》谓所采为“乐府歌诗”,今检刘克庄所引诗有祖咏《愁怨》,《全唐诗》卷一三一祖敲诗题作《别怨》,为五言四句:“送别到中流,秋船倚渡头;相看尚不远,未可即回舟”。又如张继《望归舟》:“暮暮望归客,依依江上船,潮落犹有信,去楫未知旋”。今《全唐诗》张继名下未收。崔国辅《采莲》:“玉淑花红发,金塘水碧流!相逢畏相失,并著采莲舟”,见《全唐诗》卷一一九崔国辅诗,题《采莲曲》。刘克庄在诗话中并记载李康成自作之诗,说“中间自载其诗八首,如‘自君之出矣,弦吹绝无声,思君如百草,撩乱逐春生’似六朝人语。”由这些记载看来,李康成似有意在徐陵的《玉台新咏》之后,编一部梁至唐天宝年间文人仿作的乐府民歌诗[6],但都为五言四句,系仿南朝子夜歌体式。从其所选及自作的一些诗句看来,都还不失情趣,因篇帙散失,无从窥其全豹,也无从明了其选录宗旨。但可看出唐代一些诗人向六朝民歌学习的情况,所选均为五言,这与《河岳英灵集》所选也以五言为主一样,似可见出一定的时代风尚。

   《正声集》是唐人选本朝诗的第一部,唐朝中后期的选家对它评价很高。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的序中称许它说:“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高仲武把《正声集》推崇为前此诗选之冠,未必确当,还是顾陶《唐诗类选序》(《文苑英华》卷七一四,《全唐文》卷七六五)较为公允,序中将它与《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南薰集》并列:“虽前贤纂录不少,殊途同归,《英灵》、《间气》、《正声》、《南薰》之类,朗照之下,罕有孑遗,而取舍之时,能无少误。”顾陶对这四种书的取舍虽无意见,但仍是把它们视为在此之前唐人选唐诗的代表著作。

   《正声集》三卷,《新唐书·艺文志》(丁部集录)记载为孙季良撰。《旧唐书》卷一八九下《儒学传》下《尹知章传》后附载孙季良事:“孙季良者,河南偃师人也,一名翌。开元中为左拾遗,集贤院直学士。撰《正声诗集》三卷行于代。”孙季良之所以附于《尹知章传》之后,是因为他是尹知章的学生,尹知章是当时的一位著名儒家经师,中书令张说于睿宗初曾推荐他“有古人之风,足以坐镇雅俗”,授礼部员外郎,转国子博士,“后秘书监马怀素奏引知章就秘书省与学者刊定经史”。开元六年(718)卒,“所注《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颇行于世”。可见是出入儒道、不拘一格的学者。知章卒后,“门人孙季良等立碑于东都国子监之门外,以颂其德”。

   《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乙部史录职官类载《唐六典》云:“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日理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煛、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六典》于开元二十六年(738)修成。又《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类书类载《初学记》的纂修:“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季良等分撰。”《六典》和《初学记》是开元时纂修的两部大书,一是政典,一是文艺性类书。孙季良先后参加编书工作,具体情况虽不得其详,但也可见他是一位博达之士。《旧唐书》说他曾任集贤院直学士,而集贤院是开元中期张说主持下集文学、经学之士的著名学术机构,与贞观时期的唐太宗文学馆先后辉映。

   《全唐诗》卷一一三载孙秀良诗一首,但《全唐诗》作孙翃、翃应是翊(即翌)之形误。诗题作《奉酬张洪州九龄江上见赠》。《全唐诗》实本《唐诗纪事》,其书卷二二有“孙翃”条:“张曲江在洪州,有《郡南江上别孙侍御》诗云:‘云障天涯尽,川途海县穷。何言此地僻,忽与故人同。身负邦君弩,情行御史??。王程我安驻,离思逐秋风。’翃时以监察御史奉使洪州,酬云:‘受命议封疆,逢君收豫章。于焉审虞芮,复尔共舟航。怅别秋阴尽,怀归客思长。江皋枉离赠,持此慰他乡。’按这两首诗也见于四部丛刊影印明成化本《曲江张先生文集》卷四,前诗题作《郡江南上别孙侍郎》,“侍郎”当依《唐诗纪事》作“侍御”。此诗之后题为《奉酬洪州江上见赠监察御史孙翃》。这里的“奉酬洪州江上见赠”当是诗题,而“监察御史孙翃”当是署名。唐集中往往附他人酬赠之作,并署官衔、姓名,后世不察,抄刻时与诗题连书,因而致误。《曲江张先生文集》末曾附录浩命,有开元十五年三月十三日《授洪州刺史制》,开元十八年七月三日《转授桂州刺史兼岭南按察使制》。张、孙诗中有“离思逐秋风”、“怅别秋阴尽”句,当作于开元十五年至十七年间。《六典》修成于开元二十六年,此后即未见孙季良事迹的记载,他当是开元时期的人。

   《正声集》已佚,无从知其详情。《唐音癸签》卷三十一记唐人选初唐诗者三家,《正声集》是第一家。又《大唐新语》卷八“文章”门载刘希夷事,谓:“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刘希夷是初唐诗发展中的一个重要人物,闻一多《宫休诗的自赎》(载《唐诗杂论》)论述初唐诗在扬民弃宫体诗风的过程中,由卢、骆到张若虚,怎样一步步地将男女之间的感情净化,在这种发展中,刘希夷起了重要作用。他的“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与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同是初唐八十年间歌行体的杰作。另外,唐趋澹于中唐时为陈子昂作《旌德之碑》,说陈子昂“有诗十首入《正声》(《陈子昂集》附录)。陈子昂诗的风格与刘希夷不同,但都同样选入《正声集》,可见孙翌是力图反映初唐诗的全貌的,因而为后来的诗选家所推重。

   因此我们可以说,孙翌编《正声集》,第一个把唐代诗歌作为独立的发展阶段,而不是以前的一些选本那样把初唐诗附丽于六朝之后,透是一个大功绩。在这之后,《奇章集》(“录李林甫至崔提百余家诗奇警者”[7])、《搜玉集》(“自四杰至沈、宋三十七人,诗六十三篇”)相继编出,皆以初唐断代,这都标明开元时人文学观念有异于他们的前辈,他们已经有眼光与魄力把本朝八十年间的诗歌与唐以前相并立,显示出开元前期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的趋向成熟。

   在这之后,就是略早于殷璠的芮挺章《国秀集》。胡震亨将《国秀集》列为“合选初盛唐”,说“所载李峤、沈、宋、迄祖詠、严维九十人诗二百二十篇,三卷。楼颖序称其谴谪芜秽,登纳菁英,成一家之言”。这是根据今存《国秀集》前的一篇序的。其实这篇序中明确说明所选诗作乃“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应当说是盛唐诗。序中叙述编选缘起时说:

   近秘书监陈公、国子司业苏公尝从容谓芮侯曰:“风雅之后,数千载间,词人才子,礼乐大坏,讽者溺于所誉,志者乖其所之,务以声折为宏壮,势奔为清逸,比蒿视者之目,聒听者之耳,可为长太息也。运属皇家,否终复泰,优游阙里,唯闻子夏之言;惆怅河梁,独见少卿之作。及源流浸广,风云极致,虽发词遣句,未协风骚,而披林撷秀,揭厉良多。自开元以来,维天宝三载,谴谪芜秽,登纳菁英,可被管弦者都为一集。”芮侯即探书禹穴,求珠赤水,取太冲之清词,无嫌近溷:得兴公之佳句,宁止掷金。道苟可得,不弃于厮养;事非适理,何贵于膏粱”。

这篇序言未署姓名,‘而称编者为芮侯。最早以此序属之楼颖者,为宋人曾彦和,现存《国秀集》后有宋“大观戊子”龙溪曾彦和跋,说:“《国秀集》三卷,唐人诗总二百二十篇,天宝三载国子生芮挺章撰,楼颖序之”。大观为宋徽宗年号(1107一1110)可能曾彦和于北末宋所看到的本子,其序有楼颖署名,并载苗挺章为国子生的。今存《国秀集》前目录,于所选诗人姓名上各载其官职,未有官职者注明其身份,如处士、进士等。楼颖、芮挺章各冠以“进士”,按唐代科举习称,这是巳被贡举但尚未登第的举子(已登进;:第的称“前进士”)。国子生即是在国子监所属如太学、国子学、四门学等就读以备应试的士子,因此也可称进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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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韵文学刊》1988年第Z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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