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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星:中美浪漫主义精神的异同比较

————论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对当代中国文人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5-03-08 16:16:46
作者: 樊星 (进入专栏)  
带上望远镜,在离楼群不远的田地里,一边散步,一边观察树上的鸟儿和地里的庄稼。有时,也能看到早起觅食的野兔"(20)。"他吃素食,粗茶淡饭,朋友也不多"(21)。"每逢假期他都要自费乘火车或汽车远行……他已走过黄河以北中国所有省区"。他"漫游四方,守望大地,沉思默想。他本质上是个行吟诗人和浪漫主义思想家。他属于19世纪"(22)。

   因为崇敬梭罗,苇岸自然会不时提到爱默生。他知道,梭罗与爱默生"在心灵上、思想上存在一种先天的契合和呼应"(23),但他进一步指出:"爱默生更学者化、理论化些,梭罗则诗人化、实践化些。"(24) 这样的认识表明,苇岸是更看重诗化的生活的。在这一点上,苇岸也鲜明地体现出了某种时代的精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思故我在"的活法显然太累。而"诗意地栖居"才更令人神往。

   (三)苇岸、顾城与惠特曼

   因为熟悉爱默生和梭罗,苇岸必然会熟悉惠特曼。在他的作品中,多处闪烁着惠特曼精神的光辉。《本土歌手》开篇就以惠特曼的话为引言:"作为一个诗人或导师就是作一位认识者,首先是要成为一个本地的代言人。"(25) 《没有门户的宝库》这篇读书笔记中,专门有一节论惠特曼,称他为"在最高尚的意义上崇尚精神的伟大诗人","大自然终生的热爱者和赞美者",欣赏"他带着他强大个人的法理和规范,成为不受这个世界既定秩序约束的人"的气概(26)。在《诗人是世界之光》中,他以惠特曼的一句话形容海子给他的印象:"我想凡是我在路上遇见的我都喜欢,无论谁看到了我,也将爱我。"(27) 在《作家生涯》中,也谈到了对惠特曼的新认识:"惠特曼是诗人,但他写他同大自然的接触时便使用散文。他说:'我不知不觉地按这同样的标准对待其他的自然力量--避免追求用诗去写它们;太伟大,不宜按一定的格式去处理。'"(28) 在《在散文的道路上》中,他还以惠特曼的一句话表达了自己的散文美学追求:"艺术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29) 在这些议论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苇岸对惠特曼的认同。

   而惠特曼其实是对20世纪的中国诗人影响最大的美国诗人。20世纪初,郭沫若就激赏惠特曼的风格:"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五四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在他的影响之下,我便做出了《立在地球边上怒号》、《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晨安》、《凤凰涅槃》、《天狗》、《心灯》、《炉中煤》、《巨炮的教训》等那些男性的粗暴的诗来"(30)。在抗日战争和革命的烽火中,艾青也推崇惠特曼:"我们喜欢惠特曼,凡尔哈仑,和其他许多现代诗人……最大的原因是由于他们把诗带到更新的领域,更高的境地。"(31) 他的《向太阳》、《给太阳》、《野火》、《黎明的通知》都以乐观、雄浑、硬朗的气质体现了诗人对惠特曼诗风的继承与弘扬。蔡其矫也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发现了惠特曼的,并说:"第一位引我走进诗歌王国的大师就是惠特曼。"一直到世纪末,他还在与北岛、江河、杨炼一起旅行中发现,"每人的行包中竟都有一个惠特曼!都有一本《草叶集》!""只不过,磨损的程度有别"(32)。诗人马佳在回忆下放白洋淀的岁月时也说过"大家都仿惠特曼"的话(33)。诗人于坚在谈到对自己影响比较大的诗人时,第一个提到的名字也是惠特曼(34)。诗人王寅还写过一首《华尔特·惠特曼》的诗,最后那句"我们都眯起眼睛看他"生动地表现了"60年代出生的诗人"对惠特曼的崇敬之情。伟大的惠特曼,就这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诗人。不管文化思潮怎么变,不论是革命岁月,还是和平年代,他从不过时,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的奇迹。岁月在流逝,时代在巨变,可惠特曼的影响不变--他的平民气质、自由胸怀,他的大地关怀、草叶情怀,他的浩荡激情、流浪心态……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顾城,他也十分推崇惠特曼。在他看来,惠特曼"是开放型的,是广大博爱的诗人,他无所不在,所以不会在狭窄的道路上与人决斗。他怪样地看着人类,轻微地诅咒而更加巨大地爱着人类。他的诅咒和热爱如同阳光。""惠特曼是个超验的人,他直接到达了本体,到达了那种'哲学不愿超过、也不能超过的境界'。他留给人类的不是一本诗,而是一个燃烧着无尽核能的爱的太阳。"他甚至在读了惠特曼以后,有了自卑的感觉:"在诗的世界里,有许多不同的种族,许多伟大的行星和恒星,有不同的波,有不同的火焰。因为宿命,我们不能接近他们。"(35) 我们不难在顾城早期的诗歌《生命幻想曲》中读到一些气象恢弘的句子,像"我行走着/赤着双脚/我把我的足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溶进了我的生命","我要唱/一支人类的歌曲/千百年后/在宇宙中共鸣",但那句"睡吧!合上双眼/世界就与我无关",还是将他与伟大、自信的惠特曼区别了开来。顾城崇敬惠特曼的博大,但他的气量却常常显得狭小;他的诗风常常显得精致而虚幻,这与他对惠特曼的崇敬显得有点错位。除惠特曼之外,顾城还十分崇敬童话作家安徒生(Andersen),他曾经写过一首诗《给我的尊师安徒生》,表达了对超凡脱俗的童话世界的向往:"你运载着一个天国/运载着花和梦的气球/所有纯美的童心/都是你的港口","我愿在这里安歇/在花朵和露水中间/我将重新找到/儿时丢失的情感。"也正因为如此,在当代诗坛上,他有"童话诗人"的美称。由此可见,顾城的诗歌理想是分裂的:他崇敬惠特曼和安徒生,而他的诗歌创作则基本上是接近安徒生风格的。这意味着,一个人的理想是一回事,心理素质和才分则是另一回事。

   惠特曼深受爱默生的影响,是爱默生的《美国学者》点燃了他的热情,他以爱默生作为楷模。但是,"惠特曼决心要表达得自然,因此他不像爱默生那样用的是布道者的语言……"(36)"朴野的生活使他着迷",他也写出了"一种适合满手老茧、身穿蓝色工装裤、嚼着烟草、随意说话的人们的诗",成为"普通人的赞美者"。同时,他也就"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属于全美所有种族,所有信仰,所有州,所有阶级的文学"(37)。是平民的,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是朴素的、粗犷的,同时又十分雄浑、十分豪迈,惠特曼的诗歌因此而不朽。

   另一方面,苇岸风格的简略,顾城风格的精美与朦胧,又使他们的作品在气度上先逊色了一些。在苇岸的笔下,有对大地和自然的热爱,有对草木和节气的精细观察,却缺少惠特曼《转动着的大地之歌》中的博大气象:"大地并不争论,/并不感伤,亦没有一定的安排,/它从不叫喊、匆忙、说服、压迫、许诺,/对一切都一视同仁,永没有可能想象的失败,/不闭拒任何物,也不摈弃任何物,/它揭示出一切力量、物体、状态,不遗漏半点","无论你是谁,是男是女,大地是为你而有陆有水,/太阳和月亮是为你而悬在天空上,/现在和过去首先为的是你,/不朽的也首先为的是你。"如果说在苇岸笔下,大地与自然都是十分美好的,那么,在惠特曼这里,大地与自然还充满了伟大的气概。还有顾城,虽然也写过《生命幻想曲》那样富有想象力的佳作和《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那样的力作,但他"要把世界轻轻推开的"的想法和"恨自己小小的可怜的躯壳"的叹息(38),也立刻就显出了感伤的软弱来。他显然没有惠特曼在《自己之歌》中表现的那么自如、自信:"我赞美我自己,歌唱我自己","和我在一处呆过一日一夜,你就会有了一切诗歌的源泉,/你将会得到大地和太阳的一切美善","不管任何人的拉扯,我站立着,/快乐,自足,慈悲,悠闲,昂然地独立着","我是人们的朋友和伴侣,一切都如我一样不朽而且无穷。"的确,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诗人与诗人也不一样。相通的诗心不一定意味着相同的才华和相似的境界。而苇岸和顾城在崇敬惠特曼的同时没能进入惠特曼的阔大境界,除了才华方面的原因以外,是否还有时代的原因?"文革"浩劫像中国历史上有过的许多次灾难一样,极大地摧毁了许多文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使他们变得格外伤感起来。人们习惯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活法,习惯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情绪。在这样的情绪笼罩下,是很难写出大气磅礴之作的。中国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伤感和叹息为主旋律,其实是有着深厚的传统文人心态作基础的。而惠特曼作为"美国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豪迈、恢弘,则代表着"美国崛起的光荣"(39)。在中国诗人普遍敬仰惠特曼这一现象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诗心的相通;而在中国诗人常常没有能够写出可与惠特曼诗歌相媲美的作品这一事实中(甚至郭沫若,这位20世纪中国诗坛上最具有浪漫主义激情的诗人,他的早期作品颇得惠特曼的神韵,却终究不似惠特曼那么博大、深沉、从容),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的新诗与世界诗歌经典之间的明显距离。

   (四)关于隐士文化的遐想

   中国自古多隐士。从伯夷、叔齐到嵇康、阮籍,从严子陵、陶渊明到王船山,或为了不事二君,或为了追求自在,他们远离尘嚣,在简朴的生活中自得其乐。连积极人世的孔子也发出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悲鸣,甚至乐天的苏东坡也有过"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的念头,可见残酷的现实逼人逍遥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于是,一代又一代人的个性追求形成了一种传统,那便是逍遥的传统,在田园或市井生活中打发光阴的传统("诗意地栖居"于田园)。在那逍遥中,又有一份清高和孤傲,一脉感伤和狂放。顾城不是也在"文革"中写下了这样的《铭言》么:"且把搁浅当做宝贵的小憩,/也不要去随浪逐波。"他在成名以后忽然隐居于异国的孤岛上,可见时代虽变,诗人的遁世情怀不变。无论世界怎么变迁,都不改逍遥之心,珍爱生命,珍爱个性,这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伟大传统。虽然逍遥的生活态度似乎常常与消极的活法联系在一起,但当我们注意到有许多最优秀的中国人(从老子、庄子到"竹林七贤",从禅宗祖师到苏东坡,从林语堂到沈从文)都在这样的逍遥中度过了"诗意地栖居"的一生时,我们不能不感叹逍遥境界的强大吸引力,感慨我们民族的文化精英对于自由、高蹈境界不约而同的神往!而这又岂止那些中国的先贤!放眼世界,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逍遥的西方哲人--从斯宾诺莎到海德格尔,从华兹华斯到赫尔曼·黑塞,从叶赛宁到塞林格……胸怀宁静的哲人以对于大自然和内心生活的美好发现,保留了人类对于逍遥情怀的美好记忆,也显示了人类抗拒异化的可贵毅力。就像梭罗说过的那样:"逍遥是一门了不得的艺术。"(40)

在今天的现代化进程中,激烈的生存竞争、喧哗的世俗化浪潮已经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在这样的年代,还有隐士的生存空间吗?文坛上,不时传来张炜"融入野地"、韩少功"归隐乡野"的消息,但他们经常发表的作品仍然表明,他们并没有完全地"隐"去。对于他们,"归隐"的生活是与对社会发言的姿态互为补充的。"归隐"实际上成了他们批判现实的一种立场。何况在庞大的作家阵营中,他们的"归隐"显得实在"另类"。此外,许多新生代诗人在追求"另类"的生存状态和"边缘化"文学风格的同时,既向往着自由的生活又不甘寂寞,渴望在世俗化浪潮中获得名利双收的成功,也显得与"归隐"的姿态相去甚远。在这样的时代,对爱默生、梭罗的喜爱,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了衡量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尺度:那些性情浮躁的人,那些耽于狂欢化生活方式的人,多半是不会喜欢爱默生和梭罗的。而像海子那样喜欢梭罗的人,最终仍然投入了死神的怀抱,至少可以表明:梭罗并没有从根本上解救海子的灵魂!以这样的眼光看去,爱默生和梭罗在当代的不那么"走红",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这个时代的情绪--浮躁和狂欢。至于惠特曼,他的坦荡、豪放仍然为一部分热衷于狂欢化生活的青年诗人所喜爱,这堪称文学的奇迹。例如"非非主义"诗人杨黎就在《灿烂》一书中回忆了自己在诗人骆耕野家中第一次看到一本发黄的《草叶集》,而且"一下读了进去",甚至产生了"我非常想换他的这本书"的冲动,他由此开始写诗。他还记得,杭州"极端主义"诗人梁晓明也说过:"他之所以写诗,主要就是看了《草叶集》的原因。《草叶集》对他诗歌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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