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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晟:论泰国宪政文化的特性

更新时间:2015-03-01 22:57:40
作者: 龙晟  
他倡导了两千多项民间社会的发展计划。重视发展教育,拨出专门经费建设中小学,设立国王名字命名的基金奖励出身贫寒而品学兼优的学生;积极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生活,敦促政府扶持农业,设立水利和农业项目,踊跃捐资兴修水利,甚至将御地分给无地农民耕种;尤其关注边远农村的人民,经常带着医生和活动厨房到这些地方为穷人治病及烹饪食物。泰国国王拉玛九世也认同:“我是个具有民意的国王,如果人民不需要我,他们可以罢黜我。{20}泰王甚至曾在某一场合说:“假若独裁者是个好人的话,他也可以为人民做许多好事,墨索里尼就在短期内为意大利人民做了许多好事。”{20}

  

   这种儒家民本道德主义情怀甚至被军方人士所顾及并被追捧。一方面,泰国军方直接声称其活动比那些政客更真实代表大多数民众尤其是穷人而具有正当性,因为军方所处的地位更能使其了解民众疾苦并提供帮助{21};另一方面,这种追捧也往往是透过对善解民意的泰国国王的尊重来体现的。泰国自1932年实行君主立宪制以来,所发生的历次政变都是为了推翻政府,而不是推翻泰国国王,即以“尊崇泰国国王和推翻腐败政府”的宣示塑造政变的正当性,因为政变的正当性并非取决于其是否符合宪法的正当法律程序,而在于能否获得泰国国王的认可与民众的支持,而民众支持通常与泰国国王的认可相配合,在君主立宪政体之下,随着民主进程逐渐深入,泰国国王认可本身也往往通过民意的支持获得正当性,质言之,民众的支持是泰国国王认可正当性的终极基础与来源。

  

   五、佛教教义的影响

  

   宗教在泰国历史上乃至当下的现实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非佛教莫属。众所周知,泰国国旗由白、红和蓝三色,其中白色就代表佛教。在泰国,每个成年男子一生之中至少出家一次,时间少则3月,多则数年,上至泰国最高权力象征的国王,下至普通民众,无人能够幸免。全国约有9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故泰国有“黄袍佛国”之称。

  

   泰国佛教是在早期的小乘佛教融合大乘佛教、印度教以及本土因素的基础上形成的。早在13世纪素可泰王朝时期,蓝魔甘享国王就将佛教定位为国教。近代泰国佛教的再度兴起肇始于拉玛四世,以后历代国王对佛教的发展关怀备至,甚至亲自参与佛教的宣传、推广与研究,以拉玛四世王蒙固和拉玛五世朱拉隆功最为突出。对泰国佛教僧伽集团的赞助与保护是历代国王的传统责任,泰国国王常常卷入僧伽和宗教事务的原因,就是宗教与王权不能分离而相互依存{22}。从根本上说,泰国文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即宗教{23}。

  

   自1932年六月革命实行君主立宪之后,泰国宪法就将佛教确立为国教,在历次修宪中,佛教作为国教的地位都未改变这一规定,据此,佛教的国教地位具有法律上特别是根本法上的依据与保障。正因如此,佛教的影响渗透至泰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泰国宪政产生了巨大作用。

  

   宗教尤其是佛教对泰国宪政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泰国国王来发挥的。泰国宪法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也是佛教的保护者,才能登基为王。当今泰国国王普密蓬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竭诚弘扬佛法,以佛教精神劝导民众,并以之作为其思想和行为的准则,将佛教慈悲为怀的宽容政策运用到泰国宪政中,对其他宗教也一视同仁,尊重非佛教徒的信仰与习俗。对于泰国民众而言,宪法则规定,泰国公民有保卫国家、保卫宗教、保卫国王和维护以国王为元首的政治体制的义务。国王、宗教和民族已经成为泰国民众基本价值观的核心,任何动摇这三者的企图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24}。

  

   政府也重视佛教,其目的在于通过宗教信仰要求民众效忠国王和国家,政府支持佛教是期待透过对国王的尊崇进而为其自身的合法性提供基础,甚至承担社会政治任务,为泰国宪政提供支撑。泰国实行君主立宪之后,政府透过议会分别于1941年和1962年通过与颁布的僧伽法令,一方面,经由下位法来落实宪法的规定,另一方面,据此来控制泰国的宗教势力,将宗教势力的活动限定于法律的框架之中。不仅政府甚至官员也不得无视宗教的力量,比如,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泰国前总理他侬就多次到寺庙忏悔,期望以此改变其形象,从而获得合法性和权威性〔25 ]。由此观之,宗教与政治的联姻是为了赋予后者以合法性{26},宗教则给国家制度提供了永恒的意义{27}。

  

   六、宪法工具主义倾向

  

   现代意义上的宪法具有规范权力运作的功能与作用,然而,这些宪法固然是泰国宪政的标志。这些宪法既有军事政变成功后颁行的,也有文人政府颁行的,不幸的是,大部分所颁布的宪法出自军人政府,它们不但难以甚至无法规范权力的移交与运作,反而成为权力追逐者争权夺利的工具,也就是说,颁布宪法的目的就是为政变披上合法的外衣,甚至为军方以后享有更大权力以获得更多利益提供法律依据的,前者被称为形式工具主义,后者则被称为实质工具主义。

  

   形式宪法工具主义几乎体现每次政变成功后所颁布的宪法这一现象本身,企图通过所谓的现代宪法形式掩盖通过政变实现政权移交的非正当性本质,在迄今长达76年的泰国宪政历史上,泰国总是不断接受宪法过程而不是接受宪法理想与实践,频繁采纳不具持续性或强制性的宪法文本{27}。几乎每一次政治角力之后就会颁布的新宪法,至今泰国宪法达18部之多{28}。

  

   同时,形式宪法工具主义也表现为政变之后所建立的政权本身“涂脂抹粉”,欲以宪法所规定的内容来粉饰权力的非正当交接,将宪法所确定的现代宪政规范等同于宪政现实,以便实现政变者打着宪政之名而行专制独裁之实的目的。形式宪法工具主义往往盛行于泰国宪政的各个阶段,至今不衰。1932年临时宪法规定最高主权属于人民,国王保留的权力只有赦免权和法律修正的提案权,不再享有实际的权力。国家权力从形式上来看似乎是属于全国人民,但实际上却是由人民党所把持{29}。而议会拟定的永久宪法增列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以及禁止王室担任议会或者国务会议的任何职务,规定国务会议则向人民代表议会负责,议会具有立法权和宪法解释权,其成员各一半分别由政府任命和公民间接选举。由于宪法规定政府任命的议员均由政府要员担任,因此人民党依然保持了对议会的实际控制权。当时所建立的政府虽然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内阁制,但是议会并不享有实际权力,政府也受制于人民党,所以此时的泰国实行的是人民党一党专政{30}。

  

   实质宪法工具主义则是指通过宪法本身的内容来直接为政变者或者王权主义等非现代宪政规范一致的现象辩护,尤其体现在军人政变成功后而制定的宪法之中,宪法工具主义的此种类型在泰国宪政历程的各个时期都有表现。比如,1997年泰国宪法有关国王地位的规定就是在为王权主义招魂。国王是泰国民主政体的国家元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宗教的最高守护者,同时,泰国国王还是至高无上备受尊敬的人,任何人不得侵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罪名或行为指控国王,甚至于法院的判决也是以国王名义作出的,另外,宪法还规定,当现行宪法在适用个案时尚没有所适用的条款时,应当根据以国王为国家元首的民主政体的宪政实践裁定,这意味着国王能在适当时候充当最后裁决者。

  

   2006年政变后颁布的新宪法同样体现了实质宪法工具主义的迹象。由于新宪法是由效忠军方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故对来自不同阶层的意见置之不理,必然导致新宪法未能充分甚至漠视民意;与此同时,新宪法本身的内容直接反映军方与官僚的利益,比如,给予政变策划者特赦、允许军方购买新器材、赋予军方超越宪法的特权等条款。更值得一提的是,泰国宪法所规定的大不敬罪(Les emajeste )为泰国国王处于优越与至高地位提供了根本法依据。因此,任何有关王室的评论都有可能被解释为对王室的不敬,甚至被视为是对抗国王。泰国著名异议人士萧苏乐(Sulak Sivaraksa)就于1984年因“蔑视泰王”罪而遭到起诉,并银铛入狱。这一宪法条文直接明显地反映了泰国宪法工具主义倾向。

  

   【作者简介】

   龙晟,单位为广西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丹尼尔·埃通加一曼格尔.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A].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19.

   {2}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文化与民主[A].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43.

   {3}William Siffin. The Thai Bureaucracy: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Honolulu: East-West Center Press,1966) , pp. 14-15.

   {4} Asia Books, ed.,“A Chronicle of Fifty Years: 1946-1996” in Thailand: King Bhumibol Adulyadej-The Golden Jubilee, 1946-1996 ( Bang-ko5k:Asia Books Press) ,p.67.

   {5]Paul Handley. The King Never Smiles: A Biography of Thailand's Bhumibol Adulyadej,(Yale Univ. Press 2006), p. 134.

   {6}Benjamin A. batson, Siam' s Political Future: Documents from the End of the Absolute Monarchy ( Ithaca, NY:Cronell University Southeast AsianProgram, Data Paper, No. 96,1974) , p. 12.

   {7}陈鸿瑜.泰国君主政治的变迁[J].问题与研究,1994,(2):1-17,25 -41.

   {8}Kobkua Suwannathat. The Monarchy and Co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1972,in REFORMING THAI POLITICS(Duncan McCargo, ed.,Nordic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2002) , p. 57.

   {9}Thak Chaloemtiarana,Sarit Regim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 ,p.205.

   {10}罗奕原.21世纪:军队在泰国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J].东南亚纵横,2004,(8) :30.

{11}Chai-anan Samudavanija. The Thai Young Turks(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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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北法学》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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