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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毓庆:《诗经》鸟类兴象与上古鸟占巫术

更新时间:2015-02-08 22:49:39
作者: 刘毓庆  
要亦非战国秦汉人所能伪托。”其说可从。《逸周书》正文有两篇言及鸟之神秘意义。一篇是《度邑》,其云:“维天不享于殷,发之未生,至于今六十年。夷羊在牧,飞鸿满野,天自幽不享于殷,乃今有成。”这是把“飞鸿满野”,认作了殷商失去天下的朕兆。其次是《时训》篇,其略云:惊蛰之后五日,鸿雁不来,远人不服。雨水之后,仓庚不鸣,臣不从主;鹰不化鸠,寇戎数起;春风之后,玄鸟不至,妇人不娠。清明之后,鸣鸠不拂羽,国不治兵;戴胜不降于桑,政教不中等等。此篇大量的篇幅都是言鸟兽之占的。以鸟兽活动非时为不吉之兆。

   另外逸文中也有言及鸟者,如:“善为士者,飞鸟归之蔽于天,鱼鳖归之沸于渊。”“穆王田,有黑鸟如鸠,翩飞而跱于衡。御者毙之以策。马佚不克止之,踬于乘,伤帝左股。”前者将鸟与士相联系,后者将鸠与帝伤股相联系,鸟仍是作为一种事物的兆头出现的。

   以上统计可能有所疏漏,但大致情况是不会相差太远的。从考察中可以看出,《诗经》的时代,在人们的观念中,鸟类的出现主要有三种意义,一是神之使者,二是图腾,三是鸟占。在上述28则材料中,关于神使与图腾的各一则,四则歌谣有待说明,其余22则都是把鸟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即占卜物而认识的。这理当是《国风》中鸟类起兴意象产生的观念背景。笔者认为如果对这个背景弃而弗论,所得出的任何结论,将都是不科学或不全面的。而以往研究的缺憾正在于此。

     二、鸟占与先民生活

   将鸟认作是可预测事物发展、变化之物,是中国上古时代最常见的观念与习俗。这从我们的考察中,看得十分清楚。同时这也是带有世界性的一种原始观念。在希腊文里,“鸟”这个词兼有“预言”与“天之信息”的意思。在伊斯兰教里,鸟是天使的象征。《古兰经》里说,鸡冠鸟是所罗门和示巴女王之间的信使,说“鸟语”是“天使的语言”(注:参见〔法〕让•谢瓦利埃等《世界文化象征辞典•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7页。)。而在世界各地,领会“天之信息”或“天使的语言”的最普遍的方式便是鸟占。我们从《诗经》时代的文献中看到的大量关于鸟类的记载,多半便是关于鸟占的。

   鸟占是一种原始的习俗,是根据鸟的鸣叫、飞行或出没活动来预测事物吉凶的。法国学者盖依将此认作是领会“天语”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神通过鸟把信息传递给人类,而人类通过对鸟活动的辨识才能认识这种神秘信息的意义。这种习俗几乎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注:按:《世界文化象征辞典》、泰勒《原始文化》、《林惠祥人类学论著》、陈国钧《文化人类学》、克里斯蒂娜•霍莉《西方民俗传说辞典》、许国良等《高山族风俗志》等,都有不少关于世界各地鸟占的记载。)。在汉族文献中,关于鸟占的记载非常丰富。经书中的记载即如前述,《山海经•西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见则其国有水。”类似的记载,在《山海经》中有12条之多。汉时有《周易飞侯》,为鸟占专著,惜今亡佚。《焦氏易林》则以诗的形式保存了一些鸟占资料,如《坤之蒙》云:“城上有乌,自名破家。招呼鸩毒,为国灾患。”《屯之晋》云:“乌鹊嘻嘻,天火将起。燔我室屋,灾及后妃。”类似的释辞有七、八条之多。焦氏将《周易》六十四卦衍为四千零九十六卦,每卦赘以释辞。因为鸟占与卜筮皆为预测性质,故而卦辞与鸟占辞在此可天衣无缝地结合起来,容易为人所忽略。因此前人只注意到了《易林》中对于历史资料的保存,而没有注意到它对大量鸟占兽占以及物候占卜资料的保存。据《隋书•经籍志》著录,《鸟情占》、《鸟情逆占》、《鸟情书》、《鸟情杂占禽兽语》、《占鸟情》、《风角鸟情》、《飞鸟历》等之类的书,就有十几种之多。这些著作形成的时代虽在秦汉之后,但以鸟来预测未来吉凶的信仰与观念,却是非常古老的。有人认为它源自于遥远的狩猎时代,这是比较可信的。传说晓知禽兽之语的伯益,同时也是一位发明陷阱捕兽的狩猎者(注:参见《史记•秦本纪》、《汉书•地理志》及《吕氏春秋•勿躬》。),这说明了鸟占与狩猎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原始人的鸟占行为,是在原逻辑思维所固有的规律——互渗律的支配下进行的。其目的在于揭示人与物之间的神秘的互渗关系。他们最有可能的是将两件表面相似而内在毫无关系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认定其中有某种联系。即如列维—布留尔所云:“对现象的客观联系往往根本不加考虑的原始意识,却对现象之间的这些或虚或实的神秘联系表现出特别的注意。”(注:《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69页。)列维—斯特劳斯亦曾谈到原始人鸟占的情况说:他们所选用的鸟类,是它们的习性便于拟人化象征的鸟类,以及借助那些可共同构成更复杂信息的特征使彼此易于区别的鸟类。“南婆罗洲的伊班人或沿海达克雅人通过解释几种鸟类的鸟鸣和飞行情况来占卜吉凶。有冠樫鸟(platyiophus gaericulatus cuvier )的快速鸣叫使人联想起炭火燃烧时的劈啪声,人们因而预言,烧草肥田的工作会顺利成功。特罗公(Harpactes diardi Temminck )的惊叫像是动物被杀时的喘气声,这预示着狩猎会满载而归。而Sasia adnormis Temmlnck 的惊叫则被认为是摆脱了烦扰农作物的恶鬼,因为这种声音与砍刀的声音相像。另外一种特罗公(Harpactes duvauceli Temminck)却是用‘笑声’预示商队出征的好兆头,通过它光洁的红胸脯,使人想起远征取胜后的声威。”(注:《野性的思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65、64页。)不难看出在原逻辑思维的支配下,他们认定相类似或可互为象征的事物之间,即人与自然之间,冥冥之中有一种联系。故而师旷从鸟乌欢快的叫声中,预知胜利的喜讯;《晋书•五行志》把群鸟飞渡江北不达坠水而死,认作诸葛亮连年用兵终不能过渭水的朕兆。

   这种信仰与观念,依附于原始的人类生活经验的背景,随着历史的运行,在人们的心灵深处逐渐生根,化育出一种生命意识,影响到了他们对外在事物的认识,也影响到了他们对未来事物的判断与生活的情绪。在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从而以象征、隐喻的形式携带着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情绪,渗透到了中国诗歌艺术之中,并在其中发挥着展示情绪、和谐物我、交融情景、渲染气氛的作用。因而在中国先民的歌唱集——《诗经》中,鸟类兴象相当多地表现出了鸟情占卜的特点。

   从鸟情占卜到鸟类兴象,其间并不需要什么过渡或中介。因为诗歌本来就是人类情感的载体,而作为鸟占出现的鸟类,它对吉凶祸福的预示,也必然关联着当事者情感的波动。因而鸟占之鸟出现在诗歌之中,不仅作为意象携带着特别意义而天衣无缝地与诗之内容融为一体,而且还会更有效地表现人的情感世界。如吴歌中有歌谣说:“老鸦哑哑叫,爹爹赚元宝,姆妈添弟弟,哥哥讨嫂嫂,姊姊坐花轿。”吴地人认为老鸦叫是吉祥之兆,因而以老鸦起兴,既引出了以下一连串的喜事,又渲染了一种气氛。相反贵州苗族认为乌鸦叫是不吉之兆,故有歌谣说:“今年乌鸦叫得恶,新坟埋在旧坟脚。爹娘会养不会配,拿把白米配荞谷。”(注:见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编:《民俗丛书》,前者见《吴歌甲集》,后者见《贵州苗夷歌谣》。)当然作者并不一定真听到了喜鹊或老鸦的叫声,诗只是以之张扬一种情绪状态、渲染气氛而已。因这种民俗尚存,故而在起兴物与所兴事之间,人们既不会感到突然,也不会引起误解。当某种鸟占作为一种时代产物伴随着那个时代消失之后,其遗存于诗歌中的兴象,便被淡忘了那个时代的人们,忘却掉了它的神秘意义,简单地作为艺术手段来对待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记载的“鸲鹆谣”:

   鸜之鹆之,公出辱之。

   鸜鹆之羽,公在外野,往馈其马。

   鸜鹆跦跦,公在乾侯,徵褰与襦。

   鸜鹆之巢,远哉遥遥,裯父丧劳,宋父以骄。

   鸜鹆鸜鹆,往歌来哭。

   这篇童谣若经过乐师之手处理,可能会变成章节整齐的典型的兴体诗。即使现在,其也不失兴体诗的风韵。若照经师们或传统的解诗之法解之,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是否会说:“鸜鹆者,八哥也。八哥者善学舌之鸟也,喻公因信谗而受辱也。鸜鹆之羽以飞,喻公得马以行也”?或认为鸜鹆只是诗人偶然眼目所及,而以兴公之出亡呢?但我们看了《左传》,才完全明白,原来是一则以鸟占为起兴的童谣。鸜鹆来巢,是鲁昭公出逃的朕兆。《开元占经》中就有好几则野鸟(包括鸲鹆)来巢,预示诸多不祥的记载。童谣将鸟占资料敷衍成诗,描述了在鲁国的这场动乱中,鲁昭公的不幸遭遇。在《诗经》中,类似的鸟占资料入诗者,想来应当不在少数,如:“鹑之奔奔,鹊之强强。人之无良,我以为兄”之类的诗句,与鸜鹆谣很相似,只是因本事失传,我们无法考证罢了。

   鸟类兴象其与“所兴”事物之间,乃是一种间接的关系,是由情感活动将其联系起来的。与事物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受制于纯主观的因素,以客体为主体的象征。故而“鸟”虽是客观之物,可是在这里却彰扬的是一种主观的情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主观情绪的缝合,“兴”与“所兴”之间便会造成断裂,随而丧失意义,变为纯粹的形式。再则,源自鸟占的鸟类兴象,也未必全都是耳目所及的实境。它通过民俗生活的长期酝酿,大多已凝定为一种有固定意义的意象,而为诗人所接受。诗人在歌唱时,也可以不考虑眼前某种现象是否出现,而为表达蓄之于胸的情感随口咏及。

     三、《诗经》鸟占兴象的猜想

   这里有必要再次引用斯特劳斯的一句话:鸟占所选择的对象,是它们的习性便于拟人化象征表示的鸟类。同时还必须注意到“鸟占”的基本意义:即吉凶休咎的展示。我们以《国风》中与鸟占有关的鸟类兴象为主,作一具体分析。此类诗作,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婚恋、别离、行役。

     1.别情诗

   别情诗有两类,一是生离,一是死别。前者可以《燕燕》、《雄雉》、《九罭》为代表,后者以《黄鸟》为代表。

   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瞻望弗及,实劳我心。

   《邶风•燕燕》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邶风•雄雉》

   鸿飞遵渚,公归无所,於女信处。

   《豳风•九罭》

   《燕燕》写卫君送别女弟(一说男子送情人)出嫁;《雄雉》写丈夫远行,妻子在家思念;《九罭》写女子挽留将远去的情人。这三篇诗都道及了鸟名与飞行状态。《燕燕》与《雄雉》同时都描写了不同的鸟相同的声音状态。“于飞”注家皆以“往飞”释之,往飞有远去之意。“下上其音”是声音忽高忽低或上下飞鸣之意。以鸟的飞行或处止状态以及鸣声占卜吉凶,这是鸟情占卜中常见的现象。这种鸟情,在鸟占中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不好确定。但从诗之情绪上看,它与别离有关。《燕燕》篇可能与波斯人对燕子的认识有些相似。波斯人认为:燕子的鸣声,表示着孤独、迁徙与分离(注:参见[法]让•谢瓦利埃等《世界文化象征辞典•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47页。)。燕子是候鸟,秋去春来。由它的飞去而想及人的别离,也是很自然的。如曹丕的《燕歌行》云:“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将燕子的飞去与远别的情人联系了起来。赵沛霖先生据《吕氏春秋》的记载,以为《燕燕》是图腾歌。这也有可能。不过图腾物与鸟占并不冲突。我们没有见到原始民族鸟占回避图腾的记载。只是因这一方面资料匮缺,我们不好作出详细的论述。

与《燕燕》相同,《雄雉》哀伤之情也是由鸟的飞行状态与鸣声诱发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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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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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研究》(京)2001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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