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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工真:纳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洲际移转(之二)

更新时间:2015-02-06 15:51:25
作者: 李工真 (进入专栏)  
1, 717/20/181. )但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纽约总部完全不清楚,基尔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以后是否还能继续那些意义重大的研究,因此总部负责人雷蒙德·B. 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委托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领导人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于7月20日前往德国进行一次实地考察,当此人对基尔研究所新领导层人事的纯洁性和科学的真实性做出否定的结论时,福斯迪克才开始考虑到,"投入的研究经费应被撤回",并做出了如下的判断:"若继续在希特勒的德国承担义务,这笔钱只会毫无意义地扔到窗外。"(注:Raymond B. Fosdick to Sally H. Walker, 9. 25.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141/1050. )1933年9月底,纽约总部安排,开始有计划地从德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撤出,不再提供研究经费和图书馆建设经费,那种资助前往外国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项目,开始转向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援救计划,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了141万美元。

   这些资金很快投入了使用,因为那些在1933年以前就得到过这家基金会资助的德国科学家,大多属于第一批遭受驱逐的人,并构成了这类流亡者中最大的群体。他们过去就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巴黎办公室的人员有过接触,因而在1933年9月以后,很自然地成为该基金会提供援助资金的首要人选。10月初,第一批共7名科学家得到了该基金会的资助。他们当中的2人,即海德堡大学的埃米尔·雷德勒、汉斯·施佩尔(Hans Speier)被安置到美国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其他5人,即"基尔学派"的首领阿道夫·勒韦,海德堡大学的雅可布·马夏克(Jakob Marschak),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统计学家欧根·阿特舒尔,以及科隆大学的国家法专家汉斯·克尔森,通过"学者援助委员会"被安置到了英国。"这些人的工资完全出自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笔预算,进一步的工作合同也早已签订。"(注:List of Appointments Made, 9. 7. 1933, RFA, Record Group 2, 91/724. )

   尽管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方向的转变,一场抢救德国流亡科学家的运动开始了,但是由于美国高校中极为普遍的反犹主义情绪,加上若没有外来资助,英国高校也只能安排数量有限的长期岗位,法国高校甚至难以长期安置这些流亡科学家,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新投入的援助资金中,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将流亡科学家安置在欧洲的。例如,"到1935年初,已有135名遭受驱逐的德国科学家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其中34人到了英国,16人到了法国,18人到了欧洲其他国家,另有67人到了美国,占当时流亡美国的95名德国科学家的2/3以上。""而到1939年9月战争爆发时,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流亡科学家达到192人,其中70人被安置在英、法等欧洲国家,122人被安置在美国,他们当中有74名社会科学家,45名自然科学家,35名人文科学家和38名医学家"。(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p. 47, 38. )这些被安置者尽管只占所有德国流亡科学家中的很少一部分,但他们都是各个学科领域中最为重要的一流学者。

   五 美国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接受

   能否化解美国高校中普遍存在的"对外来科学家的恐惧症",关系到美国能否大规模接受德国流亡科学家的问题。这一工作领域并不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之类的私人基金会所能完全包揽的。私人基金会一般只负责为它们挑中的人选提供资助,具体由哪所美国高校来接受这些流亡科学家,这方面的中介工作主要是由"援助德国流亡学者紧急委员会"来承担的。

   在这种中介工作中,美国的"紧急委员会"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以及设在苏黎世的"在外国的德意志科学家紧急共同体"建立起一种密切的联系,因为这两大欧洲援助组织往往能掌握并提供更为全面的有关德国流亡科学家的名单和信息。这三大自发组织之间很快发展起一种协商和分工。"紧急委员会"负责在美国的中介工作,"学者援助委员会"负责在英国和帝国所属殖民地的相关工作,"紧急共同体"曾经成功地将部分德国流亡科学家介绍到土耳其,因此由它来负责在东方国家、苏联和南美等方面的中介工作。

   与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相比,美国的"紧急委员会"显然采取了不同的安置政策,这种区别本身也反映出两国援助组织各自面临的不同局势。英国的"学者援助委员会"将自己定义为一种智力劳动市场组织,自己来挑选科学家,然后介绍给各大学,并为被聘用的流亡科学家承担部分工资。最初,这笔经费的绝大部分是由英国科学家以一种自我征税的形式来筹集的,这也显出英国科学家比美国同行有更高的义务责任感和更多的团结一致。(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5. )1933年9月以后,这种局面才开始通过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及英国的慈善组织的有力资助而得以改变。而美国"紧急委员会"的业务政策一开始就建立在与英国不同的基础上。由于经济危机以及孤立主义舆论笼罩下的大学财政问题,为了将更多优秀的德国学者引向美国,斯蒂芬·达根将这个"紧急委员会"与已有的各类私人基金会紧密地衔接起来。用这种方法,能让大量慈善性的、绝大多数是美国犹太人的基金会提供大量的金钱,以供"紧急委员会"操作。(注:William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 London 1959, p. 126. )

   在此基础上,"紧急委员会"根据三项原则来采取行动:"1. 在中介活动中,无区别地对待来自所有宗教的信仰者;2. 只推荐30岁至58岁的教授和编外讲师,以避免与年轻的美国人竞争;3. 只接受来自美国高校的申请,而不接受流亡科学家个人的申请。"(注:Stephen Duggan, A Professor at Large, New York, 1943, p. 78. )也就是说,流亡科学家由各高校自己挑选,某高校若想安排某位流亡科学家,便可向该委员会提出申请,该委员会便给这位候选人安排一个位置,如果这位候选人接受,那么该委员会愿在最长两年时间里为被聘用的科学家承担一半工资,即每年最多为2000美元。"由于工资的另一半通常由用人机构的科研基金来承担,而这种科研基金实际上也来源于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因此在头几年里,美国各高校在聘用德国流亡科学家上并没有什么经济负担。"(注:William Beveridge, A Defense of Free Learning. p. 30. )

   除了这种减轻大学经济负担的方法外,"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领导人还采取种种措施来消除人们对它们安置政策的误解,表明这种政策绝非出于博爱和仁慈,"不是在为个别科学家提供个人帮助",而是在奉行"拯救科学"的最高原则。(注:Raymond B. Fosdick to Alvin Johnson, 10. 30. 1939, RFA, Record Group 1. 1, 200/339/4304. )因此,只有一流的科学家才能得到资助。由于这些一流科学家在美国大学里一年最多只能拿到一笔4000美元的工资,而一位美国的一流科学家一年能拿到12000-15000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37. )这种区别使美国各高校对德国流亡科学家的抵制情绪逐步得到了化解。

   在这场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中,阿尔文·约翰逊在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内部,为吸收流亡的人文、社会科学家,成立了一所"流亡大学(University in Exil)",并以此来作为它的研究生院,(注:"社会研究新学院"从洛克菲勒基金会获得了最多的避难援助,总计为540235美元。这也是这所"流亡大学"能在1945年以前拯救180名欧洲流亡科学家的重要原因。参见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 40.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吸收流亡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高级研究所(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哥伦比亚大学更是对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采取了整体接纳的形式。这些高校的领导人对德国流亡科学家表现出极大的接受热情,甚至允许他们在完全脱离本科生教学活动的情况下,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和指导博士研究生的工作。但是,除了这些极少的例外,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一般都被"紧急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有意识地、也是分散性地安置在各个不同的高校里,一所高校接受的流亡科学家一般不超过3名,(注:到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122名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65所美国高校里,而在1933-1945年间,335名通过"紧急委员会"的资助得到安置的流亡科学家,被分散在145所美国高校里。参见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66. )这样,流亡科学家完全集中于少数中心的现象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敌意被消解掉了。

   最初,"紧急委员会"的领导人认为这种安置工作在两年后会结束,估计这场科学难民潮到那时也就结束了,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也将走到尽头,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与这种估计相反,随着希特勒德国1938年3月12日吞并奥地利、9月29日占领苏台德、11月9日导演了"帝国水晶之夜"后,越来越多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意大利的流亡科学家都在急于寻求美国的帮助;而美国经济却在持续萧条中迎来了1937-1938年的危机。因此,尽管美国私人基金会的捐款在不断增加,但"紧急委员会"仍然感到资金不足,难以应付。过去对流亡科学家承诺的两年资助义务,只能履行一年了,甚至不少流亡科学家在两年期限合同结束后,再度变成了失业者。在这种形势下,"紧急委员会"于1938年12月1日开始引入了一项规定:大学只应继续资助那些"被聘用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科学家"。但是,"被安置在长期固定岗位上的流亡科学家,还不到所接受的流亡科学家总数的一半。例如迄今为止,依靠'紧急委员会'的帮助而得到安置的125名科学家中,只有55人获得了长期固定岗位。"(注:Stephen Duggan and Betty Drury, op. cit. , p. 196. )12月13日,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人福斯迪克在给约翰·D. 洛克菲勒的信中,开始谈到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对流亡科学家的接受是否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注:R. Aymond B. Fosdick to John D. Rockefeller, 12. 13. 1938, RFA, Record Group 2, 167/1217. )

无论如何,"紧急委员会"承担的工资部分必须极大地减少。1933年支付给流亡科学家的一半工资最多为2000美元,而到1938年,平均只能支付给每人1400美元。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后,随着更多流亡科学家涌入美国,"紧急委员会"只能支付1000美元了。而在1940年6月法国战败、希特勒德国占领西欧大陆并向英国发动空袭后,不仅是那些过去通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在法国得到安置的德国流亡科学家必须全部转移到美国,而且已经被安置在英国的部分德国科学家也必须转移到美国,更不要说还有那些来自法国和西欧其他沦陷国家的科学家、尤其是有犹太血统的科学家也在争相向美国转移。面对流亡科学家的蜂拥而至,"紧急委员会"最后只能将被安置者的一半工资减少到每人650美元。(注:Claus-Dieter Krohn, op. cit. , p.(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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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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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京)2005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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