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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海平:我们所憎恨的思想

——Snyder v. Phelps案评析

更新时间:2015-01-21 23:56:32
作者: 郑海平  
[17]足见WBC的抗议是为了表达他们在相关公共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此外,WBC与斯尼德一家此前没有任何恩怨,这也间接证明WBC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侮辱”或者伤害斯尼德一家。[18]

   总之,结合WBC通过抗议而企图传达的信息,以及抗议的方式和背景等因素来考虑,本案中WBC的抗议属于 “公言论”,应该受到第一修正案的“特殊保护”。

   (二)限制的方式:基于内容 v. 内容中性

   即使是受第一修正案“特殊保护”的“公言论”,也不可能完全“自由”,而必须受到一定的限制。举个简单的例子:在总统大选期间,某人为了表达他对某位总统候选人的支持或反对,在凌晨三点用高音喇叭在一个安静的街区“宣传”。毫无疑问这属于“公言论”,因为总统选举是一个很重大的公共决定;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政府可以禁止任何人在这样的时间和环境下宣扬自己的观点,否则整个社区的正常生活都会被破坏。

   在判断政府对于言论的限制是否合宪的时候,最高法院常做的一个区分,就是限制是否以言论的内容为基础。如果限制是基于言论的内容的(content-based),则法院将会对其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查;如果限制不是以内容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它在内容上是中立的(content-neutral),则法院的审查标准也略为宽松。

   之所以要做这种区分,也与宪法保障言论自由的目的有关。为了使社会中关于公共事务的各种不同的观点都能得到表达,就必须防止政府根据它的喜好而对各种言论“挑三拣四”:允许它所赞成的言论,压制它不喜欢的言论。所以,法院对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十分警惕,通常都会对此类限制进行严格审查。[19]相反,那些在内容上中立的限制,违反第一修正案的嫌疑则比较小。就前面举的那个例子而言,政府禁止人们在凌晨三点钟大声喧哗,并不是为了压制言论所传达的信息,而是为了保障人们在夜间休息时的安宁。这就属于一种在内容上中立的限制,它没有为政府留下在各种言论之间“挑三拣四”的机会。

   本案中,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认为:马里兰州的州法对WBC的言论构成了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陪审团之所以裁定WBC的成员应该承担民事责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认为WBC的表达行为对艾伯特造成了精神损害;而这种精神损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所传递的信息对艾伯特来说难以接受。试想,如果一群人站在WBC抗议的地点,举起的标牌上写着“上帝保佑美国”或“上帝爱你”,则他们就不必承担任何侵权责任。由此可见,如果WBC受到了民事制裁,则必定是因为它所表达的意见的内容。换言之,本案中,马里兰州的侵权法对WBC的言论构成了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

   在大法官们看来,这种基于言论内容的限制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如前所述,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防止某些言论因为不受某些人(无论是政府官员、法官,还是陪审团)欢迎而遭到压制。而在本案中,如果要求WBC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正是因为陪审团认为WBC的表达行为“太过分”,而陪审团的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他们的主观感受为依据而做出的。[20]这是第一修正案所不能接受的。“如果第一修正案有什么基本原则的话,那就是:政府不得仅仅因为社会认为某种思想令人厌恶或者不能接受,就禁止人们对于这种思想的表达。”[21]

   基于以上理由,最高法院的多数大法官判定:WBC不必承担侵权责任,而陪审团的裁定也必须被推翻。

  

   三、案件评析

   应当肯定,本案中,艾伯特确实受到了精神方面的伤害。他的年仅20岁的儿子不幸牺牲,“白发人送黑发人”,其痛苦的心情可想而知。而恰恰是在这样的时刻,WBC的成员们却“落井下石”,举着“为死了士兵而感谢上帝”、“你(们)会下地狱”,以及“上帝憎恨同性恋”之类的标牌到马修的葬礼附近抗议。虽然这些标牌上并没有写马修的名字,但它们很可能使过往的路人以为抗议者是在诅咒斯尼德一家人,甚至可能怀疑马修是同性恋。也正是出于对艾伯特的同情,以及对WBC的成员们的行为的愤怒,初审法院的陪审团在裁决中要求WBC支付高达102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

   然而,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却做出了一个看似“不合情理”的决定: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这也就意味着,“受害者”艾伯特不能从“加害者”WBC那里得到赔偿。而最高法院的判决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则是:WBC的成员们到马修的葬礼附近抗议,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的言论自由;如果要求WBC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就构成了对他们的宪法权利的不正当限制。换言之,宪法保护WBC的成员们的抗议行为,使他们不必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尽管其行为确实对原告造成了伤害。

   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本案中涉及的问题并不是特别棘手。早在1964 的New York Times案中,最高法院就指出:第一修正案反映了“国家既已普遍确认的一项基本原则,那就是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该不受阻碍、富有活力,而且广泛公开,哪怕这些讨论可能包括……激烈、尖锐,有时甚至是令人不快的刻薄抨击”。[22]而在1988年的Boos案中,最高法院又一次强调:“在公共辩论中,若要为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提供足够的‘呼吸空间’,就必须容忍那些侮辱性的、甚至是残忍的言论”。[23]这些原则,对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来说已是耳熟能详,因而也自然地成为本案判决的重要依据,这也正是为什么大法官们能够以8:1的投票做出判决的原因。要知道,在那些真正“难办”的案件中,大法官们的投票往往是5:4,甚至可能因为各持己见而根本不能形成多数意见。

   本案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并且最终上诉到最高法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掺杂着强烈的感情因素。和初审法院的陪审团一样,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认为WBC的行为“太过分”,也很同情艾伯特的遭遇。在向最高法院上诉的过程中,42名参议员、48个州的总检察长,以及若干退伍军人团体,都向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amicus briefs),对艾伯特表示支持。但另一方面,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新闻自由记者委员会(RCFP),以及包括美联社和美国报业协会在内的22个媒体组织则站到了WBC一边,企图捍卫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在他们看来,即使那些惹人恼怒甚至致人伤害的言论,也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当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对于艾伯特所受的伤害也并非无动于衷。然而,与一般社会大众不同,大法官们对宪法和法律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因而能够从理智(而不仅仅是情感)的角度看待案件中的问题。在判决书的最后一段,罗伯茨大法官对判决理由做了虽然简短但却很精彩的总结:“言论是有力量的。它可以激发人们去采取行动,可以让人们流下欢喜或悲伤的泪水,也可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正如在这个案件中发生的)。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言论可能带来的这种痛苦而惩罚那些发表言论的人。这个国家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为了确保公共辩论不受到抑制,必须保护所有与公共事务相关的言论,哪怕这些言论可能对一部分人造成伤害。这个选择意味着:在本案中,我们必须保护WBC,使其成员们不必因为他们的抗议行为而承担侵权责任。”[24]

   这一段话,与霍姆斯大法官在1929年的Schwimmer案中说过的一段话遥相呼应:“如果宪法中的有哪一条原则最值得我们珍视的话,那就是思想自由原则。——不是为与我们意见一致的人的思想自由,而是为那些我们所痛恨的思想的自由。”[25]确实,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不赞成WBC的成员们所持的观点,甚至“痛恨”WBC的成员们表达他们的观点的方式。但是,法律能否对WBC的表达行为加以惩罚,却是另外一回事。至少在美国的宪法框架内,这种惩罚被认为是违反了宪法,因而是不能被允许的。

  

   【注释】

   本文首发于《判解研究》2012年第4辑。这里发布的是不包含脚注的版本。欲一览文章全貌,请查阅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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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判解研究》2012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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