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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云志:梁启超对清王朝最后统治危机的观察与评论

更新时间:2015-01-20 20:57:24
作者: 耿云志 (进入专栏)  
显然是将革命党之发难估计在内的。

   清末政治之腐败,官吏之贪墨是出了名的。梁启超没有专门去揭露官吏贪污的具体情形,但他在抨击时政时每每都涉及这一问题。文字虽不多,然而字字霹雳,令贪官污吏们胆寒。如在谈论国会请愿问题时他写道:“彼内外臣工之循例报告粉饰太平者,亦何尝不知现在时局儳焉不可以终日。顾敢于以此欺皇上欺我王者,宁亡国灭种而必不肯舍一己一时之富贵利禄已耳。夫彼辈本以官职为传舍,以国家为利孔,精华已竭,褰裳去之,国亡之后,挟腰橐以走租界,或作赘子妾妇于外国,犹不失为富家翁,为计亦良得。”[41]梁氏又进一步解剖其阻挠国会的心理说,他们正是“利用此国会未开之数年间,侈然自恣,厚封殖而长子孙云耳。”[42]而为了“厚封殖长子孙”,他们“假新政之名,而日日朘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43]巧立名目,搜刮民财,还不止于此。千方百计讨借外债,又是他们敛财的好途径。当清政府向列强借得一万万元外债的消息传出之后,梁启超立即撰文说:“呜呼!一万万元之新外债竟成矣。……自今以往,此一年中政府可以无忧库帑之竭蹶,除弥补预算案中七千万之不足外,尚可以有所赢(盈)余,又可以多立若干名目,多位置若干私人,大小上下,聚而咕嘬之,其高才捷足者腹彪然果,其次者,亦得沾余沥津津乎其有余味也。而当局经手之人尤得分莫大之扣头,以置田园长子孙。”[44]

   既然政治腐败,官吏贪渎成风,权与利紧密交织,升官即可发财,而有权有钱便有势,有势便可长袖善舞,上下其手,位置私人,提拔亲信,使之势愈壮,权愈大,利愈多,民财国帑,取予随之。

   梁启超认为,一个常态的国家,常态的社会,任官任职的人,一般情况下都须经过人品、能力与学问经验等方面的考察,达到一定的标准始能任用。但在清末,政治极端腐败,官场贪贿成风,任官任职全无标准。梁氏说:“治安之国,学焉然后受其事,能焉然后居其职。无学无能则终身为人役,人亦孰敢不自勉。今也不然,不知兵而任以兵,不知农而任以农,不知法而任以司理,不知教育而任以教育。不宁惟是,一人之身今日治兵,明日司农,又明日司理教育。不宁惟是,一人之身同时治兵,同时司农、司理教育。在其人曾不闻以不胜为患,而举国亦视为固然,莫之怪也。”[45]不仅如此,这种滥用私人的风气又必然造成冗官冗员大量增加,浪掷行政经费。梁启超说:“国家设官之原则,以人奉职。而今也,则以职豢人。故国家本可以不办此事,因有人欲办以自豢,斯办之矣。办此事本一机关而已足,因欲借以自豢之人太多,则分之为数机关矣。一机关本以若干员当之而已足,而待豢之人不能徧,则多为其员额矣。犹不能徧,则别立名目以位置之矣。”[46]所以,梁启超又说:“质言之,则凡今日财政所支出者,什之八九则有劳费而无效果者也。”[47]由于官吏之任用,全凭私人关系,全凭私人好恶,于是因“不学而可以能,溺职偾事干纪而可以无罪,则人亦何必忠于厥职。故相率纵情于饮食男女丝竹博弈,此荒嬉怠惰之习所由生也。荒嬉怠惰恒苦不给,则必求自进其地位,而地位之所以进,不恃学,不恃能,不恃忠职守法,而别有所恃,则钻营奔竞之所由生也。人人皆钻营奔竞,而有限之地位终不能尽应其所求,不得不排他人以自伸,此阴险倾轧之所由生也。”[48]全社会充斥荒嬉怠惰、钻营奔竞、阴险倾轧之风,则贤者尚何以洁其身,能者尚何以用其长,驯善者尚何以安其业?只有“相与皇皇惴惴不知安身立命于何所”[49]。而那些“寡廉鲜耻钻营奔竞嫉妒倾轧者流,其用尽心血所得傥来之地,亦不知被人搀夺之当在何时”[50]。终至于“举国中无贤无不肖无贵无贱无贫无富,而皆同此心理。譬诸泛舟中流,不知所届,此全社会杌陧不宁之象所由生也。呜呼,今日之中国岂不然哉!岂不然哉!”[51]梁启超在这里为我们描绘出一种社会将要崩离之乱象。“使人人有不慊于其上,不安于其职之心,则社会之秩序遂破,而乱象遂不可以收拾。”[52]

   吏治官风如此之坏,自然不能指望还有多少人肯为朝廷办事,肯为国家人民着想。梁启超写道:“内外群僚,其乃心国家忠于职务者,千万人中不得一二焉;即有一二,又未必明于世界大势,知立宪国官吏所当有事,惟蹈常习故致谨于簿书期会之间已耳。然此已其最贤者也,其他则大率恃苞苴奔竞以进,视官职为市易之具,巧立名目,罔利自肥,一切要政,悉以敷衍了之。”[53]在这种情况下,“旧制之弊,旧习之坏,一切因而勿革,而徒骛新政之名,朝设一署,暮设一局,今日颁一法,明日议一章,凡他国所有新政之名目,我几尽有之矣。然人之有之,则以为国利民福之具;我之有之,则以为钻营奔竞之资。信如是也,则不如其无之,犹可以不致浪糜国帑,而斲丧国民之元气也。”[54]梁启超甚至怒斥道:“是无异朘小民粒粒辛苦之血汗以豢蛇虺也。”[55]梁启超揭露这些怙权尸位、虐民夺财的官吏们的阴暗心理说:“荀子有言,致乱而恶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贤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兽而又恐人之贼己也,今之从政者当之矣。其心目中未始有国家也,未始有君父也,未始有人民也,所见者权位耳,金钱耳,其自始未尝知宪政为何物也,且视宪政如寇仇也。”[56]

   吏治败坏,人民自然对政府失望。前面第二部分里,我们已经论及这种情形,不过主要说的是立宪派和一般资产者。现在我们要指出平民,特别是下层群众的态度变化。有学者曾专门搜录清末民变的资料。据资料显示,1905年至1909年,每年民变事件都在200次以内,其中1905年和1908年,分别为107次和106次,1909年是124次,1906和1907两年都是184次。到1910年竟上升到259次,1911年武昌起义前,9个月的时间里,则已达135次。须知,1911年8月,四川保路军即已成立,随后不久,便有大规模罢市、罢课以及示威游行发生,且连绵不断。四川保路运动将推翻清朝统治的引芯点燃,到武昌则爆发成震撼全国并最终导致清朝灭亡的大起义。梁启超预言不出两年,必致大乱,以抵于亡的预言终成事实。

   [参考文献]

   [1][2]耿云志:《梁启超在清末的政治宣传》,《近代中国人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406页。

   [3]《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以下只简注《文集之……》),第4页。

   [4][38][39]《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国风报》第17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07、108、109页。

   [5][41][42]《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风报》第18、19期,《文集之二十三》,第17、15、17页。

   [6]《敬告中国之谈实业者》,《国风报》第27期,《文集之二十一》,第122页。

   [7]《评一万万元之新外债》,《国风报》第28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156页。

   [8]未刊信稿,中华书局藏。

   [9][11][18]《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5、368、541-542页。

   [10]汪敬虞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卷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654页。

   [12]《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67页。

   [13]《立宪九年筹备案恭跋》,《国风报》第1期。

   [14]光绪帝于1908年11月去世后,溥仪于翌年登基,其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载沣为其兄光绪帝复仇,于1909年1月初,将有背叛光绪帝嫌疑的袁世凯赶出军机处,令其“回籍养疴”。

   [15]《帝京新闻》,宣统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16]《国风报》第26期。

   [17]金毓黻:《宣统政纪》卷二十八。

   [19]《国会请愿代表通问各省同志书》,《时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三日(1910年11月14日)。

   [20]《直省咨议局议员联合会第二届报告书》,《会议记事录》,第97-104页。

   [21]《啬翁自订年谱》辛亥年。

   [22][55]《收回干线铁路问题》,《国风报》第11期,《文集之第二十五》下,第55页。

   [23]《对外与对内》,《国风报》第二年第13期。

   [24]《论币制颁定之迟速系国家之存亡》,《国风报》第3期,《文集之二十一》,第106页。

   [25][29][33]《湘乱感言》,见《国风报》第10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65、63、67页。

   [26][32]《米禁危言》,见《国风报》第12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97、97页。

   [27]《湘乱感言》,见《国风报》第9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62页。

   [28]耿云志:《论咨议局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30]《论国民生计之危机》,《国风报》第20期,《文集之二十一》,第36页。按,梁氏说国家全部负担都加在农民身上似不尽准确。中国是农业国,所有经济活动最终须靠农业来支撑。故国家的绝大部分负担,最后都要落在农民的肩上。但也只能说是绝大部分,终不能说是全部。其他行业凡可以创造增加值者,他们的税捐负担,在国家财政中也占有一定比例。然,农民之负担最重,生存状况最苦,则是毫无疑问的。

   [31]《国民破产之噩兆》,《国风报》第14期,《文集之二十七》,第72页。

   [34][36]《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国风报》第6期,《文集之二十一》,第10、11页。

   [35]梁氏在《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一文之末,附白曰:“两年以来,废百业以著成一编,名曰《财政原论》百余万言,以卷帙太繁,剞劂不易,杀青问世尚当期诸数月以后。将撷其要节先刊布之。”按此著似从未刊布。

   [37]辛亥九月二十一日,熊希龄自北京致赵凤昌信谓:“弟昨至北京探询,度支部存款只余三四十万(现在惟有请内帑,然闻内帑亦不多)革军稍相持一两月,不待交战亦必亡矣。”见《赵凤昌藏扎》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467页。

   [40]梁启超:《现政府与革命党》,《新民丛报》第89期。

   [43][53][54]《上涛贝勒牋》,《〈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7、546、546页。

   [44]《呜呼一万万元之新外债》,《国风报》第8期,《文集之二十七》,第63页。

   [45]《侥幸与秩序》,《国风报》第2期,《文集之二十六》,第42页。

   [46][47][48][49][50][51][52]《节省政费问题》,《国风报》第20期,《文集之二十二》,第39、40、40、40、42-43、43、40页。

   [56]《国会期限问题》,《国风报》第3期,《文集之二十五》上,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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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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