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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不确定性与当代文学史的建构

——1985—1988年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讨论

更新时间:2014-12-02 12:31:28
作者: 孟繁华  
是“略述文学革命的历史和新文学的大概”,可视为最早的以“史”的角度研究现代文学的尝试。20世纪20年代末期始,少数高校已开设了新文学研究的课程和讲座。陈子展、周作人、朱自清、李何林等都讲授过现代文学的课程,并出版过文学史著作,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李何林的《近20年来中国文艺思潮论》等。因此,现代文学的早期研究,有很强的“当代性”,它过程之中的性质使现代文学还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学科。比如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之源流》,初版于1932年,新文学刚刚诞生十余年,他也仅仅用十三页的篇幅述及了“文学革命运动”,而重在表述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源流”关系,对新文学本身叙述的简略可想而知。但是,这毕竟是用文学史的角度,对那个仍在发生发展的新文学做了梳理和构建。

   现代文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是1951年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的出版。虽然现代文学的历史被认为已经“过去”,但于王瑶写作的年代来说,它仍然是切近的文学历史,它并没有为作者提供充分的考察距离,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王瑶先生写的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史”。这不只是克罗齐意义上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重要的是,王瑶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年代,共和国刚刚诞生两年。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作为重要的社会历史划分的标识外,从时间的角度说,两年的距离不可能为王瑶先生提供更为客观的写作条件。但王瑶先生仍以他史家的训练和学识,对现代文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学科化、系统化整合。在王瑶先生写作《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同时,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其中规定了“中国新文学史”的讲授内容:

   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

   王瑶先生称:“这也正是著者编著教材时的依据和方向。”⑨但是这一“依据和方向”是一个难以期许的预设。这不只是说“草案”对“中国新文学史”的规定过于简略,其边界难以明确,而且更在于不断政治化的要求决定了文学史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一尺度。这一状况在1952年8月30日下午《文艺报》组织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上得到了反映。参加座谈会的都是文学史的权威研究者和文学界知名人士。《文艺报》在发表座谈会记录时发了编者按:

   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文艺工作者与文艺教育工作者当前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但是,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是十分不够的。这里发表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对王瑶所著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的立场、观点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对研究新文学史的方法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和批评虽然还是初步的,但这种认真、严肃的讨论,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新文学史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切实的讨论,更好地开展这方面的工作。⑩

   座谈会对《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所表现出的“立场、观点”上的错误,提出了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激烈批评。在这些批评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的社团和作家,一律等量齐观,不加区别”,“把胡适、周作人、谢冰心、李金发等和郭沫若、蒋光慈平列起来加以评述”;对“在文艺运动上起过反动作用的(自然政治思想也成问题)如徐志摩、沈从文等等的作品,往往是赞美为主;就是对于政治上显然是反革命的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等也有不少赞扬之词”。这些批评所提出的“立场”“方法”“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问题,主要是对被述作家的选择和评价问题。因此,王瑶在《读〈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实际是检讨)一文中也坦白承认:“这门课的内容很难办。”这个问题在20世纪50—70年代一直没有解决。

   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这本文学史建构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写作框架。在文学运动部分,用革命运动统摄文艺运动和现象;在作家作品部分,简单地使用了阶级划分的方法。三十年来的文学史,被概括为从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在具体判断上,他强调“首先应划分是人民的和反人民的界限”,在这样的视野里,胡适、陈西滢、梁实秋、“新月派”等,都划到了反人民的一边。“现代评论派”“新月派”是“反动没落的文学派别,在政治上是反人民的,在艺术上则是反现实主义的,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它们是一股逆流”。这本文学史还开了在文学史上批判沈从文、徐志摩等作家的先河。

   同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东北大学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一卷。这部著作在未出版之前,曾被李广田称为是“思想性较强,不过有些武断”的一部著作。在《新文学史纲》中,作家都被纳入“革命作家”“进步作家”“小资产阶级作家”“右翼作家”等范畴进行评价。

   1956年,作家出版社又出版了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下卷,这部文学史是高教部委托出版的高校现代文学史教材。在绪论里,作者阐发了研究现代文学的三大目的:第一,叙述五四以来先驱者使用文艺武器与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实况;第二,把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史实和经验加以正确的叙述和总结;第三,全面深入地考察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他同时强调说:“必须在新文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划清敌、我,分别主、从。”(11)在这样的文学史框架中,朱自清、戴望舒等作家,必然要作出低调的处理。

   在政治文化的主导下,这些文学史从反面汲取了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教训”。到1958年,留给这位现代文学学科奠基者的只有“检讨”。他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自我批判》中说:

   我错误地肯定了许多反动的作品,把毒草当作香花,起了很坏的影响。胡风分子的作品,我大都是加以肯定的,还特别立了一节谈《七月诗丛》,究竟我肯定这些作品的什么东西呢?翻开我的书,不外是“情感丰富”之类的词句,而脱离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和政治倾向,……我还肯定过丁玲的反党作品《在医院中》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冯雪峰的《灵山歌》和《乡风与市风》等杂文集;对这些毒草的内容我毫无批判,而是当作香花来肯定了,这除了说明我的立场和思想感情上有和他们共同的地方以外,是很难用其他原因解释的。(12)

   文学史的“历史建构”,在这样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非主流”作家在不断的滤及和批判的过程中被逐渐淘汰。这种“历史”的叙述事实上不只是要建构现代文学的主体性,同时它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非主流”文学将不再作为文学遗产被对待,除了革命文学和进步文学,其他的文学潮流、现象,因其“不合法性”而不再受到重视,也不会得到继承和发展。进入共和国之后,文学生产的纯净化和对多元倾向的排斥、批判,证实了这一“建构”的现实意义。

   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可能从一个方面质疑了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因为毕竟有这么多的“现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版;但也从一个方面证实了唐弢先生“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观点的正确。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限制,切近的历史很难把握在著史者的手中。每个人对切进历史的不同理解,使任何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都不免议论纷纷难成共识。虽然古代文学史也在不断地建构过程中,但是,经过历史化和经典化的古代文学史,无论怎样建构,它的基本作家作品、流派、现象等,基本没有歧义,其他的只是具体评价问题了。现、当代文学史的情况与古代文学史截然不同,上述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巨大差异和不同评论证明,这段文学历史的讲述,确有“评述”性质。

   唐弢先生自己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史家。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文学史著作之一。但他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今天看来也未必周全。但是,我们只要看看樊俊先生的《编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若干背景材料》、严家炎先生的《求实集·序》等,就知道那个时代从事文学史写作是多么困难。时事政治的变化,意识形态的风吹草动,甚至某个人的主观意志,都会干扰和影响到文学史的写作,都会为文学史的写作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唐弢先生后来曾经深刻检讨过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对左翼作家联盟的评论,对在《新月》杂志上撰稿的作者以及某些所谓“第三种人”的评价,对郁达夫、老舍、沈从文、徐志摩、钱锺书、杨绛等的评价。对周作人、李金发、戴望舒等人的评价,他多有检讨并“深怀歉疚”。但是,唐弢先生是有自己写作现代文学史想法的,比如“论从史出”,“以文学社团为主来写,写流派和风格”等,但都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唐弢先生提出的“当代文学不宜写史”,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唐弢先生对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的撰写者怀有偏见,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也恰是一部“当代文学史”,他是通过自己的文学史写作实践,通过处理各种与文学史写作没有关系的各种问题才表达这一观点的。他是有切肤之痛的体会才说出这番话的。当时反对者的观点。很可能没有理解或忽略了唐弢先生的初衷或苦衷。今天,文学史写作的实践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唐弢先生当年表达的看法以及他的疑虑,并没有全然消失。文学史写作的羁绊、规约并没有完全解除。如何能够写出一部切实客观的当代中国文学史,对我们来说,道路依然漫长。

   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重写文学史”

   几乎与唐弢先生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同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联名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这是一篇改变百年中国文学史观的文章。因此,文章一出文学史界应者云集。文章认为,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并不单是为了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提出这一概念的理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与政治、道德等诸方面一道)形成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在论述这些“进程”的时候,它涉及的问题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为总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德特征;以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艺术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等。他们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初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它的方法论特征就是强烈的整体意识。”(13)《文学评论》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说:“《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阐发的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整体上把握时代,文学以及两者关系的思辨,应当说,是对我们传统文学观念的一次有益突破。”(14)正如杂志的编者所注重的那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吴福辉认为黄子平等三人的观点“超出了一般关于文学史分期的讨论,而是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新概念来理解”。“它确实标志了旧的现代文学格局的突破。”(15)

赵园认为:“他们的文章以宏大气魄,由‘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包含的现代民族意识(包括审美意识),以及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其艺术形式在二十世纪的演变发展等方面,有力地论证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有机整体性特征。文章突破了‘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固有思路,提出的是‘文学研究观念’的调整等远为重大的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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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文坛》(南宁)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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