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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

更新时间:2014-11-28 20:00:06
作者: 池子华  

   进入20世纪30年代,长三角地区工厂企业在用工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以期逐渐摆脱包工制度的“路径依赖”,为此许多工厂招收少年女工加以养成培训,形成所谓“新式管理制度”(23),即“养成工制度”。

   最初的养成工无异于包身工。民国时期,惠珊在《包身制女工的生活》一文中陈述,称:包身制有纯粹的包身制(普通为包饭)和变相的包身制(普通称为带饭)。“包饭的养成工--普通由包工头亲自到乡间(江北一带)去招募大批的小姑娘,年龄在十岁左右到十五六岁的为最多。”而“带饭的养成工--她们行动上的自由是没有像包饭的管理得那样严厉,经济的收入也不受包工头的管辖,也没有和家属订过什么契约,这班女工有的是期满后的包饭女工,有的与包工头有直接或间接的亲戚关系的,或同乡关系的,或朋友关系的”(24)。从这段陈述中可以看出,包身工就是养成工,养成工就是包身工,名异实同,都是打工妹或打工妹的后备军。

   1925年五卅运动前,养成工制度“这种劳动形式,在上海各纱厂中极为通行,当时许多日本厂如公大、内外棉、喜和等几乎全为养成工制”。五卅运动中,养成工制度受到巨大冲击,但制度本身并非一无是处。要提高打工妹生产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和技术培训显然是必要的。正因为如此,“养成”招工成为20世纪30年代长三角地区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而被提上日程。其中无锡“华新制丝养成所”、“私立无锡纺织人员养成所”、申新三厂的“女工养成所”,就是一个个典型。这里以申新三厂的“女工养成所”为例加以说明。

   荣氏资本集团为“切实推行标准工作法起见”,于1932年首先在无锡申新三厂建立养成工制,以后陆续推广到申新系统各厂(25)。养成所招工“限定年龄自十五岁至二十岁,具有初小或高小程度,品性纯善,身体强健,能耐劳苦,且身材高度以达五十四时者为合格”(26)。为此,申新三厂专门制定了《女工养成所入所规程》8条,规定“以考试制取之,考期及人数,视各部之需要而定”;“入所资格,须身体健康,思虑清楚,品性温和,举动灵敏,更以读书二年至四年者为相宜”;“报名须亲自来厂登记,家长如能同来更好”;“考试课目,为持久心、记忆力、触觉、辨别、目力、体格检查、谈话等,如入学二年以上者,兼考国文算学”;“考试及格者,当与家长保人来厂领取保证书填写,限三日内交回”;“入所前须备齐最近三月内所用之衣裤鞋袜,及常用物件,如雨伞雨鞋面布牙刷木梳剪刀针线等,并带零用钱少许”;“入所后静候管理员训话,并派寝室床位衣箱,及发给被褥枕席面盆漱口杯饭单等,但一经收到,须切实当心,不可遗失,或自由更换”;“入所日起,五日内有所不愿,可清算膳食费回家,过此,则履行保证书”(27)。根据1934年的统计,申新三厂养成工的年龄分组如表4(28):

   从表4可以看出,被招的养成女工中,女童不计,16-20岁的打工妹占多数,达60%。换句话说,养成工招收的对象主要为打工妹。

   养成工易于控制,而且技术提高快,有利于加强劳动管理和推广新技术。况且养成工不发工资,预备工工资通常比正式工人低15%左右,但几乎都是顶岗生产,因而直接给资本家带来额外好处(29)。华新制丝养成所开办的5年、6年内,仅养成工培训期内提供的无偿劳动,就相当于支付1500个工人3年的工资(30)。资本家热衷于招收“养成工”,直接经济利益的驱动,显然不能忽视。

   模式之三:招考

   招考,一般通过发布用工需求的公告“广而告之”,以广招来。如1901年宁波机器织布局扩大生产规模,“遍贴招纸,广招女工”(31);1926年4月永泰丝厂由上海迁无锡,5月开工,鉴于工人缺乏,乃“采用贴榜招工,发给临时津贴5元的方法招揽工人。公告一出,果奏奇效,一时报名踊跃”(32)。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既名招考,当然要组织必要的面试,一般由“人事股”负责,有的企业成立“考工科”,其职能之一即为招工考试。如刘鸿生企业集团旗下的大中华火柴公司考工科为招考事宜专门制定了《工友进厂口试考问题》,有16题之多,如“你从前在哪里工作?做多少时候?”“那时你每天可得多少工资?够开销吗?”“你为什么脱离原有工作?”“你为什么要入本厂工作?希望得多少钱?”等等(33)。企业根据对应试的打工妹口试考问情况,决定是否录用。除了这些“考问事项”外,还有“观察事项”7项,即面貌怎样?态度怎样?性情怎样?言语怎样?资质怎样?常识怎样?肢体有无残缺部分(34)?经过“考问”和“观察”,有些女青年走进工厂企业,成为“打工妹”,尽管通过这种途径从业的人数不是很多,如前所述。

   “求职”与“职求”在劳务市场上,显然是一种博弈,而供求规律的决定性影响不容忽视。虽然打工妹供不应求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供过于求的局面却长期存在。正因为如此,打工妹在职业生涯中的弱势地位难以改变。为谋得一份职业,请客送礼,寻常之极(35)。至于明码标价,也不稀奇。1946年12月27日申新纺织厂赵阿荣投书《申报》,揭露招工“脱不了贪污的魔手”的“黑幕”(36),类似这种现象,使打工妹求职成本面临难以承受之重。

三、从荐头店到职业介绍所

   社会关系网络、招工是打工妹实现城市就业的主要路径,而劳务中介也为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牵线搭桥”,提供了另外的选择。劳务中介在近代长三角城市中最常见者莫过于荐头店和职业介绍所。

   荐头店,有的地方称为“媒行”,有的地方称为“荐头行”,“苏州、上海、松江等处皆名曰荐头店”(37)。名称虽异,但均“以荐引男女佣工为业者”(38),是一种职业中介。在近代长三角地区,这类职业中介雨后春笋般涌现,仅上海就有“两千家上下”(39)。这些荐头店大多为苏州人、无锡人所开,其中苏州人开的“姑苏老荐头店”尤为“吃香”--“在单间的房屋中,有的还设了一只泡开水的老虎灶,靠里摆着一张八仙方桌、几只椅子和几条长凳,扳壁上挂上一张月份牌,或者玻璃镜框里装上一张关公看《春秋》的画像。左右两条长凳上,坐上好几个中青年农村妇女,等候雇佣,这就是荐头店。因为是苏州人开的,就冠以姑苏两个字,门口挂一块招牌,日久多以姑苏荐头店为名,几如陆稿荐一样,加一个老字,自称为老牌。江北人和上海开的,相比之下似乎没有苏帮吃香,也冒充为苏帮,因为吴侬软语使人听起来有甜蜜蜜的感觉。”(40)

   荐头店何以如此兴盛?或认为“上海弹丸之地,自道光以来,日盛一日,顿成都会”,而“风气浮华,起居舒适,直无一户不有佣趁之人”(41),产生对女佣的需求;或说雇佣佣人者大多是老板、买办、官僚、寓公、遗老、大亨、闻人、老鸨及从外地逃避来沪的地主、富商,还有笔耕的作家文人,他们寓居上海,“总得有人伺候……于是荐头店就应运而产生到发展”(42)。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城市化,家政服务市场广阔,驱动这一传统职业中介走向繁荣,也是势所必然的。

   从事家政服务,同样是打工妹的一条谋生途径,因天时地利人和,她们主要来自长三角本区域,《申报》报道称,“苏(州)乡来者为最伙,航船往来,几于如水赴壑”(43);《时报》也报道说,“上海近年以来,人口日增,所需佣工亦日多,苏、松、常、镇、扬等地乡妇之赴沪就佣者,岁不知几千百人。”(44)

   荐头店“待雇佣者大多来自江浙两省的农村妇女和姑娘,中青年男子绝少”(45)。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它的服务对象基本上是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农村女性,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打工妹。

   开店缘何叫荐头,专供仆役作曹邱。倘能合得东家意,两面皆须索报酬(46)。

   荐头店几乎专为女佣提供职介服务,许多打工妹正是通过这一渠道找到了“饭碗”。

   荐头店都是私人所开的“夫妻店”,鱼龙混杂,坑蒙拐骗之事时有发生,因此而引起的纠纷不在少数。如1923年4月在苏州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桃花坞贝绅家女佣前日下午出外购物,一去不归,经贝姓检查,失去银帐钩一付,银练一条,绉纱夹裤一条,华丝葛套裙一条。该佣妇系周哑子巷某荐头店所荐,遂唤该荐头到家责令赔偿,当经该荐头允即着保追查。旋该荐头向原保人陈银宝交涉,陈云人未去远,即可追交。翌日该荐头复往保人处追问,孰知陈亦避匿无踪。现贝绅责令荐头将人交出,否则照数赔偿,如果有意迟延,定须送官追究,因之该荐头惶急万分,不知若何设法料理也。”(47)类似事情,绝非个案(48)。

   荐头店遍地开花,但传统色彩浓重,与旧时“媒行”别无二致,且鱼目混珠,应加以取缔,以规范经营的职业介绍所取而代之,同时应多设妇女职业介绍所,为打工妹求职提供更多的机会。有评论指出:“我国向有一种荐头店系专门引荐工人者,此种机关类似职业介绍机关,惟其性质,系私人之营利。征收手续,以自利为标准,不顾求职者之利害,即经地方官厅之核准者,其办理亦不遵守合法之规定,且对于职业与劳动之情形,亦不能应用科学方法,实行周密之考察。国家急宜设法取缔之为是。此外,虽有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上海职业指导所等亦为职业介绍之事务,然此种机关为普通之介绍,并不能称为专门经营职业介绍之机关。至于妇女职业介绍机关,尤为稀少,容或有之,其经营亦不合法。是以为妇女经济问题解决计,多设立妇女职业所,亦诚为不容迟缓之一事也。”(49)毫无疑问,职业介绍所的出现与发展,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更能体现出人力资源市场的时代性,也为打工妹拓宽了求职路径。“职业介绍所乃为工人代谋工作,并调剂劳工之供给与需要之机关”(50)。作为“代劳工谋工作者”,职业介绍所“在我国似不多见,惟荐头店,为妇女谋家庭役务者,即甚多,但前者亦日见发达”(51)。如果说荐头店是打工妹从家庭走向家庭的桥梁的话,那么职业介绍所则为打工妹从家庭走向工厂、企业、服务行业等更广阔的领域搭建了平台。虽然职业介绍所并非作为荐头店的“替代物”而出现的,但其“日见发达”,不能不对荐头店产生冲击。

职业介绍所出现的具体时间,史书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它必然伴随着近代长三角地区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而“日见发达”起来,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近代工业迎来“黄金时代”,包括打工妹在内的农民工如潮而至,职业介绍所“水涨船高”,出现强劲发展势头。正因为如此,1924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专门通过了《组织职业介绍所决议案》,要求“职业介绍所由工会组织之,在政府立案,保证其有绝对权力”,“东家须承认职业介绍所有介绍工人职业之绝对权力”,“工人不得私擅介绍工友”,“东家不得擅用非职业介绍所介绍之人”,“学徒亦由此所介绍”(52)。这个《决议案》,表达了保护、规范职业介绍所的强烈愿望。为此,1931年12月3日国民政府实业部公布了《职业介绍所暂行办法》,加强对公私职业中介机构的管理。在此基础上,1935年8月7日,国民政府颁布了《职业介绍法》(53),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职业中介的专门法,意义重大。《职业介绍法》共分“总纲”、“职业介绍机关”、“介绍业者”、“罚则”、“附则”五章43条,较之《职业介绍所暂行办法》更为详细、具体,也更具有可操作性,如其中规定“职业介绍机关或介绍业者对于求职之妇女或未成年人,应就职业选择雇佣条件及其他与职业有关事项详予指导”;“职业介绍机关对于雇方及佣方不得以性别地域信仰等关系而为差别待遇,其介绍并须公开之”;“公设职业介绍机关对于发生团体纠纷之雇方及佣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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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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