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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子华 梁旻: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倾向

——以长三角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14-11-26 23:44:59
作者: 池子华   梁旻  
她是一个打工妹,在乡下时,没有机会读书,进厂后经朋友介绍,在青年会夜校读过三年书,由于她的努力,很有长进,可以阅读《文汇报》。眼界开阔了,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说: “她的母亲和她是处在两个不同的时代观念中,常常要彼此发生冲突,特别是在男女社交方面,她的母亲非常看不惯她的行为。”她是一个活跃的女孩子,外面结交的朋友很多,她的母亲是反对的。母亲认为一个23岁的大姑娘,怎么能随便在外面和男子来往?每天她要是晚10时回家,母亲总要骂她的。有时候,母亲故意把大门关上,好久不开门,让女儿在门外等得发急。母亲说:“你这样迟回来,何必还要回家呢?”可是姑娘的意见是“只要自己人格好,男女的来往有什么关系?”[18]

   这个案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类似的冲突客观存在,而冲突的背后实际上是新旧观念的碰撞。透过外在的冲突,我们也可以看出打工妹群体观念变迁以及努力改变自我朝向“市民化”的心路历程。

   改变自我,向“市民”看齐,对打工妹群体而言,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都有一个绕不开的“焦点”问题,那就是婚姻问题。在近代,婚姻自由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晚婚现象的凸显,更成为打工妹群体“市民化”过程中突出的新问题。众所周知,早婚早育,多子多福,是农业社会“大家庭时代”的基本特征和主流意识。这种“生育文化”随着工业时代的来临、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东渐”而不断受到冲击,“中国视为早婚多产的理想社会,一变而为独身、晚婚、避妊及堕胎等风气。”[19]这种观念在先发达地区的长三角各城市浸淫蔓延,不能不对身处其中的打工妹产生影响并为其所逐渐接受,根据1930年拉姆森对70名上海棉纺厂女工的调查,15-19岁已婚者占11.54%,20-24岁已婚者占5.14,25-29岁已婚者占81.82%⑥。另据沪东几个工厂不完全统计,21 300名女工中,有7000多成年女工尚未结婚,就拿颐中烟厂来说,有40%尚未结婚,她们的年龄都在23岁以上。而沪西情形并不次于沪东。据一般估计,全市至少有4万产业妇女尚未结婚⑦。这在农村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社会中晚婚观念、晚婚现象盛行,打工妹“入乡随俗”,做出“适应性”响应,也是自然的。一则与她们婚姻价值观是一致的。调查资料显示, “她们选择丈夫的标准也很高,不马虎随便,这由于两方面原因所造成,有一些妇女,因为工人中一时很难找到有知识学问而且志趣相同的对象;有一些妇女,在等待嫁一个可以作为依靠解决自己出路的丈夫,但是这种丈夫,在工人中也不容易找到。因之,她们结婚大都是很迟的,普通廿五六岁的年纪,很多是没有结过婚,而且有些甚至到了三十多岁,情愿死守着不嫁”[20],由此出现“剩女”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二则工作不稳定,生活负担沉重。“因为大部分女工有着家庭重担,她们考虑到:要是结了婚,那么另外开了门头,娘家的开销,谁来负责呢?这是各地乡下来的女工占着主要成分。也有一部分本地女工,虽然家里门头主要的不一定靠她,现在一个人做做用用还可以,要是结了婚,生了小囡,就呒没介写意,这年头单靠男人不一定撑得住门头。许多绸厂女工坦白地说,害怕丝织业危机,影响男女共同失业,生活呒没办法,因而不愿意和绸厂男工结婚。”⑧ 三则许多工厂企业雇用女工“以未婚为雇用条件之一,故结婚即解雇”[21]。在这样的“雇用条件”下,打工妹也只能“选择晚婚的道路”了[22]。

   值得注意的是,打工妹晚婚的价值取向,不仅顺应了“市民化”的大趋势,而且逐渐得到了家长的认可,研究中国工人运动的法国学者谢诺发现, “许多女工选择晚婚的道路,尽管女儿们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父母们给包办的婚姻和父母决定的婚龄。但现在看来父母也赞成,起码是接受了女儿自己的晚婚决定,如有一个调查引用了这样的话: ‘现在的女孩子们结婚比过去的晚……既然她们都挣钱,我们就不坚持要求她们早婚了’。”[23]这种“接受”和认可,毫无疑问,是一种对自我的超越。

   工业社会“比较迟婚者多”,农业社会“比较早婚者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反映在婚姻家庭问题上,则是家庭的小型化和晚婚现象的盛行, “此固情势之自然,亦各国普通的现象也。”[24]打工妹群体中晚婚现象的普遍化,既是“市民化”的客观要求,也是“市民化”的重要成果,是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进步潮流。

   打工妹群体通过“内”与“外”的自我改变而逐渐“市民化”,这是她们融入城市的不二路径。纵观打工妹群体的“市民化”历程,有几个特点值得关注:

   首先,“被市民化”色彩浓厚。打工妹要在长三角各城市立足,不管愿不愿意,必须转变与在田间迥然不同的劳动方式,调适自我,在适应工厂企业“制度要求”的同时,改变已有的生活方式,适应城市生活,向市民看齐。“制度适应”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对其身心不能不产生影响,甚至充满了辛酸与无奈[25]。适应城市生活同样如此。这种被动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被市民化”的色彩。从不适应到适应,过程的艰辛,可以想见。

   其次,对城市的认同感较低。“市民化”的本质是城市化,打工妹对在其中打工的城市有没有归属感、认同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市民化”的质量。在近代长三角地区,城市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且城市不仅物质生活发达,精神文化生活更是丰富多彩,充满诱惑。因此“向往城市生活,希望过好日子”,是一般打工者的追求目标[26]。尽管打工妹希望通过打工实现“市民化”的诉求,但不可能割断与农村的联系,毕竟“根”在乡村,往返于城乡之间,成为一种生活常态。[13]这就决定了打工妹对城市的归属感、认同感低。甚至有不少打工妹即便在城市扎根,但仍心系故乡,如在上海, “有许多夫妇都在绸厂工作的,生出孩子多数是往乡下送,包给人家代养。在上海多数的绸工只认上海是赚钱的地方,而非安家立业的所在。”[8]一方面向往城市生活,一方面又找不到“家”的感觉,这种心结在打工妹“市民化”过程中,并不鲜见,并成为“市民化”的障碍因素。

   又次,“市民化”的质量不能尽如人意。就教育问题而言,虽然国家、社会、企业兴办不少包括教育在内的“惠工”设施,而且以免费教育为主,即便打工妹渴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但由于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使很多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她们“每天由早晨到晚上操作很费力气的工作,精神已经是很疲乏,”“忙碌于衣食之不暇,再要拿出时间和精神来读书,的确是一件很困难的事。”[27]无锡打工妹李霞影就说: “我们女工过着牛马般的生活,每天工作12小时,真是从鸟叫做到鬼叫,冬天上日班,整天见不到太阳,夏天在高温下工作,闷热得透不过气来。因为工作时间长,工人们一天下来已经精疲力尽,根本无精力再进行学习和其他工作。”[28]吴至信对上海、无锡等城市35家工厂“惠工”事业进行调查后也发现“一般工人对于教育之态度,至为不佳”,原因正在于“日常工作时间甚长,下班疲苦已甚,若干工人尚须归返远在七八里以至十里以外之家中餐宿,更盼得较多之自由时间。兼以工人年龄,多在20岁以上,记忆力非孩童可比,于是读书成绩不佳,兴趣愈淡。故一闻在工作时间以外,添受教育,在普通情形下莫不以为苦事。”[21]所以,有评论认为, “提倡劳工教育,虽是一件急务,可是在紧张工作后的工人,心身都非常困倦,没有心情去求知。如果不先将工人在这一方面的困难减少,劳工教育恐怕是很难收到效果的。”[18]揆诸史实,诚可谓一针见血!症结所在,不能不影响“市民化”的质量。

   再次,缺乏连续性。这与职业的不稳定有极大的关系。职业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打工妹“市民化”进程能否延续。事实上,职业的不稳定尤其是失业,常常使“市民化”进程断裂。由于近代工业发展的曲折性和乡村危机的强劲推力,打工妹即便能够实现“做厂”打工的愿望,也心神不定,深感失业压力的沉重。据陈达先生的抽样调查,在201份资料中,“只有16人没有谈及失业的情形,其余大多数人都遭受过失业的苦痛”,换句话说,92%的人有过失业的经历,“可见失业问题,在工人的生活里是何等严重的事实。”[18]造成失业现象严重化的原因,一是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或半倒闭;二是产业后备军激增,资方可以以更低廉的价格雇用劳动者;三是技术革新即“生产合理化”的“减工”减少了工人的使用量。其中前两个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即相关研究所说“我国由于产业不十分发达,农村破产,失业人口集中于都市,雇主不但得以廉价雇佣工人,而且不与工人发生固定的关系,随时又可解雇工人。这种现象,上海在抗战以后更甚……以上海产业最大人数最多的纱厂来说,甚至连正式临时工的名义全不要,厂方可随时叫工人来就来,要工人走就走,工人的工作朝不保夕,天天都在失业的威胁之中。”[8]长三角另一工业中心无锡,1930年代初受经济危机的冲击,“丝厂失败,女工失业者颇多……多数女工,其年龄较大者,只得仍回故乡农村。”[29]

   民族企业里如此,外资企业中也不例外,如“在日本厂里做工,职业毫无保障。那时社会上到处是失业工人和流落城市的破产农民。厂主需要时,随时可以招进一大批。厂主不需要,就把工人开除出去”。所以工友们常常抱怨说,在日本厂里做工“是一只脚在厂里,一只脚在厂外,成天提心吊胆,早晨不知夜晚”[30]。这种残酷的现实,使打工妹“市民化”进程经常处于断裂状态,对打工妹“市民化”的质和量产生双重影响。

   打工妹“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也说明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曲折和城市化进程的蹉跎。尽管打工妹“市民化”困难重重,但经过“市民化”的洗礼,她们中有的虽然踏上回乡之路,却给封闭的乡村带来一股清新之风[22];有的被城市所吸纳而真正的“市民化”了。所有这些,不言而喻,对城乡社会变迁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论男女无耻》,《申报》1879年9月21日。

   ②《书乐陈氏愿归原夫事》,《申报》1883年8月7日。

   ③转引自茅家琦、李祖法主编:《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76-77页。

   ④《丝厂职工生活素描》,《锡报》1932年10月24日。

   ⑤英格尔斯认为:现代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精神状态’”,“个人的现代性,应该而且也能够在很多不同的形式与内容中表现出来。换言之,我们认为‘现代性’是很多性质的综合体,而非某一种单独的特质”。他认为,“现代人”应该具备12个方面的品质,即准备和乐于接受他未经历过的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各方面的不同意见、看法;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能感,对人和社会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求效率;计划;知识;可依赖性和信任感;重视专门技术,有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高低来领取不同报酬的心理基础;乐于让自己和他的后代选择离开传统所尊敬的职业,对于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相互了解、尊重和自尊;了解生产及过程。([美]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3页)根据近代中国的国情,笔者认为,“现代性”是一种能够适应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所要求的基本素养,是人的现代化(近代化)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之成为“现代人”的基本条件。(池子华《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1页)

⑥刘明逵、唐玉良主编:《中国近代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第1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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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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