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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乃群:重新认识质性研究在当下中国研究中的重要性

更新时间:2014-10-27 13:21:47
作者: 翁乃群  
而更具有其独特和实际的应用意义。

   几年前,笔者与几位同仁曾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村落的学校教育状况开展研究。在探讨社会文化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影响时,我们对摩梭、汉族和彝族村民中普遍存在的忽视女童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分别做了探讨,而没有将其一并归入“重男轻女”这样一种程式化的解释。

   在摩梭人中,女性恰恰在家户中处于中心的地位,是“家户导向”的社会文化与外导向的学校教育之间的冲突,使摩梭家长对送女童上学存有较多的忧虑。⑦摩梭家户的长辈们担心,女孩受教育多了,将会不安心于在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对家户的延续造成威胁。他们普遍认为,学生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对改善家户日常的经济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虽然摩梭社会以女性为中心,且重女不轻男,但与当地重男轻女的汉族和彝族社会一样,女童的入学和升学率普遍低于男童。

   在彝族家庭中,“女孩早晚要嫁出去成为别人家的人”、“家里没有人放羊”等,则是家长们不愿送女孩上学的重要原因。至于汉族女孩辍学率高的原因,除了“重男轻女”之外,还包括“家里缺少劳动力”、“女孩早晚要嫁人”、“读书无用”等。⑧

   在许多苗族村落中,女童比男童入学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则与苗族关于“女人”的观念有密切的关系。苗族女童从小就要学“苗绣”。历经数年的纺染织绣,为自己亲手制作婚装,成为她们成年礼仪的重要内容。而这些往往与学校教育在时空上存在很大的冲突。

   自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家庭成为农牧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而在山区,特别是半农半牧地区,由于生产方式和技术没有得到提高,家庭农牧业收入的增加以及其他副业收入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家庭劳力(其中也包括未成年劳力)的投入。这就使得未成年人在家庭劳动力和受教育对象这两种角色之间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

   农村基础教育的宗旨、内容与农村社会文化及其发展需要的分离,以及受教育者与农村社会的离心离德现象,是难以靠量化研究的方法加以表述的,也难以靠量化研究对此获得深刻的认识。只有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以及以“主位”视角进行的质性研究才得以获得深刻的认识。它比通过量化研究和“客位”常识演绎推理得到的认识,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应用价值。

   (二)以艾滋病防治研究为例

   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艾滋病在我国日益蔓延,不仅是对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挑战,也是对我国应用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挑战。但另一方面,它也给了我国应用人类学,特别是医学人类学,一个发挥作用的重要机会。这样的应用性研究试图在生物医学和国家话语之外,从更多元的社会话语层面以及更多元的社会需要和诉求出发,参与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这些研究的经验表明,应用导向的人类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遭遇到来自学术和非学术的挑战。

   首先是人类学对艾滋病防治研究的合“法”和合“理”性问题。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和由此形成的学科分工背景下,艾滋病防治研究被认为“理应”由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生物医学所独占,而作为社会人文学科的人类学对艾滋病防治研究的介入则被认为是一种越界的行为。但在人类学看来,无论艾滋病的传播还是防治,都不完全是生物生理现象,它也是社会人文现象。因此,对其中的社会文化意义的求索成为艾滋病防治研究以及制定和实施有效干预措施的重要前提和必不可少的部分。人类学对艾滋病传播和防治工作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强调,往往受到强调量化研究的生物医学的强烈质疑。对“科学”有意和无意的误读,对艾滋病传播现象和防治工作中的社会人文属性的忽视,以及对数字的拜物主义,这些都造成了人类学参与艾滋病防治研究的藩篱。⑨

   其次,艾滋病防治研究与以往的人类学在研究对象、研究时空方面的极大差异,也构成了新的挑战。

   再次,人类学长时段的田野研究方法与艾滋病防治研究的急迫时限需要的矛盾,构成对人类学传统田野研究方法的挑战。

   医学人类学作为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传入中国的。应该指出,医学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实践一直迟迟没有开展起来。这或许与我国人类学的发展还相对滞后,队伍远不够壮大,新的分支学科的成长环境或条件还没有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医学人类学要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不论从学术资源方面说,还是从人员条件上看,都还有待时日。

   上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人类学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曾对中医与西医的诊断方法和医患关系做过一些比较,还对我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做过研究,成为当时该学科所涉及的热门题目。⑩改革开放之后,来中国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国外医学人类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本土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则一直很缓慢。(11)

   国内人类学者参与艾滋病防治研究,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即自上世纪末以来,艾滋病在全球迅速传播,日益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最严重传染病之一,艾滋病防治也由此成为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关于人类卫生健康的紧迫议题,甚至成为全球性的政治问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当我国一些人类学者开始参与艾滋病防治研究之时,他们面对的是生物医学在该领域的强势话语,以及社会对医学人类学的陌生。虽然马克思主义曾就疾病和社会的密切关系做过论述,但在我国,马克思主义长期以来往往停留在阶级斗争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革命话语中。而在社会转型和经济市场化过程中,这样的认识已被有意无意地淡忘和忽视甚至否认,不复存在于我国当下的政治和学术话语之中。在强势科学主义的话语下,基于生物医学基础上的临床医学日益将人类疾病“生物科学化”,将其视为“病毒”、“细菌”和“生物基因”的问题。

   迄今为止,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关于社会病因学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个人的危险行为,在防治措施中一直强调的是被抽离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被认为有高危行为的个人或群体,譬如吸毒者、性服务工作者和男同性恋者等。这种情况与医学和流行病学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占据统治话语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占据统治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认为,健康是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这种认识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假设相一致的。(12)这方面的研究通常把这些高危行为视为个人的选择,与自身个性和人格类型有关,从而忘记或否认这些人作为社会人,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制约的,其中包括阶级、社会性别、种族主义、种性制度、民族歧视、制度化城乡差别、不同文化习俗、价值观以及社会变迁的制约。

   由于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中,上述生物医学话语占据了主导性,因此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对量化方法的倚重,忽视了参与观察、深度访谈,忽视了对当地社会文化制度、观念和其他社会文化情景的深入的质性研究。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教授保尔·法默(Paul Farmer)曾对海地艾滋病蔓延的社会文化背景做过研究,但对艾滋病的这种质性研究在我国是严重缺失的。(13)

   现在,艾滋病防治研究主要是强调对艾滋病防治知识的知晓率。但大量研究表明,知晓率与危险行为的减少并非是正相关的。以提高社会知晓率来减少个体危险行为的生物医学假设前提,即健康是个人生活方式选择的结果,是缺乏根据的。

   目前,对抽烟、酗酒这些危害身体健康的行为,醉酒驾车等危害公众安全的行为,贪污腐败、渎职等危害社会的行为,有关部门都已做过一些相关的研究,这些研究一再证明,知晓率与危害健康、危害公众安全、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违法犯罪行为的减少并不必然是正相关的。因此,加强质性研究,深入探索其中复杂的、多方面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原因,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做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要前提。

   不少人往往认为,吸毒只是在有钱人当中才会出现。大量的事实表明,在许多国家,吸毒和酗酒一样,主要出现于社会下层或社会弱势群体。同样,在我国,毒品非法流通通道上的社会弱势群体(城镇无业人员、农村流动人口以及部分少数民族、青少年等)常常是毒品的主要受害者。而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妇女和男子绝大多数都是来自农村或城市贫困家庭。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上,他们均处于弱势地位。

   现在,农户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诸如种子、化肥、农药和薄膜等农业生产资料,以及饲料等饲养业生产资料,日益依赖于市场。同时,教育、医疗的费用又在不断上涨。这些都使农民对货币的需求急剧增加。(14)

   目前,农户的耕种面积严重不足,农产品产量有限,价格偏低,这些都迫使大量农业人口需要靠非农业收入来补充基本生计。在我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村集体经济向个体经济转型过程中,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最小单位的家庭及其个体成员,最缺乏的恰恰是市场经济制度下最重要的生产和再生产要素——资本、资源和劳动力。当下,对劳动力的技术性(脑力性)要求在不断增加,但由于历史和现今的结构性原因,现代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平等,社会和经济发展资金的分配也不平等,使得目前农村劳动力仍然以体力型为主。他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着社会结构性竞争力缺损,以及对违法和危险行为免疫性低下的状况。正是这些结构性的原因,致使从事性服务、贩毒、卖血和非法传销等违法犯罪行为的,多为农村人口。这些结构性的社会问题构成了艾滋病在我国传播的重要社会背景。除此之外,在遭遇艾滋病传播威胁的情况下,有些群体中盛行的诸如高额婚嫁彩礼、多性伴、重男轻女、娘家对离异和丧夫女儿的排斥等社会文化习俗,也增强了她们的易感性。(15)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许多医疗单位把利益最大化当做其最终目标,公共卫生和防疫体系趋于衰微,医药监管职能弱化甚至缺失,医疗卫生系统中存在一定的腐败现象,这些都构成了艾滋病传播的背景。正因为如此,运用人类学质性研究的方法开展深入的、全面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具有深度质性研究的基础,才能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符合防治目标区域或群体实际的,包括社会文化和生物医学两方面的有效综合防治干预措施。目前,对我国人民危害较大的诸如乙肝、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的防治研究,同样需要以人类学质性研究的方法对其传播的社会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的探讨。

   四、从幸福感调查谈质性研究的必要性

   近日《瞭望东方周刊》组织了对我国31个城市(4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和5个自治区首府)居民的幸福感调查。该刊编辑部引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个调查“是一件冒险的事”。(16)展开这个调查的重要背景之一,是去年9月份国家统计局表示,拟推出包括“幸福指数”在内的一系列软指标,以适应各方面对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求。去年4月份胡锦涛访美期间,就曾于耶鲁大学讲演时提到,“要关注人的幸福指数”。(17)将“幸福”纳入到我国政府的政治议题,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日益重视密切相关,也是我国政府对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认识的重新反思和进一步深化。这也与经济发展不会必然带来社会进步的事实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不无关系。

早在1970年,不丹王国就已将提高国民幸福指数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当时仍是王储的旺楚克提出了一个包括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的概念。在其即位之后,便以GNH作为国家制定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指标。2005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了有43个国家代表参加的关于“国民幸福指数”的国际研讨会。这与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和人民对以往用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的硬性指标GDP存在严重局限性的认识不断加深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研究表明,GDP的高增长率与人民的幸福感并非是正相关的。去年,英国“新经济基金”针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做了“幸福指数”的大排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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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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