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郑震: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更新时间:2014-10-25 22:21:17
作者: 郑震  
用一种功能主义的口吻说就是文化的保存是因为文化的需要。这与我们前文所探讨的有关文化之发明的解释一样,具有一种文化内部解释的特征,也就是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这无疑是其决定论立场使然,也就是说当人们确定了某种因素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之后,为了避免自相矛盾,人们只能在此种因素自身中寻找有关它自身问题的解答。孙本文极端的文化决定论将人转变成文化自我解释的工具,而他较为温和的立场则赋予了人的态度以更加积极的内涵,从而部分避免了将文化人格化为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行动者的谬误,之所以说“部分避免”在于它一方面并没有彻底消除文化的优先性,另一方面社会态度的方法论整体主义丝毫没有解决二元论的困难,一种集体的态度所具有的人格化倾向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孙本文有关文化累积的讨论必须与他有关文化变迁的研究联系在一起,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变迁才是其关心文化问题的真正关键所在。我们之所以谈论变迁而非进化,并不是由于孙本文的思想中没有进化的维度,而是正如他在奥格本的影响下所指出的,“但社会进化,不足以概括社会变迁; 因为社会变迁,不尽是进化的”,于是他便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更广泛的社会变迁之上。“社会现象的变迁,就包括人口变迁和文化变迁”,所谓的人口变迁是就组成社会现象的生物现象而言的,但人口此种生物现象显然受到文化的巨大影响,因此“人口的变迁,亦不能出乎文化变迁范围之外。所以狭义言之,社会变迁,只是文化的变迁而已”。其实,孙本文有关社会变迁的研究实则就是文化变迁的研究。孙本文区分社会变迁为寻常的社会变迁与非常的社会变迁( 即所谓的革命) ,而在寻常的社会变迁中又区分出有意的社会变迁和无意的社会变迁,前者意指由人工计划而产生的变迁,后者则是无人工计划的变迁。换句话说,有些社会变迁是人们有意为之的,而另一些社会变迁则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按照孙本文的观点,“人类一切活动,莫不受着态度的影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当变迁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时候,态度并非在行动中缺席,而是它们无关乎对变迁的计划。   在这里尤为重要的是一种超越意识哲学的可能性向我们展现出来,孙本文完全可以由此出发来建构一种前意识的文化变迁理论,但他并没有紧紧抓住这一机遇,相反有关无意的社会变迁的讨论仅仅是一带而过。尽管孙本文主张: “社会生活的意义,惟在变迁中见之。所以社会科学的最大任务,即在分析社会变迁的事实,求得社会变迁的原理原则,以为规定社会政策的根据”。① 但他丝毫没有忽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他明确反对当时美国流行的系统社会学的普遍主义主张,从而肯定了时间和空间对于文化所具有的本体论地位。尽管他主张一切文化都有相同之点,但这仅仅是就形式而言,文化的差异全在内容②。虽然此种形式和内容的划分显得有些武断,毕竟没有理由认为文化的差异仅仅是内容上的,而形式与内容的区分也只是一种人为的抽象,究竟何为形式、何为内容,这本身就不存在一个绝对的划分标准; 但将时空引入文化的生成从而拒绝以某种普遍的法则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可能性,这充分说明孙本文至少与极端的实证主义拉开了距离。除此之外,在奥格本的影响下,他强调不同文化变迁的速度往往也是不同的,通常情况下物质文化的变迁较为迅速,非物质文化的变迁则较为缓慢,当然这并不是必然的,相反的状况也同样存在着。③此外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内部也存在着变迁快慢的问题。孙本文指出,由于变迁快慢的不一致,导致不同文化之间原先相互适应的状况被打破,这就引发了所谓的文化失调,“所以社会问题,常起于社会变迁时文化各部分失却调和的结果。社会变迁愈速,文化失调愈甚,就是社会问题愈多”。④ 必须指出的是,孙本文文化社会学的理想不仅仅是解释文化现象、把握文化变迁的原理,更重要的是为人类提供适应社会环境的知识以及为增进人类幸福而提供改造人类社会的方法,只有结合中国社会的状况才能充分地理解他这一思想意图及其文化社会学。

   二、文化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孙本文的文化社会学思想基本形成于 20 世纪的 20 年代,当时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这一变革所包含的从社会制度到日常生活方式的急剧转换造成了大量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以社会研究和社会改造为己任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将研究社会变迁视为是社会科学之最大任务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强调以文化视角来探讨社会变迁的奥格本( 他是美国社会学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 的社会学思想对于正在寻找解决中国变革问题之思想武器的孙本文来说,即便不是恰到好处也是可资借鉴的理论工具。由此便不难理解孙本文会积极地倡导对文化变迁的研究,并以一种激进或温和的文化主义视角来勾勒其社会学思想的框架。

   孙本文主要是从奥格本文化滞后的观点入手来分析当时中国社会变迁中由于相互关联的不同文化之间变迁速度不同而导致失调乃至各种问题。他写道: “我国目前有许多社会问题,若从纯粹的文化观点去分析,便可发见,其根本症结,在文化失调”,“大概文化失调,必起于文化变迁的时候。一个社会当在变迁的时候,常常不断的采取新文化,改革旧文化; 所以不断的发生文化失调的现象”。尽管变迁并不必然导致失调,但失调的确是变迁中常见的现象。我们曾经指出导致文化失调的具体关系往往是多样的,而孙本文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着重分析了两种类型的失调现象,即物质文化的变迁快于非物质文化的变迁从而导致失调以及非物质文化之间的失调现象。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调整彼此失调的各种文化,以使它们彼此协调就可以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又试图调和文化与态度,由此他提出由文化所决定的社会态度常常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动因,“文化常跟着社会上人们对于这文化的态度的变迁而发生变迁的”。他进而指出,文化自己是不会失调的,正是人的社会态度的失调才导致了文化的失调,由此社会态度的失调就是社会问题发生的根本要素,而要解决社会问题首先就是要转移已经失调的社会态度。①而之所以社会态度会产生失调无非是由于新文化的产生或引入而导致的变化使得不同文化态度之间产生了变化速度不一致的现象。孙本文结合当时中国社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指出社会制度或文化的接触是引发态度变迁和态度失调的主要原因,但社会接触不一定能够改变社会态度,实际的改变有赖于所接触的他种文化较之本土文化是否具有更高的利用价值,以及相关民族的民族性对接受它民族文化的开放程度。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孙本文在态度问题上偏向于意识活动的含混不清使其理论缺乏充分性,但他有关有意和无意社会变迁的区分原本已经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向,但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其态度概念所存在的缺陷。不可否认,在孙本文的时代所发生的巨大变革之中,各种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引入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国人的高度关注,但社会变迁远不只是新旧更替,仿佛在旦夕之间便使社会发生急剧断裂和转型,如同一场革命对旧制度的摧毁那样来得猛烈而震撼。事实上,一种新制度和新方法的确立固然可以凭借某种强制手段在名义上完成,但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这些新的东西要想扎根并融入到本土的日常生活中去,则显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够成就的,在更多的情况下,正是日常生活无意之中的微妙转换才真正实现了社会文化变迁的深远意义。事实上孙本文已经隐约意识到日常生活对文化的重要意义,他明确指出一个人的行为总是有秩序的习惯行为居多,这些习惯性的行为方式总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个体所接受,它们巩固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组织,确保了共同行动的一致性。②但是他没有进而发展出一种日常生活的文化社会学视角,或者日常生活的维度只是隐含在他的论述之中而没有形成一种自觉的状态。事实上,奥格本所谓的文化滞后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日常生活变迁相对缓慢和困难的一种反映。在法律上改变一种旧制度也许靠一场社会革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就能够实现,但要想改变旧制度与日常生活千丝万缕的联系,改变一代代人们围绕旧制度所形成的看似不言而喻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从而将新的制度文化真正地在社会生活中推广开来,并获得合法化的日常生活基础,则需要漫长的社会过程和民众广泛的日常生活实践的日积月累与潜移默化。

   综观孙本文对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社会学诊断不难看出,他敏锐地把握住社会问题的症结在于文化( 以及心理) 的冲突和变迁,这一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着的巨大社会变革,固然与一个世纪前的那场变革有诸多差异,但相似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今天的变革同样是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展开,文化的变革无疑是变迁的核心维度,各种文化失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比比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和冲突依然是变革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两场变革之间的差异向我们揭示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在近一个世纪之中的巨大变化,除去当代中国社会所处的世界历史境遇的巨大改变之外,最为显著的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不仅依赖于文化的传播和接触,而且自身文化发明的重要性更为突显; 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全球化背景和全球化影响显然是一百年前的那场社会变迁所无法相比的,事实上,孙本文早已预言将来的社会变迁将含有世界性③。

   参考文献略

本文责编:chenhaoche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79254.html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