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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新权威主义”的缺憾辨析

更新时间:2014-10-14 22:20:02
作者: 孙凤武 (进入专栏)  
至今仍有它的合理性。现代系统科学发展中出现的“突变论”,进一步诠释了突变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法国数学家托姆就提出过七种突变的模型。当年,马克思虽然在与英国社会主义者海德门的通信时议论过社会革命会带来一定的消极后果,但马克思终生相信“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难怪恩格斯在他去世后仍说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近十余年来,中国大陆流行着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学者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但有些中国学者似乎对此做了误读,以为革命只会起到消极作用,且常常是在社会矛盾并不突出的地方爆发。其实,尽管托克维尔批评了“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法国大革命“抛弃了最初的目的:自由”,但他还是肯定了“大革命的业绩”。他指出了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关系,比同期的德国要先进些,似乎应离革命远些,而革命却首先在法国爆发,使他产生了某种遗憾之叹。但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大革命前法国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那时即使是先进的第三等级也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因而革命的爆发还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在法国大革命后,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包括个人财产所有权)这些进步人类所追求的观念,迅速在欧美国家传播开来,至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上半叶,在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传播开来。而在路易十八复辟波旁王朝之后,这些进步观念一度受阻,使反智主义与教权主义一度流行(特别是在查理十世统治时)。可见,不能否定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萧教授曾怀着对革命的某种提防情绪说:“清末新政为什么会出现辛亥革命?慈禧太后觉得不改革不行了,新政改革幅度与力度之大,远超过了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他直接了当地说:“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二月革命是崩盘、灾难”。这样否定辛亥革命,既与忽视当时清政府慈禧太后集团仍在拼力维护那个腐朽政权这一根本事实有关,也与对革命所必然带来的某些副作用看得过重有关。面对当前中国在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必也不应当担心会发生类似辛亥革命那样的革命。革命是对社会有进步意义的质变,并非注定要用暴力,邓小平就把中国现在的改革说成是“第二次革命”。这次改革取得了胜利,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就将取得第二次的翻身解放,必须把它进行到底。至于近些年频发的“群体事件”,主要是相当一些党政官员的腐败行为和官僚主义造成的,事件的主体所依据的正是中央的政策规定,所反对的也正是一些党政官员违反中央政策规定的行为,当直接困扰相关群众利益的问题得到解决了,所谓“街头政治”、“广场效应”,也就自然消除了。这类“群体事件”不是什么“井喷”,也不是什么革命,更不是“反革命”。对于中国的改革进程来说,危险的不是发生什么“革命”,而是在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出现了权贵利益集团,官员腐败成风,党风民风明显下滑,群众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合理诉求不能得到应有的保证,甚至有时遭到掌权者的权威的扼杀。这才是做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的失败,才是“灾难”。

   萧教授在阐述“中道理性”时,还赞许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用列宁主义来打压不同的观点或学派的做法,认为这有利于防止“政治参与爆炸”,从而便于改革的顺利进行。但这种说法,是与他主张的“对多元文化必须有一种足够的包容能力”,有自相矛盾之处的。他还进一步赞扬说:“在邓小平时代,┅┅实现了一个主义”。姑不论邓小平是否真心相信并奉行一个主义,但说邓小平主张一个主义,并在那时已实现了一个主义,却未必是事实。现代历史的发展表明,奉行一个主义是行不通的。国民党在奉行孙中山提出而为蒋介石解释(《中国之命运》等)和实行的“三民主义”,在中国大陆所遭到的失败,布尔什维克在奉行斯大林所解释(《论列宁主义基础》等)和实行的“列宁主义”,在俄国所遭到的失败,都已证明了这一点。难怪当年辩证法的大师黑格尔曾告诫说:“只按照一个准则行动,他就是一个迂腐的人”。一个主义在认识论上,是与“真理只有一个”的论断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否认,随着近代科学发展、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的兴起,达·芬奇明确提出了真理只有一个的论断,突出了真理的一元性,激励了一代代的学界和政界的进步人士“为真理而斗争”,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理论的发展。及至近代后期,连黑格尔也不否认这一命题的科学性,他毅然决然地构造出了他那个内容丰富而又庞大的“绝对真理”体系。做为二十世纪的著名政治家的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科学理论时,也强调指出真理只有一个的命题,并回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谬论。人们还注意到,近代自牛顿以来,自然科学理论在方法论上确立了简单性的原则,连爱因斯坦也对这一原则情有独钟。但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实践的进步,科学家和理论家们发现,真理的一元性和科学方法上的简单性已经不够了,真理的多元性和科学方法上的复杂性突显出来。这首先表现为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物理学革命中,出现的两大理论——相对论力学和量子力学上。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过程中所作的“理想实验”揭示了,在与光速接近的高速运动中,运动客体在观测主体看来,“长度缩短”(尺缩)和“时间变慢”(钟慢)的测量效应发生了,客体的时空性质,对于主体具有某种依赖性。这就启示了人们:人的认识环境、条件不同,相对独立的主体与相对独立的客体的联系方式不同,亦即主体观察客体的参考系不同,做为对象的客体对于做为观察者的主体来说,便会显出不同的性质来,因而主体所做出的结论,即使同样是正确的,是真理,也会有所不同。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从宏观上揭示了认识领域中的这一重要思想方法的话,量子力学则从微观上揭示了认识领域中的这一重要思想方法。根据被称为“正统解释”的哥本哈根学派海森堡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在测定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就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在用哲学观点阐述这种“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时,该派首领玻尔提出了与牛顿线性因果观迥异的“互补(并协)原理”。玻尔指出,用经典物理学(包括牛顿经典力学)的概念描述原子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的那种完备性;在微观领域中,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运用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在另外条件下说明物理现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后来,物理学和其它一些科学的新发现表明,所谓“量子行为”,不仅仅是原子尺度上的现象,连人的思维也有类似现象。物理学家兼哲学家石里克就注意到了:海森堡的矩阵力学方程与薛定谔的波动力学方程虽然不同,但在描述微观粒子的因果制约性上,两者在数学上等值。他得出结论说:“海森堡的理论与薛定谔的理论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学上却是完全一致的。”人们知道,爱因斯坦在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与玻尔发生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至今未果,但在思想方法上,两位大师却有一致之处。爱因斯坦这位坚信“上帝不会掷骰子”的决定论者,声言“并没有精确的决定论”,反对带有“拉普拉斯妖”性质的机械决定论,认为“对应于同一个经验材料的复合,可以有几种理论”,它们皆可以为真。他在晚年总结“认识论同科学的关系”时,要求人们善于运用多种理论、主义,而不坚执于一种。他列举了“实在论”(笔者按:指通常所说的唯物论)、“唯心论”、“实证论”、“柏拉图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等。他还要人们不要怕那些坚执于某种固定理论、学说的人,攻击自己是“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爱因斯坦逝世后的几十年间,真理不但具有一元性,而且具有多元性的观念,逐渐深入到了科学家和哲学家的心中。科学哲学中的几位代表人物,着重论述了真理的多元性,推动了认识论的发展,并在实践上取得了重要成效。库恩说:“一位科学观察者按规定进行的活动是能以无数方法加以描述的”。劳丹则指出:“一个领域中同时存在两个(或多个)研究传统的现象是常规而非例外”。奎因更看到,在科学研究中到处出现了“对同一世界的不同描述”,而它们都可以是正确的。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随着系统科学的蓬勃发展,复杂性问题进入了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视野,产生了被我国科学家郝柏林院士称为“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孤子理论、分形理论)的新型学科。按照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的说法,那种“有确定因必有确定果”的线性因果观,在一些复杂的事物面前,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他在和他的学生斯唐热合写的《从混沌到有序》的序言中,带有讽刺意味地说:“即使是对决定论描述的效力坚信不疑的科学家大概也不敢说,在宇宙大爆炸之日,即我们所知的宇宙创始之时,本书出版的日期就已镌刻在自然的定律之中了。”按照协同学创始人哈肯的理论,一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可以视为一种自组织系统,这一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并非清一色的同质,它们在相互作用着。这种作用既有线性的,又有非线性的,这有可能促使整个系统的时空结构和功能,得以优化和发展。看来,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意识形态,包括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都可将其中存在的各种“主义”,视为一个个子系统,这些不同的“主义”之间的相互作用,既可表现为互相批评、排斥,又可表现为互相补充、合作。如果人为地实行“一个主义”,用哈肯的说法,就是只用“硬控制”,而无视“软控制”,势必会破坏系统的自组织结构与功能的优化和发展,从而不利于该社会思想文化的繁荣,损害社会的正常进步,即使这“一个主义”具有较多的真理性,也不会例外。而动用和加大“权威”(不管是“老权威”还是“新权威”)的力量进行“威慑”,就会走向事情的反面

   (二) 历史与现实

   1执掌政权与官僚主义

历史与现实表明,凡是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的政权,都会在初期建立起“专政”这一政治体制来。其效能就是威慑、镇压企图颠覆革命政权的反动势力,政权的权威就是这样形成和实行下去的。但是,在权威运作的过程中,不管执政者和执政集团最初的愿望如何,终因占有全部或主要的“权力资源”,使自己逐渐产生一种不但有别于一般社会成员利益的特殊利益,而且有别于曾是革命阶级的社会成员利益的特殊利益,在不受监督或监督不力时,这种特殊利益就会演变为与整个社会利益相对抗的利益,以致出现当代政治学学者阿尔蒙德所说的“非社团性的利益集团”和“机构性利益集团”。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如此,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也大体上是如此。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一问题至今还未能很好解决。当年,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巴枯宁的争论中,正确地批评了不要一切权威的无政府主义,但他的批评是有缺陷的。巴枯宁在指责马克思时曾说:“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级,它将统治誰呢?这就是说,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对此,马克思是这样回答的:“这就是说,只要其它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被消灭,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被消灭),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暴力的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这一回答,应当说是有一定力度的。但他对巴枯宁所说的“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他们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进行批判时,所接着说的“就象目前的工厂主并不因为当了市政委员会的委员就不再是资本家了一样”,就显得是巧妙有余而论证不足了。因为,马克思这里没有回答,那些“代表”是否真正能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的问题。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只是“委员”,而后来的苏联、中国等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出现了一大批官吏,包括书记、部长、省长、市长、县长、局长和依科层制所确立的形形色色的官职。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时,写了《论权威》一文,肯定了无产阶级的“权威”的意义。他还曾注意到当时德国容克贵族政权出现的“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这一现象,但他也未能预测到在无产阶级掌权的国家里,会出现高踞于广大劳动群众之上的“特殊的行政官吏的阶级”这种情况。这一“阶级”,或更确切地说是某种“利益集团”,或者利用自己的“权威”制定、实施有利于本集团的制度、政策,或者把那些冠冕堂皇的制度、政策加以搁止、歪曲,以为本集团谋利。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并赞赏巴黎公社关于防止权力腐败的著名宣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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