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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德普:历史唯物主义对伯林价值多元论的破解

更新时间:2014-09-04 17:31:27
作者: 马德普 (进入专栏)  
把道德的决定看作是原则上由计算尺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多元主义是更人道的,因为它并未(像体系建构者那样)以某种遥远的、前后矛盾的理想的名义,剥夺人们--作为不可预测地自我转化的人类--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那些东西。"(17)

   我们可以把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表述归纳为以下四个命题:第一,人类所追求的价值或目标是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第二,许多价值或目标之间常常不能兼容甚至存在冲突;第三,价值之间是不可公度因而也不可比较的,所以没有一个唯一的或终极的标准可以仲裁这种冲突;第四,价值冲突时的选择会以另一种价值的牺牲为代价的悲剧可能性是不能被完全消除的。除此之外,在伯林那里,这种价值冲突还表现在三个层面,即不同的终极价值之间,同一价值内部的各要素之间和作为价值体系的文化之间。由于没有终极的标准去评价这些相互冲突的价值,因而也无法判定何种选择为好,于是,伯林引申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范结论,即应该由个人在多样的或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自由选择。他所强调的这种自由选择,就是《两种自由概念》中极力倡导的"消极自由",即不受他人干涉进行自我选择的自由。由于不包含实质性价值(即目的性价值)的内容,所以在伯林那里这种自由主要指的是一种工具性价值。他之所以反对"积极自由"观念,源于他认为这种观念把某种实质性的价值赋予了自由概念,从而成了一元论的帮凶。由此,为反对实质价值的一元论,提出实质价值的多元论,再推出一个一元性或普遍性的工具价值--消极自由,这就是伯林价值多元论的基本理路。

   不难发现,由于不受他人干涉进行自我选择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首要价值或核心价值,所以,伯林就为自由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的论证。不过,这种普遍主义不再是西方传统中的实质价值的普遍主义,而是一种新的工具价值的普遍主义,意在强调只有通过自由主义制度这个手段(工具),人们才能够摆脱价值一元论传统的专制,才能够在多元的价值目标之间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的生活。

   但是,伯林的这一论证后来受到诸如乔治·克劳德、(18)约翰·格雷、约翰·凯克斯等人的挑战,他们都否定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有着必然联系,这促使伯林的思想在晚年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比如他在1988年70岁生日当天会见贾汉贝格鲁时说:"多元论和自由主义是互不相同甚至也互不交叉的两个概念。有各种不属多元论的自由主义理论。我既相信自由主义,也相信多元论,而这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的关联。"(20)但是,在1995年与贝娅塔的谈话中,他又强调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21)几个月之后,他又说价值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有一种心理联系,有政治联系,但没有逻辑联系"。(22)这种围绕二者关系的犹豫和变化,说明伯林晚年处在价值多元论所内含的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矛盾困境之中。(23)

   二、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伯林价值多元论的矛盾困境

   最早看到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内含相对主义和普遍主义(绝对主义)矛盾的是列奥·施特劳斯。在主要针对伯林《两种自由概念》而写的《相对主义》一文中,他尖锐地批评了伯林的下述观点,即人们的所有意图"'本身都必须被看作是同等终极、同等无可批评的目的。'……这些被平等对待的目的包括'各种各样由他们各自的想象或癖好所导致人们追求的个人目标'"。(24)他把这一思想斥为相对主义,并把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说成是标志着"自由主义危机的一个典型文献--这个危机起因于自由主义放弃了它的绝对主义基础,并试图变得完全相对主义化"。(25)

   与此同时,施特劳斯还指出了伯林自相矛盾的绝对主义倾向。针对伯林对最低限度的个人自由之不可侵犯性的真正信仰需要某种绝对立场的说法,施特劳斯不无讽刺地说到:"'相对主义',或者主张所有目的都是相对于选择者的,因而是平等的,看来需要某种'绝对主义'。"(26)"那也就是说,对私人领域神圣性的要求需要一个基础,一个绝对的基础,但是它并没有基础;任何旧的基础,任何'这样的绝对立场',只要和我的主观意志有关,和我的社会意志有关,就都可以……这方面我们不得不说伯林是自相矛盾的……伯林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没有一个绝对基础就不能生存,而有一个绝对基础也无法生存。"(27)

   在此,施特劳斯进一步指出:"如果他只是说自由主义仅仅是他'自己的主观目的',并不在本质上高于任何其他人的主观目的,或者说由于自由主义信仰建立在一种价值判断上,因此提不出理由或确凿的理由支持或反对自由主义;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把非自由主义立场作为'野蛮的'来排斥,而是承认有无限多种的文明观念,每一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界定野蛮;简言之,如果他依然在我们时代的实证主义的范围之内,他就决不会陷入自相矛盾。退回到实证主义的避难所,或彻底的'价值相对主义'的避难所,是否能够克服自由主义的危机,或者是否仅仅是掩盖了这种危机,那将是另外一个问题。"(28)

   应该说,施特劳斯对伯林的批评是入木三分的,尤其是对伯林的相对主义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把人的所有目的以不可公度因而不可比较为理由都一视同仁地平等对待,那就意味着在道德问题上没有高下之分,在个人的价值选择上没有合理与否的区分,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优良与否的区分,进而在人类的文明上也没有发达与否(或先进与否)的区分。这样的结论恐怕与人们日常的道德经验是完全背离的。伯林曾说:"如果决定论被接受,那么,我们的词汇就要做出非常根本的改变……值得尊敬与不值得尊敬的行为、享乐主义与英雄般的殉道、欺诈与真诚正派等等,所有这些都变得像漂亮与丑陋、高与矮、老与少、黑与白、英国或意大利父母所生一样,是我们无法改变的。"(29)把这种说法用在他的价值多元论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人们的目的都是平等的,如果人的价值选择都是半斤八两,无所谓优劣,那么人们所用的许多评价性语言就应该取消,如崇高与平庸、伟大与平凡、高远与短浅、优良与低劣、高雅与粗俗、勇敢与懦弱、勤奋与懒惰等等词汇,就应该统统扔到垃圾堆里去。因为,人们无法也无权用这种分出高下的语词去评价本质上是平等的目的和价值选择。

   不仅如此,人们也不必对自己的价值理想抱有坚定的信念,因为所有的价值理想都没有高低之分,你选择这个理想是好,选择另一个相对立的理想也是同样好,从结果上看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区别也没有意义,唯一有意义的就是你做了选择,而能否自由选择是你之所以为人的主要体现。当然,伯林说"认识到一个人的信念的相对有效性,却又能毫不妥协地坚持它们,正是文明人区别于野蛮人的地方'',(30)但是,桑德尔对此的质疑是:"如果一个人的信念只是相对有效的,为什么还要毫不妥协地坚持它们呢?……如果自由不具有道德上的特权(privileged)地位,如果它只是众多价值之一,那么对于自由主义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所以,"虽然伯林严格说来不是相对主义者--因为他坚持自由选择的理想,但他的立场已危险地接近于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之中。"(31)

   更有甚者,如刘擎所说,"如果把避免这两种牺牲(即价值多元论所说的进行价值选择时所不得不做出的牺牲和价值一元论所造成的牺牲--引者注)看作是两种相互竞争的人类目的……我们有什么理由推论,这样两种合理的目标之间可以用共同的尺度来衡量,而且可以做出高低之分?这与伯林自己信奉的终极目的之不可公度性的主张是否发生矛盾?"(32)换句话说,如果不同的价值目标无法比较,因而也无法分出高低优劣,那么,伯林对一元论与多元论的区分也失去了实际意义。

   当然,伯林并不认可对自己的相对主义指责。虽然他不愿意直接回答施特劳斯的批评,(33)但是,在1980年发表的《18世纪欧洲思想中所谓的相对主义》一文实际上间接地回应了上述批评。他明确指出:"多元论--不同客观目的的不可通约,甚或是不能比较--并非相对主义"。(34)为了说明自己不是相对主义,他对相对主义的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说:"相对主义至少有两种,一为有关事实之判断,一为有关价值之判断。前者,亦即有关事实之判断,就其最强之表达形式而言,因一切人类信念均受限于其在社会系统中的处境,并且有意无意中受理论家或其归属群体、阶级的利益之影响,故否认关于事实的客观知识存在之可能性。"(35)其中,关于第二种相对主义,即有关价值判断之相对主义,他给出的解释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其判断仅仅是表达或者陈述某种口味、情感倾向或看法,因此,只判定是什么的问题,而与分清它的对与错没有什么客观的联系。我喜欢高山,而你不喜欢;我喜欢历史,而他认为历史全是废话;这些都取决于一个人的视角。因此,谈论这些假设是对还是错是毫无意义的。"(36)用他更通俗的话说,"'我喜欢咖啡,而你喜欢香槟。我们口味不同,没什么可说的。'这是相对主义。"(37)他还说:"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相对主义都坚持,客观的价值是不存在的"。(38)

   相对主义概念的含义在学术界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和其他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概念一样,并没有大家一致认可的定义。我们权且同意伯林的解释,是不是他就此便能摆脱相对主义的嫌疑了呢?他说,相对主义就是"我喜欢咖啡,而你喜欢香槟。我们口味不同,没什么可说的"。这和他说的面临价值冲突时,你选择A,我选择B,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评判标准,不是同样"没什么可说的"吗?我们再看看伯林崇尚并认为真正体现着自由和开放生活观的英法自由观,就更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在《费希特》一文中,他把英法的自由观和费希特所代表的德国的自由观作了对比,认为"费希特把自由等同于自我肯定,等同于将你的意志强加给他人,等同于消除你愿望的障碍,最后等同于一个获胜的民族阔步前行去实现它的命运,以回应超验理性向它提出的内在要求……英法的自由观念允许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圈子,在那个小小的、但必不可少的空间内,他可以为所欲为,作恶或者行善,为了选择而选择,在这个空间里,选择的价值本身被认为是神圣的"。(39)从这里所说的既可作恶也可行善的"为了选择而选择"中,我们实难看出他基于价值多元论的自由观与他讲的相对主义有多大的区别。难怪普特南说:"在某种程度上,伯林否认他的立场是'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似乎有点滑头(facile)。"(40)

   为实现与相对主义的理论切割,伯林提出的另一个重要观点是,相对主义都是否认客观价值存在的,这样说似乎意味着价值多元论是以价值的客观性为基础的。实际上,这种说法也存在问题。虽说大部分相对主义者可能是价值论上的主观主义者或非实在论者,但相对主义并不必然如此。相对主义者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价值选择看作是相对于特定情境的客观要求。你在你的情景下选择了A,我在我的情境下选择了B,虽然A和B是对立的,但它们都是客观要求,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衡量,因而也无法对此进行比较和排序,所以人们对这些选择的合理性问题照样是"没什么可说的"。马修·摩尔就认为,无论我们是用实在论还是非实在论的观点看待价值多元论,只要价值之间是不可公度并不可比较的,价值或价值体系之间就无法排序,价值多元论就必然要导向某种版本的相对主义。(41)由此看来,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客观价值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对价值选择能否进行比较和评价以及评价的标准问题。由于伯林不重视价值评价问题,所以他的辩护是不成功的,价值多元论即使没有包含较强意义的相对主义,起码也包含一种较弱意义的相对主义。

可能源于学界对伯林的相对主义倾向有较多的批评,所以伯林有时也谈普遍价值,而且在晚年较多地谈及这个问题,不过他的论述依然带有某种犹疑不定的味道。例如,在1959年11月21日所作的"欧洲的统一及其变迁"讲演中,他讲到"有一些普遍的价值,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构成要素",而这种普遍价值观念他又称之为"向古代的自然法概念的回归"。(42)在1988年伯林70岁生日与贾汉贝格鲁的交谈中,当被问及"您认为文化相对主义与普遍性原则两者是矛盾的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张容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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