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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希魁:加强对政治性失信行为的治理

更新时间:2014-08-31 07:59:34
作者: 宫希魁  
必然是苍白无力、和者甚寡的。因此,要把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有效,就应该少搞点雷人的鼓动口号,而多些理性,多些真实,多些贴近群众和生活的实际步骤,把昂扬向上的激情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2.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

   官员诚实守信,在现代政府治理体系中,是有严格要求和惩戒措施的。一张不该报销的发票你用公款报销了,一旦被发现,可能导致你丢官。高官在竞选中对选民的承诺,如未能实现,有可能被迫引咎辞职。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就是由于未能实现2010年5月前促成美军驻冲绳普天间机场搬迁的承诺,导致其辞职。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而中国官员的大量政治性失信行为,却很少受到追究。有的是因为严重违纪或犯有贪腐等犯罪行为被绳之以法时,政治性失信行为才被作为副产品牵出而遭到谴责。最近被查处的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南京市市长季建业,还有此前落马的多名高官,几乎每个人在任时,不是“满城挖”,就是“大项目”,其目标雄心勃勃,口号震天动地,很能吸引人们眼球,最后结果不是造福一方,而是后患无穷,令人极其失望。今后,在选人用人的标准上,对那些能说会道,好大喜功,动不动就用所谓“大思路”、“大战略”、“大手笔”动员辖区民众去干一项云天雾罩的“大事业”的干部,组织部门就要警惕这样的人是不是当代言过其实的马谡了。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干部选用考核制度,把那些虚张声势而无实干精神的人淘汰出官员使用和升迁范围。

   政治性失信多为组织集体行为,比如城市定位、地区规划、发展战略、或某种全局性动员口号等,都是由地方党委、政府、人代会等以非常权威的方式公布的,如果出现了失信行为,问责就成了问题。究竟问谁的责,谁来问责?这确实很棘手,但不能望而却步,无所作为。一个组织,人数有多有少,责任不可能平摊,人人有份,个个受罚。承担责任应有所区分,主要负责人、首先倡导者、大力推行者要负主要责任。他们必须作深刻反省和检讨,以适当方式向公众道歉,个人的名誉要受损,信用等级要下调,职务升迁的路要收窄或被堵死,严重者应引咎辞职。

   在问责官员的同时,也要看到“官员擅权,专家滥言”,二者穿一条连裆裤的现象十分严重,每一项重大失信决策的背后,几乎都有御用“学者”的跟风论证和推波助澜。对那些缺乏科学精神而出馊主意的所谓“智囊”,至少不能再让他们名利双收,而必须使他们付出名誉代价。

   另外,政治性失信行为的暴露和确认,通常有一个滞后的显现期,几年甚至多年之后才能确定以前的政治性承诺放了空炮,不能兑现。追究机制要有溯及力,不能时过境迁,人走事了。不良信用记录必须包括政治性信用在内。当年什么组织,什么人提出和推行的某某口号和方略,被实践所证伪而无法实现,当时的主要责任人亦应受到相应问责。总之,不能让这样的人不付任何代价还步步高升。谁来问责?上级党委、政府和纪律检查部门,同级人大和政协,应是执行问责的主体。这些领导机关和组织,应站在党性和社会全局利益的高度,确实负起引领、劝诫、纠正、惩处的责任,以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力措施和实际行动加强政治诚信建设。

   3.充分发挥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解决政治性失信问题,同其他许多重大问题一样,离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跟进,是难有突破的。纠正政治性失信问题,来自上头的动力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力量源泉应该来自民众。这就是民主的力量。没有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没有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落实,消除政治性失信行为的弊端是不可能的。民主制的要旨就在于使执政者即管理者的命运能够被社会全体成员控制或者制约,而实现这种控制的手段就是通过选举、罢免、弹劾、监督、质询等民主程序决定执政者的命运。而我们的一些官员之所以敢拿政治信用当儿戏,就是因为这些官员的命运主要掌握在他的“上级”手里,而不掌握在他的服务对象民众手里。因此,他们在民众面前才敢于经常表现得那样傲慢无理,而为了向上“邀功请赏”则经常说大话、放空炮而毫不脸红,对自己的政治承诺没过多久就忘得一干二净。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高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承担起这样的使命。

   另外,舆论监督也非常重要。各种新闻媒体、记者和各界人士,都把眼睛瞪得大大的。各地官员都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做得怎么样,始终有人在盯着你,监督你,使失信行为至少要付出名誉上的代价,不再是免费的午餐。最近有报道,在今年的武汉市人代会上,有代表拿着当年旧报纸追问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2012年1月初承诺用两年治理好南湖污染问题,说:“两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南湖附近还有26个排污口在排污,希望武汉市委和市政府能继续重视。”[2]试想,在这种环境下,一个空话连篇,言而无信的官员,他的日子还好混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注释:

   [1]鲁迅:《今春的两种感想》,《世界日报》1932年11月30日。

   [2]尹于世:《旧报重读式的追问不妨多一些》,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月9日。

   (作者单位:大连市委党校经济管理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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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视野》2014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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