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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日云:绕不过的“民主化三峡”——评张鸣教授《共和中的帝制》

更新时间:2014-08-20 16:28:30
作者: 丛日云 (进入专栏)  

  
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蓟门书院”的这次活动。何兵教授主持“蓟门书院”和“蓟门决策”,给我们中国政法大学蓟门桥校区的学术氛围增色不少,贡献很大。

   今天谈这个话题我是外行,后边两位老师是专家。我和张鸣老师有一点共同的地方,我也当过兽医。我那时候叫“赤脚兽医”。(张鸣:我也是。)

   赤脚兽医的身份仍是农民,挣工分,不挣工资的。大部分时间务农,但会抽出一部分时间干点儿兽医的活,叫赤脚兽医。后来我们都走上学术的道路,我是搞政治思想史,他是搞政治史。今天我们大家都认识到,中国社会当前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的焦点,最后都归结为政治的问题。因为政治问题解决不好,各种问题都卡在这里,各种问题都无解。我们看到,各行各业的人士的思考都开始转向政治问题。

   在这样一种条件下,张鸣教授研究的政治史有着特殊的价值,就因为他从历史的角度给我们以启发,让我们开阔思路。很多现实问题,我们局限在当今这个层面上可能找不到答案,但如果我们有历史的纵深思考,可能一下子就豁然开朗。西方有的史学家把历史比喻为悬在我们身后的星座。这意味着,它为我们的今天定位,也为我们的未来指航。但是,如果这个星座被人为地误置了,就会误导我们对当前的认识和对未来目标的选择。这个星座不是上帝安排在那个地方的,它不是安置在自然的星空,不是像北斗星北极星那么可靠,那么忠实,这个星座是人为安置的,因为历史是人心中的历史,是由人来叙述的。特别是在当代中国,谁掌握着权力,谁就掌握着历史的话语权。我们知道在政治史领域,尤其最近一百多年政治史领域,是被阉割、曲解和被伪造得最严重的一个领域。

   除了历史事实被阉割和伪造之外,对历史事实的曲解也往往会误导我们。比如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个说法:辛亥革命既然失败了,那就说明民主共和国在中国是此路不通。而辛亥革命失败这大体上是事实,但是,是不是由此就能得出一个结论,此路不通,我们就得另寻出路?这是对历史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经过长期宣传教育,已经成为常识性真理,深入人们的骨髓。

   政治史的叙述和解读在误导着我们。张鸣教授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工作就是重述被阉割了的历史,挖掘被遗忘了的历史,矫正被歪曲了的历史,对历史进行新的解读。张鸣教授也和我一样,在政治学系谋生。作为历史学家,长期在政治学系工作,就受到我们政治学人的熏染,借了我们政治学的很多光,使他有了政治学的视角。他作为一个有良知、有现实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出于对现实的关怀选择题目。他向我们讲历史故事,分析历史事件,都包含着他对现实问题的观察和思考。所以,他拿出来的成果就特别能够扣住我们的心弦,让我们产生共鸣。这也是他有这么大名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张鸣教授的著作有一个特点,文字非常得简洁,读起来非常轻松,没有任何赘物,就像他的为人一样光明磊落,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材料能引申多少结论就说多少,材料能够支撑多少分析就做出多少,没有故作高深地演绎,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所以他的著作可读性强,让人轻松愉快地阅读。这很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心理。我每次读他的书,一本书就要一口气读完,就像他刚才讲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他50多岁的“高龄”了,在这个年龄,还保持着年轻人的头脑和热情,还这么勤奋、高产,文字仍然这么简洁、透彻,令人佩服。

   张鸣教授选择这个话题不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张勋复辟,在我们的观念中,辛亥后混乱年代的一个小小的插曲,昙花一现的闹剧。这个人也成不了气候,他的份量和袁世凯没法比。袁世凯是一流人物,他说不定能干成点什么事儿,是改革,革命,还是复辟。但张勋只是个二流人物,不够档次。他还想力挽狂澜,还居然想干出复辟那么大的事,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也不可能成事。张勋复辟的影响力也远远不如袁世凯那么大,人们很快就把他遗忘了,把它当成一场无聊的闹剧。

   但张鸣教授却使这样一个普通话题变得有意义。他对这个问题的叙述,从袁世凯之后的所谓“民国乱象”说起。他取了这样的截面,剖析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民国初期,特别是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死了之后,辛亥革命的惯性还在,这种情况下,各种人物的表演,各种人物的心态,当时的政治斗争,斗争的方式,制度的缺陷,各种诉求等等,都展现在我们面前。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时期。张鸣认为,如果了解这个时代的乱象,对张勋他们的作法多少能有所理解。我以为,张勋这批人都很迂腐、浅薄、短见、不识时务,这是没有疑问的,张勋更是一介武夫。但这些人也代表着面对当时形势的一种思考,也是那种情况下可能出现的一种思路和方案。不光在中国,在国外,在世界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动机和行为。英国革命也建立过共和国,但君主制成功的复辟了,当然那是传统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一个妥协。但毕竟君主制的形式保留下来了。法国大革命那么深入,冲击力那么大,但接下来有复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国王,有拿破仑叔侄两代皇帝。在西方民主的大本营里还有这样的情况,与英国和法国比,我们甚至可能惊讶于中国人对共和的执着,使复辟变得如此之脆弱。甚至在俄罗斯90年代巨变的时候,当时有一派就打出沙皇的旗帜,要恢复沙皇制度。其他一些国家民主化过程中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张勋的复辟行为。

   但理解不等于支持,不等于承认它的正当性。张勋复辟时的一个基本国情就是人心变了,社会变了,可是变的又非常有限。人心变了,社会变了,意味着传统的专制王朝没有任何可能再恢复了,变到了这个程度了。但它又没有变到使共和国能够健康地运作的程度。这时候人们已经不能够接受传统的专制王朝,但人们也还不能够健康地去运作新的共和国。就变到这样的程度,这是一种尴尬,当时很多问题就需要从这里得到解释。

   我们知道,当年罗马由共和国转向帝国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乱像。不过它和我们是倒过来的,我们是专制王朝转向共和国,他们是由共和国转向帝国。罗马帝国初期有一位皇帝论定他的臣民时候曾说过一句话:他们忍受不了完全的奴役,但也享用不了完全的自由。这就是现实,在这种状态下,你就要有相应的制度和统治方式。民初也是这样,回到原来的王朝不行,太激进的民主也不行。这种过渡状态下,就可能需要乱一段时间,这是正常的。凯撒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在拿到类似国王的权力后,还要要把王冠戴在头上,结果搭上了性命。有点像袁世凯的命运。后来屋大维吸取了教训,他保存了共和国的所有形式,号称第一公民,以谦卑的方式掌握权力,不炫耀,不要王冠。事实上他掌握着专制的权力,但不要王权的形式,他成功了。我们辛亥革命之后是倒过来的历史进程,是由专制帝国到共和,但情况有相似之处。我们也不再能够忍受完全的奴役,赤裸裸的独裁,家天下,但也享用不了完全的自由,平等的公民的自治。这时只能是无冕之王的统治。某种形式的半民主制度,或准民主制度,才是可行的,即共和框架下政治强人或精英的统治。完全的民主不成熟,但有冕之王也已经过时了。

   也就是说,走回头路是不行的,激进的民主也是不行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有人会说辛亥革命最后坏事了,把旧屋子给拆了,新屋子没建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张鸣教授的想法不一样,尽管辛亥革命问题很多,我还是会同情和肯定它。辛亥革命有它的合理性,旧屋子必须拆,不能新屋子没建起来,就埋怨拆旧屋子的行为。拆旧屋子是建新屋子的第一步。不拆旧屋子,新屋子更无从谈起。

   很多人看不到辛亥革命前的制度和后面制度的根本区别,仿佛辛亥革命后,情况更糟了。哪怕如张鸣教授所说,后来的统治者的权力比原来几十个皇帝加起来还要大,那也是现代型的制度,不是传统的制度。传统的制度必须通过革命把它推翻打烂,后来的统治者所谓权力更大,对社会控制能力更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具有了现代化的手段。他毕竟不能公开世袭了,不能公开搞三宫六院和养一大群宦官了,不要人们对他三叩九拜了。

   即使后来的统治者再坏,我们也要从中看出实质的进步。我们要看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已经变了,彻底地变了,原来的家天下,君臣共同体已经没有合法性了,现在必须是平等人的共同体,必须在这点上建立你的合法性。虽然人民还不能掌握权力,但权力来自人民,由人民授予,这个理论树立起来了。这是个巨大的变化。说起来简单,这影响深远。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批判权力的时候,所依据的理论,还是辛亥革命奠定的。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形式,没有赋予其实质的内容。结果,名为共和,实际是无冕之王统治着。但说无冕之王比皇帝还差,那是忿激之词,不是冷静的学术评价。无冕之王比有冕的皇帝总是前进了一大步。这个形式不是可有可无,不是光用来骗人的。必须先有这个形式,然后要等待社会的进步,条件成熟了,就会赋予它实质的内容。你必须先创造这个形式,公民的身份、选举、议会、政党、统治者任期制、责任制、宪法等,把这个框架先搭起来,然后我们再赋予它内容。辛亥革命的任务就是建立这个形式,它还没有条件将其内容充实起来,这是辛亥革命之后直到今天的任务。如果连形式都没有,这个内容就无从谈起。

   从传统的专制王朝到后来哪怕是很恐怖的统治,这种变化也是根本性的。后面是现代性的政权,是现代的统治方式,与传统的根本不同。即使在有些方面比传统的还坏,权力更大,压迫更深,但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传统的必然被摧毁,取代它的不一定十全十美,哪怕是很坏的政权,但它包含着现代性,这是个新的起点,正是从这里,才会演化出完善的现代政治。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比北洋军阀有力量,能战胜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新的意识形态,有现代的政党组织形式,现代的动员方式。你觉得这个政党有帮会的特性,但它毕竟是现代的政党,现代社会只能以政党的方式来治理,而不是传统的家族统治,也不是军人依恃武力的统治。所以,国共两党比传统帝国,也比后来的北洋军阀有更多的现代性。如果你认为辛亥革命不过建立了一个没用的共和形式,甚至辛亥革命使社会更坏了,那就顺理成章地承认复辟是合理的选择。

   唐德刚先生作为历史学家,曾经使用过一个粗糙的比喻:“历史三峡”。现代化进程的启动,使我们历史的大船已经到了三峡或者进入了三峡。用政治学的语言说就是“民主化的三峡”。民主化之前是稳定的,它在两千多年前就完成了社会的整合,整个社会各系统是自洽的。民主化完成后,社会也是稳定的,它是民主制度、行为方式、政治心理、思想意识等方面成功的整合。但民主化过程必然是混乱的,痛苦的。可是这个三峡我们必须得过,当我们进入三峡以后,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人们就看到眼前这一段惊涛骇浪,船剧烈地颠簸,有人淹死,有人晕船,于是大家就吓坏了,或者失望了,后悔了。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部分人要退回来,像袁世凯、张勋这样的,要复辟,要退回来。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你进入三峡就没有退路。袁世凯、张勋以为打起龙旗,穿上皇袍,请回皇帝,就可以重新收拾振人心,树立权威?结果根本不行。不要想着当年那套东西是有效的,今天还会有效;不要认为老一套会解决今天的问题。那是无效的。你退回去是没有出路的。

   还有人要飞过去,无政府主义,各种乌托邦主义,就是要飞过去,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们。

   更多的人是要绕过去。我们在三峡里要寻找另一条出路,绕过去不走三峡行不行?国共两党都是要绕过去,从左边绕还是右边绕,要绕过去。国民党绕的小一点,共产党绕的大一点。结果绕了几十年我们又回到了三峡的入口处。自古叫“夔门天下雄”,也可以说“夔门天下险”。我们现在又回到三峡入口处,还得闯这个三峡。我们绕过去了吗?我们是绕回来了。辛亥革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都要重新面对。

甚至人们的心态也与民初相似。面对新的历史三峡,民主化的三峡,现在又有人要退回去。历史的启示在这里就有意义了。新儒家、儒宪派、毛式左派,就是要退过去。只是退的起点和终点与民初时不同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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