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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如何看待当代经济学——受《世界经济学会通讯》采访

更新时间:2014-08-07 22:25:16
作者: 陈平 (进入专栏)  
对他的企业规模完全取决于交易成本这一观点感到十分困惑。从一个物理学家的角度看,交易成本类似于废热、能量耗散或者熵,它带来的结构和复杂性的信息少之又少。所谓的交易成本理论就好像物理学中没有摩擦力的世界,这是一个错误的类比。你能将生物物理学与行星物理学进行比较么?显然是不可以的!行星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无摩擦情况(我们称之为能量守恒系统)。但人的生活取决于持续的能量耗散(我们称之为时间不对称的耗散系统)。

   科斯声称理想的企业和社会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交易成本为零的科斯世界。其寓意很简单: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无需考虑历史或者时代的演变。这一假设引出科斯的趋同论或均衡论的信念:无论各种制度设立的初始条件存在多大的差异,最终都将趋向最优模式。这个观点是1960年他社会成本论文的中心内容。与达尔文的生物物种进化理论不同,科斯理论相当于奥斯特瓦尔德在19世纪晚期提出的唯能论,目标是代替原子结构论。两者都是极端的还原论。

   科斯研究企业时,无视竞争对手的规模和利基市场的大小,简单地断言企业规模取决于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之间的内部平衡。科斯暗中假设市场竞争会降低交易成本。虽然技术进步会降低单位运输成本和通信成本。然而,历史上工业革命和劳动分工的发展,作为整体的总交易成本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因为网络复杂性和创新不确定性在不断增加。科斯理论认为市场演化会降低交易成本的观点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熵增加原理,因为在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中都会有熵的增加。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是永动机理论的另一个例子。科斯有关社会成本的文章中最具争议的观点是任何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双边谈判解决,而无需第三方(法律、政府或者民间社会)的干预。这一论点基于污染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对称性,更普遍的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对称性。劳动分工的起源意味着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权力与冲突是工业化的代价,这也是我们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原因。如果科斯理论是有效的,那么权力、冲突、战争、政府和规则就都不会存在了,这并不符合工业化发展的历史。

   科斯声称观察了真实的世界。在经过仔细检验后,我们认为科斯研究过的任何一个案例都不支持他的优化论断。降低交易成本是自由化期间支持放松金融管制的主要论据,这正是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科斯认为当交易成本很高的时候,就很难判断政府作用的有效性。显然,交易成本理论的任务是鼓吹放任自由政策。问题是,在制造业、航空业、食品和药品行业、金融业等众多现代行业领域中,哪里能找到无需监管的情形?在政策辩论中,交易成本这一概念在实践中的运用十分有限,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将现有的调控成本与潜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进行比较。我们的研究展示出在制度设计方面,选择机制比交易成本更重要。

   (5)知识积累还是代谢增长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第一卷第一章主要讲述的是劳动分工,也即经济体系日益复杂化的过程。在第三章中,斯密定理——这一术语在1951年由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创造——指出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理论生物学运用逻辑斯谛方程(logistic equation)中的S型增长曲线清晰地描述了生物利基(biological niche)这一现象,人口或者产出的增长总会存在资源的上限。1987年,我们推出了学习竞争模型,2012年,我们又提出了代谢增长理论。阿罗的“干中学”理论的本质是知识积累理论,而新古典的内生增长理论则意味着在穷国和富国之间存在无法消除的鸿沟。在科学史上,知识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旧知识不断地被新知识代替,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产业和文明的兴衰。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可以用理论生物学的“物种竞争模型”和“逻辑斯蒂小波”(logistic wavelets)描写。亚当?斯密和熊彼特的理论不需要优化理论做依据,他们可以用演化动力学理论来做新的整合。

   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为经济学研究一种可替代的范式,这一愿景在1995年由保罗·萨缪尔森首次提出。从我们的角度看,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不是数学过多,而是过窄。正如凯恩斯所说:他们相信欧几里德几何,但却生活在一个非欧几里得的世界。复杂性科学为演化经济学提供了新的工具,这超越了熊彼特和哈耶克当年的梦想。

   2. 您如何比较复杂性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呢?

   复杂性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在如下方面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一,在资源有限和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任何一个经济人都没有优化资源配置和获取全部信息的能力。两个非线性特征描绘了所有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特点:(1)自然资源和市场规模的限制(受制于技术水平、人口规模和生态约束);(2)人的寿命和生存空间的限制。因此,人们能够反复试验的自由和机会都是十分有限的。现代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也需要人们的相互合作,任何一个自私的社会生物都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生存。

   第二,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社会互动是市场波动和竞争学习的主要来源,动态经济学同时存在的正反馈和负反馈使系统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和柔韧性。一般均衡优化方法是静止和僵硬的,它忽略了创新、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的存在。代表者经济人模型只在分析时间序列的短期时间窗口中起到了初级近似的作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无法理解经济学中的结构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框架是基于封闭系统的哈密顿力学。它的问题在于优化需要时间和空间的对称性,这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中忽视历史信息的原因,也是均衡学派和演化学派的根本不同。任何经济活动的开展都是以开放系统中的能量耗散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众多不切实际的概念,如完善信息、有效市场、理性预期、无摩擦世界、无限资源和长期均衡等,都违背最基本的物理定律,而复杂演化经济学提出的新观念都满足物理定律和生物学的约束条件。研究经济问题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包括:资源约束、时间尺度、生命周期、创新、混沌、不确定性、多均衡态、变化趋势、演化史、气候变化和地理环境等。开放系统中要考虑相互作用、相关特征、和双向进化。

   微观经济中不存在绝对的供需平衡,“希克斯-汉森的IS-LM模型”中不可能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当中央银行降低利率时,我们面临的不是一种而是三种可能的情形:(1)在经济正常的情况下,增加投资;(2)在经济不确定时期,选择持有现金;(3)资本出逃(到有更好增长潜力的外国经济去)。全球化时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不是简单可控的。它的经济政策和结构设计应当是混合经济中的应用工程,而不能依托乌托邦经济中的“黑板经济学”。经济分析不能脱离政治、社会和历史等角度。经济帝国主义的终结,也是统一科学的开端,它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3.在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中,您得到了哪些启示呢?

   我对经济学的观察是由知识风暴和历史潮流塑造的,不是来自主流经济学的科班训练。许多演化经济学的灵感都来自于我对不断变化的中国经济的观测与研究。

   第一,历史比较是理解文明分岔的重要方式。西方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是消耗资源节省劳力的技术,例如奶牛业和工业;中国劳动分工模式的特点则是消耗劳力节省资源的技术,如小规模的集约农业。这两个特点对理解斯密定理的生态基础至关重要。规模经济摧毁旧职业的速度远远超过它们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速度,这就是为什么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并存是理解生物多样性和混合经济的关键。要想实现可持续增长就要确保社会稳定和经济效率之间的平衡。

   第二,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投资周期和生命周期,这才能理解价格改革过程中,为什么不同产业的价格收敛速度大不相同。阿罗-德布鲁模型(Arrow-Debreu model)的产品有无限的生命周期,因此,一般均衡理论难以理解工业经济的不稳定和周期性波动,导致了“休克疗法”和“华盛顿共识”在东欧的失败。中国的开放政策是在实践中摸索的,“价格双轨制”改革、设立经济特区等政策的实施同时确保了国家的创新和稳定。凯恩斯和奈特(Frank Knight)意识到不确定性的困难在于存在着变化,中国的改革者们运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对不确定性的问题,而不是在实践中盲目依靠意识形态学说。

   第三,在信息经济中,市场份额竞争比价格竞争重要。我们没有实证支持边际成本定价法。中国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学习竞争和技术升级中迎头赶上。因为他们做的是战略思考,目标是升级技术和扩大市场份额,而非短期利润最大化。领导力和集体精神是政府管理和公司治理的精髓。这些观察揭示出新制度经济学只重视控制代理人的局限。

   第四,在新兴股市和消费行为中有明显的羊群效应。市场行为中,社会互动和公众舆论比个人理性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些观察启发着本人研究公众舆论和金融领域的集体行为模型。在宏观经济和金融领域,我们用理论生物学的群体模型和化学反应中的生灭过程,替代随机游走和布朗运动的代表者模型,结果展现出新理论的强大与美丽。

   第五,整体论思维植根于中国农业,还原论思维则植根于希腊的商业贸易。当控制实验能够检测竞争理论的时候,分析方法在物理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当整体远远超过部分之和时,分析范式在处理生命和社会系统时面临的问题多多。整体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医学和经典思想之中,如道家和兵家的学说。我认为未来的复杂性科学将综合分析结构和演化论的视角。复杂经济学则要整合西方的方法论与东方的智慧。

   4.您认为用多元化的方法研究经济学能否获得新助力?对于这方面发展的约束和支持因素都有哪些?

   我们生活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开放社会,多元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由于生态和文化的制约,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制度结构必然有多样的选择。例如,我们看到盎格鲁-撒克逊、德国、日本、斯堪的纳维亚和中国等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存在。我从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哲学和历史学等著作中学到很多知识。经济学家们可以在理工科里借用很多的工具来进行定量分析和构建数学模型。演化经济学和复杂性科学起源于美国和欧洲,但它们在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取得迅速的发展。世界经济协会的平台将会加快经济学多元化的趋势。

    

   * 文章由英文稿翻译而成。原文发表于《World Economics Association Newsletter》vol.3,No.4, August 2013. 译者:张钰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政治学系;孙靓莹,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译稿由陈平教授校对定稿。

   ** 陈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退休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中心高级研究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本与社会研究中心外籍研究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量子复杂系统中心客座研究员。陈平师从非平衡物理学与复杂科学创始人伊利亚·普里戈金22年,在演化动力学与经济复杂性的研究上有前沿的贡献。

    

   【注】英文原文见World Economics Association, Newsletters, Aug.2013 http://www.worldeconomicsassociation.org/newsletterarticles/interview-with-ping-chen

   中文译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观察与交流》第127期,2013年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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