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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远鹏:李慎之先生与燕京大学

更新时间:2014-08-02 10:23:56
作者: 吴远鹏  

   燕大的学生运动兴起之后,进步势力迅速发展,成为成都各大学中虽规模最小、但是团结最紧密、战斗力最强的一个学校。

   1944年7月,成都的一些进步学生以各种学术团体的名义敦请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回来的七名参政员向成都大学生发表对国是意见的会(即“国是座谈会”)。会上,民盟主席张澜的发言直呼蒋介石之名,要求他给人民以民主自由,获得听众掌声不断,反观另一个国民党特务头子黄建中的发言,为蒋辩护,引起大家一片嘘声。座谈会反应之强烈,民众爱憎之分明,让李慎之出乎意料之外。会议之后,包括燕大在内的成都各大学的进步活动,更加活跃起来了,学生参与各种活动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九、十月间,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进步学生掌握了自治会的全部干事名额,李慎之在改选中当选学生会的秘书,当时选出的主席是卫永清,但是在整整的一年时间里,李慎之一直是学生自治会的总负责人。在这之后,燕大的学生在学生自治会的指挥下全体一致地行动,成为各大学学生队伍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成都各大学类似燕大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那样的团体,统一组成了一个地下的核心组织——民主青年救亡协会(简称“民协”),李慎之也加入了民协。这个组织后来通过参加其中的地下党员和重庆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四川省委联系,取得了共产党的领导。

   11月11日,成都各大学举行了一次争民主、争人权的示威游行,到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请愿,参加人数达五千人,支援成都市立中学、要求惩办镇压学生的成都市警察局局长方超和成都市市长余中英,当时燕京大学是唯一由学生自治会通过决议,以全体学生的名义行动的,集合起来的学生有二百人以上,人数最少却是最坚强的一支队伍,排在大队伍的最前面。李慎之在这次游行、请愿中,是燕大的带队人,在由各校带队人组成的十人代表团进入省政府和张群的代表谈判时,又被推举为总代表。这次游行请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张群最终答应学生的全部要求(实际没有全部兑现承诺)而告终,对蒋管区振奋很大。这就是当年著名的成都“市中事件”。

   在这之后,成都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民协”的工作十分繁忙,大约每个月都有一次大的行动。如1944年底的反青年军运动、1945年初的慰劳壮丁运动、倒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的运动、1945年4月的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运动、“五四”青年节大会和火炬游行、5月的追悼罗斯福大会(罗系美国总统、盟国领袖)等。其中的要求成立联合政府运动,是直接配合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提出的联合政府的口号的,燕大对全文刊登在《新华日报》上的《论联合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和讨论,并以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通过了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宣言,李慎之执笔起草了这份长达数千言的宣言,在蒋管区,这是对成立联合政府问题表达最明确的一篇宣言,宣言铅印寄发全国,并曾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的头版。

   自从1944年到1945年中,李慎之由“坐而言”转到“起而行”,投身到学生运动中,“积极性一直是很高的,而且可以说越来越高”。对于李慎之当年的杰出表现,燕大的学弟们在半个多世纪后还记忆犹新,以下是两位燕大学弟的回忆:

   “1943年,我进入成都燕大,开始接受革命启蒙,参加民主学生运动。李慎之是对我启蒙的学长之一。他在成都的最后二年,正是学生运动高潮初起的时候,他在同学中表现思想敏捷,应对沉稳,对胜利斗争取到很好的作用。”(于明:《怀念李慎之》)

   “1945年春我在成都入学时,他已是四年级的学生,也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成都学生运动的一个带头人。他中英文俱佳,学识渊博,常常对时局发表一些很好的见解。”(丁磐石:《病中哭慎之》)

   1945年6月底7月初,李慎之在燕大经济系毕业。

  

   (四)

  

   多年来从事老燕京人口述史和燕京大学历史研究的学者陈远先生曾经感慨,其接触的老燕京里,在谈到1945-1949年那一段时间,“很多人谈到那几年,从头到尾都是学生运动。个人的痕迹似乎只有在风风火火的学生运动这个时代洪流中才有记忆,其他的,好像不复存在”。这一点在李慎之先生身上的反映也是如此。我们现在在李慎之先生所留下来的文字里,关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那三年时间,除了前述的他从事学生运动的资料(主要是1957年成为“右派分子”之后22年间所写的各种检讨、交待),关于他的学业、生活方面,基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

   要想了解李慎之先生在成都燕大期间的学习、生活情况,只能借鉴当时燕大的历史以及同时期在燕大学习的其他人的记述来揣测。

   燕大在成都复校时,一切只能因陋就简,就连师资力量也是颇为不足的,当时成都燕大经济系有学生四五十人,全校学生总数不过三百余人,经济系算得上是全校第一大系。但当时经济系只有教师五人:郑林庄教授(系主任)、赵人隽(字守愚)教授、饶毓苏副教授、唐炳亮讲师、熊德元讲师。后来陈志让讲师来经济系任教,专任教师增加到六人,另有两位兼职教师李焯林、鲁光桓。

   担任系主任的郑林庄教授是燕大经济系自己培养的本科生,毕业后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经济学硕士后回国任教;饶毓苏教授(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的夫人)早年毕业于燕大经济系,后留学美国麻省史密斯女子学院,获经济学硕士后回国任教。

   作为系主任的郑林庄教授治学严谨,讲课条理清晰,深入浅出,既重视教学,亦重视经济学科研工作,且将两者接合起来。1942年入读燕大经济系新生的许玉田曾回忆道:“经济学原理是由郑(林庄)教授主讲,当时所选用的课本是Fairchild所著。郑师讲课条理清晰,逻辑严谨,每堂课听下来,再参照指定阅读参考书,总觉饱有所获。”(许玉田:《追忆吾师郑林庄教授》)

   冯健龙, 1941年考入燕京大学,主修西语,副修经济。1944年进入大三,改为主修经济,副修西语,1947年毕业。在他眼中赵人隽教授是这样的:

   赵先生,浙江兰溪人,清华高材生,两次保送留美,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42年燕大在成都复校,由梅贻宝校长从西南联大特邀前来任客座教授。

   赵先生治学缜密,要求严格。讲统计课时,手执几张卡片,口衔旱烟袋,教案熟记胸中,作统计演算,从一块黑板的一头开始,边写边讲,下课铃响,几块黑板刚好写满,一连串几百个数字和若干算式,加减乘除,开方乘方,结果恰好是一整数,令人叫绝。(冯健龙:《赵人隽教授》)

   赵靖是珍珠港事变后第一批逃出沦陷区到达成都的燕大学生之一,先在华西大学借读,参加了燕大复校筹备工作;燕大在蓉复校后,回燕大经济系就读,直到1945年毕业离校。算来与李慎之是同届同班同学。他曾回忆:“由于教师人数较少,有些课程只能到华西大学去选课。例如,经济思想史(必修课)就是在华西大学上的。为上一堂课,往返要走五六里路。当时成都完全没有公共汽车及电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全靠步行,赶到课堂,气喘吁吁,要过好一阵子才能平静下来听课。”(赵靖:《成都燕大经济系杂忆》)于此可见当时燕大学子之艰辛。

   当时各位老师开设的课程如下:

   郑林庄开设:经济学原理、农业经济;

   赵人隽开设:货币银行、统计学;

   饶毓苏开设:国际贸易与金融、财政学;

   唐炳亮开设:运输学、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学;

   熊德元开设:经济学原理;

   陈志让开设:高级经济学、西洋经济思想史、比较经济制度;

   李焯林开设:会计学;

   鲁光桓开设:西洋经济史。

   从以上课程可以看出,虽然条件艰苦、师资不足、教学资源有限,但课程里既有经济学基础课程、经济学说史课程,更有应用经济、专业经济课程,可谓宏观与微观相接合,基础课、辅助课与专修课配合紧密。李慎之先生在成都燕大还是接受到了尽可能好的经济学专业知识和训练。

   燕京大学坚持通才培养的教育方式,鼓励学生在完成本系专业课程的前提下,选修其他跨专业的通选类课程,这些通选类课程数目繁多,涉猎广泛,包括哲学、心理学、逻辑学、自然科学、法律等。也曾经在燕大经济系就读的倪艮山就曾选修过历史、地理、文学、新闻、心理、哲学、逻辑学、社会学、民法、物理等众多课程。(倪艮山:《燕京大学的悲剧》)

   可以想见,李慎之先生在燕大期间也选修了不少跨专业的课程,从先生自述的文字中可以确定的至少有《政治学》、《心理学》、《元白诗》等几门。

   在1957年9月10、11日在新华社国际部大会上的发言《李慎之检讨报告》中曾提到:“ 我曾专门读过资本主义的政治学。除了在上课以外,我曾专门读过王世杰的《比较政府》、费巩的《英国宪法》等几部大部头书,我当时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我读这些书的时候,还是津津有味,认为许多政治组织的原则,如制约,如弹性等确实颇有道理。”

   在2002年10月30日致许良英的信也说:“我六十年前读政治学的时候,有一个词就常在耳际,即所谓宪政国家,一切都要讲 due process(正当程序,引者注)”。

   在《“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文中,李慎之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也学过一点心理学,知道人的视听能力是有选择性的,即所谓的selective eyes 或 selective ears 。”

   1943年底和1944年9月,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和其弟子吴宓先生先后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李慎之在《守死善道 强矫哉——读〈吴宓与陈寅恪〉》一文中称:“陈先生和吴先生都是我的老师”,但因当时李慎之已经到了毕业班,一面又“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工作’中”,为学分和课时计,只选了陈寅恪先生一门《元白诗》的课,“事实上陈先生一学期一共只讲了元微之的一首《连昌宫词》,而我则到第二学期就没有能坚持下去了”。(李慎之:《守死善道 强矫哉——读〈吴宓与陈寅恪〉》)

  

   (五)

  

   1957年,李慎之成为“右派”。

   徐友渔先生在《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一文中简要概括了李慎之成为“右派”的真正原因:

   李慎之原来是现政权的宠儿,是直接为周恩来、毛泽东等最高层领导服务的。“反右”运动前夕,他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之职。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之后,他主管编辑《参考资料》,供毛泽东“一日三参”,并向新华社社长吴冷西汇报国际情况最新动态,吴列席中央常委会,将消息提供给最高层,也把最高层的动向和想法传达给他。“反右”运动开始时,毛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李慎之向毛提了“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的意见。毛的反应是:“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徐友渔:《简论李慎之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

   于是,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受到四类处理。

   下面,我们来看看1957年李慎之先生到底有怎样的“右派”思想和言论:

1956年苏共二十大时斯大林问题的揭露,给了李慎之“极大的打击”,而斯特朗(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长期居留苏联的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在《斯大林时代》一文中引用的阿克顿的警句“权力使人腐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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