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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克文:听莫洛托夫讲革命

更新时间:2014-07-25 14:46:18
作者: 阎克文 (进入专栏)  
当然就应立即一脚踢开”(525)。工人作为一个阶级,似乎不大好踢,于是“我们榨干了他们最后的血汗”,以使他们乖乖地效力于革命(367);同时也必须“牺牲农民的利益,……只有向农民索取,才能继续前进。”(251)而知识分子除了“庸俗之辈”就是“非党废物”,连凑合着用的价值都不大(散见于多处,不易枚举)。显然,这和那些口头禅式的“人民当家作主”啦、“工农联盟”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啦等等甜言蜜语相比,尽管令人胆寒,倒是说出了革命的内在逻辑,可惜我们知道得太晚了。当然,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问题属于社会政策范畴的问题,我们着重看看政治领域中的情形。

   政治是什么,很难给出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但是有一个东西大概是任何定义都无法回避的,那就是权力。无需或不追求权力也能运转的政治,仅仅在无政府主义或乌托邦那里存在过,不足为训。因此,这里的关键是,少数真正彻底的革命家如何才能经常保持领导权以推动革命不断前进。莫洛托夫毫不含糊地认为,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民主集中制”(476),二是“左右开弓,大加杀伐”(401)。

   关于民主集中制,莫洛托夫是这样描绘的: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实现“少数开除多数的原则”——“70人开除10至15人,然后是60人再开除15人……这就实际形成一种结局,中央委员会中,排除了多数,留下了少数,但又没有违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而也就没有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程序……”。莫洛托夫指出,这“决不是少数人推翻多数人”,而是“清除路障”(476)。“您看看列宁,……他知识渊博、懂得科学、智慧过人、坚如磐石”,虽然“他身边有过非常有才干的人,可是全都不中用,随便可以举出哪个人为例。”(216)谁呢?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古比雪夫,李维诺夫,契切林,托姆斯基,鲁祖塔克……可这些人都是革命元老,都不服斯大林的气,“列宁死了,他们都还在,所以斯大林的处境很困难。”(25)“要在那种千夫所指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当然需要忍耐。”(411)于是,民主集中制发挥了作用,最后是“留下了少数”,“任何反对派都没有了,这样就轻松多了”(406)而“列宁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别的出路,只是没完没了的争论”(407)。当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使用第二个办法。

   关于专政。托洛茨基曾经抨击斯大林主义说,旧有的原则是不劳动者不得食,新的原则则是不服从者不得食。无怪乎托氏被打倒、流放并死于利斧之下,他太书生气了。在莫洛托夫们看来,十月革命“差不多过去七十年了,敌人还到处都是”,更何况当初(561)!这显然要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好的或比较好的”的匡算准确得多,作为决策依据也充分得多,因为人人都有心,有心就可能有心贼,因此,从革命的立场来看,不仅不服从者不得食,仅仅被怀疑成不服从者也不得食,甚至不得性命。莫洛托夫告诉我们,同后者的斗争,时间更长,规模更大,程度更烈,因为这种人太多,几乎每个活人都是革命的潜在敌人,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摸透他,只好看中一个消灭一个,杀掉再说,“即使是从拿破仑时代就入党的又有什么用?”照例杀无赦(410)。于是,屠戮高潮迭起,无数人头落地。至于证据,“当我们认为他们有罪、他们是敌人的时候,还需要什么罪证!”(416)这种革命也被几代中国人亲身经历过,只是没有听到那些真正彻底的革命家们的类似表白,他们只顾一路杀将过去,直到闹得不象话了,便临时出来个头面人物道个小歉,或者抛出个什么替身搪塞一下众怒,喘口气儿再接着杀接着整。然而,就是这个杀法,“赫鲁晓夫分子还是躲了过去,米高扬之流还是躲了过去”(402),说明“我们斗争不力,……没有把所有的混蛋全都打死。”(215)相信我们这里那些没大有人性的革命传人听了这话一定会极为振奋,下回再弄场革命出来一定接受如此沉痛的教训!

   说老实话,我把这本《秘谈录》仔细读了两遍,这才不大情愿地相信了莫洛托夫不是在开玩笑或者跟什么人说赌气话。简言之,他向我们和盘托出了一种的确是史无前例的乌托邦革命的精神本相,堪称解读他们特制的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证据。这意味着什么呢?这种把人类或人民的“解放”、“幸福”等等作为政治目标兼道德理想的革命,显然是以“至善论”的道德功能作为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和社会动员的投标书,这样才能使革命家甚至普通的革命者好意思自诩是什么什么人的先锋队,是什么什么特殊材料铸成的,是最有远见的,有着先天的伟大光荣正确性。但是莫洛托夫所坦陈的这类革命化政治,即使按照革命本身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也很难说有什么道德可言。这个问题曾使无数善良的人们困惑不已乃至绝望不已。不过事实已经证明,问题的症结在于,无论是革命者还是旁观者,早就应当摆脱一个认识论误区,就是说,根本不能从道德角度去评判革命及革命化政治,因为,“在政治斗争中什么手段都是可能的”(193)。这就意味着,革命及革命化政治随时都可能打破任何道德底线。事实上,单从谋取成功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原则适用于古往今来的一切革命及革命化政治乃至一切政治。然而重要的是,莫洛托夫们的革命及革命化政治与别人的不同,它宣称的是要彻底结束人间的一切苦难,在地上建立一个终极性的天堂,自然也是一个道德至善的天堂。不过事实已经同样证明,如果政治上不择手段却又坚持以道德化的意识形态标准进行自我评价,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规模的信誉破产,从而引发革命与革命化政治本身的危机,这种先例我们已经目睹了许多,今后恐怕还有机会目睹,这肯定不是好事。

   无疑,世界并没有改善到我们能够无视革命与革命化政治的程度,但也确实已经发生了足够多的变化。瞻前顾后一下,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没有现实感的理想主义政治是找不到出路的,而没有理想性的现实主义政治则有违道德。在两者之间纵横捭阖,至少从现代以来,似乎只能依靠法治,而且是自由主义的民主法治。如果说这个办法不算太好,但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在人类迄今所做的种种努力之中,其他办法更坏。(完)(2007年8月16日,发于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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