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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筱才: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

更新时间:2014-07-13 20:56:44
作者: 冯筱才  
如“公民训练”、“公民登记”、“公民宣誓”亦成为不同时期的政策内容。(32)当局更多倾向于把“公民”一词定义为民众应该去努力达到的一种较理想的状态,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民主宪政。在这个时期,社团与个人使用此词语作利益诉求的就相对减少。相对而论,在南京政府统治时期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氛围中,强调人民公权的“公民”概念也多被更带民族主义意涵的“国民”一词所取代。在当时的战争语境下,它亦意味着对民众有更强烈的义务责任要求。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形下,国民党内部人士对“公民”一词的短期性工具运用亦可偶见。如1927年后各地基层党政冲突四起,江苏溧阳清党委员会便组织“公民请愿团”,要求省政府罢免溧阳县长胡琼,为其独占权力开道。(33)但这种请愿团,无疑是地方党部一手操纵的产物。中日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共内争及国民党内部派系博弈白热化,“公民”这个词汇又被一些政客取出使用,如1946年2月,上海报纸上就可见有人以“湖南公民省政促进会”之名义讨伐湖南省主席薛岳,要求清查公款。(34)这大概与国民党内部湘籍政客试图推翻粤籍军人在湖南统治有关。

  

   三、工具化的社团操作

   自从19世纪中期租界在上海出现之后,社团在中国的意义开始发生变化。与中国的普通城镇不同,租界的居民来源复杂,行政管理西化,加上租界结社自由政策的推行,与注册主管机关的多元化,从晚清开始,上海租界便成为所谓“新式社团”活动的基地,各种名目的团体纷纷涌现。不可否认,社团的活跃显示出近代中国部分人士已对国家政治事务发生兴趣,甚至会以实际行动试图影响政治走向。一些社团,尤其是规模较大的法人社团,如商会、律师公会等,以及一些行业性的自愿社团,他们在政治事务上的声音有时确能代表一部分的民意。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从史料中发现的名目繁杂的社团,有许多是没有实际成员的空头团体,或是与民众没有实际关系的政客包办社团。在传统中国,各种自愿性社团包括行业团体、宗教社团等曾遍布城乡社会,其活动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并多局限于当地,管理者则由团体成员推举,亦能够反映出地方的权力与秩序结构。如果我们把政治文化理解成权力运作的规则或制度,那么也可以说在近代中国形成了与此前迥然相异的社团政治文化,工具化便是其核心内容之一,这与强调政治参与的自愿性社团或有广泛代表性的利益团体有本质性区别,亦成为“僭民政治”的重要一环。20世纪初,这种新的社团政治已经越出租界,漫延至许多通商口岸城市,甚至内地城镇;1912年新政府成立,人民享有集会结社自由载于临时约法,一方面各种民意有了表达的渠道,一方面社团工具化亦愈演愈烈。

   1920年7月13日,《申报》刊登一则署名“觉”的评论,认为“共和国民”,需要对于国家重要问题发表意见,这样才能履行主权在民之责任。但是,作者指出中华民国成立后,民意长久以来就在“若隐若现之间”,尤其“自万恶政客行收买政策以来,时见有假借团体发淆乱是非之言论者”,所以更不知真民意之有无。(35)这里所揭露的政客以团体为工具,制造舆论,以为其行动张目,其实在民国初年已成为社团恶质化发展的主要特征。今天我们能够在当时报纸上看到的名目繁多的社团,实际上主要还是这些“假借”性质的招牌团体。其出现,除了相关人物能够藉此牟利之外,更多是与背后的政客运作有关。有需求才有市场,我们可以说,民国时期上海有着广泛的“团体需求”,因为各色政客党人都需要通过这种团体,来向外界证明其政见或行动拥有民众的支持,并获得名义上的合法性。因此,除了一些政客自己或以代理人出面组织些团体外,有时也有“团体掮客”专门向政客们做这种生意。在对这些团体的背景与内幕了解不清时,是很难对其行动与表现做出准确判断的。

   如笔者在此前研究中所强调的,民国时期,上海的“政治场”较其他城市要大得多。(36)因此,不但是那些政客直接主办或操纵的团体,即使一些有法人地位的职业社团,或有悠久传统的地域社团,在民初亦经常为政客势力所侵入,或以主事者的立场或利益被卷入政治派系斗争。1919年5月,上海英文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在评论上海总商会正副会长以遭受外力“束缚”欲宣布辞职一事时,便提到有“强暴分子”不但篡夺了广肇公所的权力,他们还正准备厚集势力将商会人员一概推倒。(37)外人此种论调虽与上海“五四”排外风潮有关,但所揭广肇公所一事诚为事实。盖此前广东旅沪商人陈炳谦等人对广肇公所为粤系国民党政客唐绍仪等人所控制曾深表不满,认为其将商业团体异化为政治团体,故另创一新会称“粤侨商业联合会”,以作抗衡。(38)又如1921年安徽国民党人柏文蔚、王亚樵用暴力控制安徽旅沪同乡会,并在报章以同乡会的名义大肆攻击地方政府,同时又以此名义集合皖籍劳工组成敢死队,在上海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暗杀活动。(39)

   政客之所以侵入这些商业社团或地域社团,当然是因为这些团体实力较为雄厚,且拥有数量较多的会众,能代表部分人群的意见,故在社会上有一定威信。因此,若能依托这些社团进行政治运作,比起收买空头招牌团体,其效力无疑要大得多。1912年后,热衷于政治竞争的一些党派都会宣布他们代表民众利益,但实际上政客与民众的关系经常是隔绝的,亦很少有政党从基层民众动员开始做起,将自己的合法性建立于大量民众的支持意愿之上,因为这需要耗费高额的成本。当时大多数党派都愿意采取低成本的政治运作方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政治势力都在介入工会、商会、农会、教育会等职业社团,甚至自行建立或渗入地域组织。

   民国时期上海的工会组织尤其复杂,各派系政客均想在所谓“工界”势力范围内分一杯羹。某方则往往会攻击其对手主办的工会为招牌工会,或“黄色”工会。如国民党的工运干部马超俊曾在其主编的《中国劳工运动史》一书中指“中华工会”其实空无所有,列名于该会为会员的,多数不是工人。同时该会亦无基层工会或其他团体为之隶属,徒以“中华”为名虚构夸大。而其他如“中国工会”、“中华工界联合会”及“中国劳工联合会”等皆为有联合之名,并无联合之实者。(40)其实国民党自己主办的工会组织亦有类似问题,即使有基层组织,但大半亦是某个派系帮会徒众的私人势力,未必能反映工人之利益诉求。所以,中共工运领袖邓中夏就指责国民党的招牌工会都是“市侩与流氓办的”。(41)

   显然,民国初年上海的“半殖民地”行政管理结构,社团注册的分散化,以及多元化政治人物的聚集,印刷媒体数量繁多,都使得现实社会中,或纸质媒体上的社团活动极其活跃,但是,这些社团,除了极少数大型职业或行业社团外,其他无数的“社团”与上海民众的生活未必有太大的关系。然而,这些社团的活动,却无一不是以全体或部分上海居民的代表自居,甚至自称代表某个省区或全国民众。1927年5月,上海市长张定璠曾指斥该市不少商业团体都成为个人“营私舞弊之工具”,无人关注商人真实利益,甚至代表亦由业外人充当。(42)也正因为假冒、包办、私人化之团体太多,当时才有人在商业杂志上发表文章呼吁“华商宜有真实团体”。(43)

   当然,这种现象不仅仅在上海出现。1912年5月,江苏都督程德全就对以“假团体”干扰司法表示禁止。(44)亦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杂文讥讽当时时事,其中便称“假团体名义争个人利权可鄙”。(45)《申报》记者更发表时评,称“假冒为华人长技,从前则有假冒官长、假冒绅士;今日则有假冒军人、假冒党员、假冒团体名义发电”。(46)可见民国一成立此种做法就已在各地成为风气。到后来,无论北洋派,或南方革命党人,均已擅长此一手段。1915年帝制派为拥袁复辟,曾发动成立各省公民请愿团,甚至出现“乞丐请愿团”、“车夫请愿团”等各种名字,成为一时笑谈。(47)无论当时社会心理究竟如何,但帝制派为达目的试图制造团体以左右舆论确为事实。

   当时很多政治人物,像孙中山、孙洪伊、陈独秀等,都曾经提出过要通过召开国民大会的方式来建立新的政府。这种政治计划,当然反映了他们改造政治的理念,也与他们对民众团体的控制信心有关。我们可以把这种政治称为“团体代表政治”,即通过团体来代表民众的政治,这与建立在全民普选基础上的政治有着显著的差别。这种社团政治化显然会严重侵蚀到社会团体的性质,其自治性、独立性、代表性也会因此受到损害。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讨论某个历史阶段社团的角色时,就有必要先搞清楚社团领袖的人事脉络,考察其背后是否有特定的政治势力,其会员实际规模与经济来源等,然后,才能分析社团所发表的言论或其集体行动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轻率地把报纸上有关同乡会或其他社团的通电主张当作真实社会大众的“集体意见”,甚至仅依据这些言论来判断中国“现代性”或“公民社会”的成长。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近代中国之“民意团体”究竟发展到何种程度。

   史传德(David Strand)利用报纸研究北京的市民自治组织,尤其人力车夫的政治抗争。(48)但他似为20世纪20年代报纸上的“公共政治”所迷惑。其实他在书中描绘的地方自治基本上是“绅治”传统在城市的再现,而非近代西方式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无论是行业会馆自律,还是街道自治,在中国均有较长的历史传统。这种城市治理,与农村地区的家族治理,以及社区自治包括行业自治,有相似之点,更多的是来源于士绅传统,亦是国家秩序的安排,因此,很难有抵制“国家”权力的可能性,亦难以成为公民认同的有效组织载体。(49)所以,尽管从表面来看,中国城市到处都能显现这种新型的商人组织,甚或政治社团,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发现民众主动的政治参与活动,或对政治表现出浓烈的兴趣。史传德从报纸新闻的字里行间所发现的社团政治参与,大多数未必与北京普通市民有什么关系。在当时的北京,各路政客均会通过操控报纸及社团,制造“民意”空气,以达到权力目的。如他最关心的人力车夫公会,五四运动之时,就曾成为研究系领袖林长民试图控制的团体,林氏甚至不惜放下前司法总长之尊严,准备担任人力车夫公会会长一职。(50)因此,人力车夫公会显然不仅仅是地方自治人士的权力场域。笔者在此强调社团工具化,并不是想完全否认在近代中国政治演化中社团政治的积极作用,甚至社团工具化所产生的外部性效果。如研究系在“五四”前后大力宣传“国民外交”,并成立一系列的社团推动这种运动,这对民众或知识阶层的“公共意识”或“民族认同”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选举”运动实践

   民主政治之核心在于选举,公民通过参与选举表明对某政党的支持,而获胜的政党及其候选人则必须履行公职服务来赢得公民的信任。因此,公民是否能够按照自己意愿投票,是否有公正的选举程序来保障公民的选举权,民众对于选举及其产生的政府的看法,均是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然而,20世纪上半期,尽管民众参与过不少的选举活动,甚至亦举办过全国范围内的普选,但是观其实际内容,多属于僭民政治之范围。

   如时人所指出,中国古代之“选举”,多指在上之当权者对官吏或人民所施之选择行为,而非由下至上由人民逐级推举。(51)晚清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筹备各级谘议局议员选举,但其当选人仍多系指派,并非从基层开始一步步选出。入民国后,由于名义上采用共和政体,一切权力亦是由人民授权产生,因此,从政治合法性角度出发,无论何党何派,政见如何,多数政客对民主选举至少在表面上都予以承认。从1912年开始,至少断断续续地维持着一种代议体制,即使是1915年袁世凯欲实行帝制,其实仍未曾宣布要放弃国会、宪法以及从下至上的选举程序。

综观民国时期各层面的政治选举,正如许多国家在开始推行民主选举时一样,舞弊成为普遍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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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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