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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读潘旭澜著《太平杂说》

更新时间:2005-07-17 11:03:17
作者: 余杰  

  

  “重写近代史”乃是“重写现代史”和“重新当代史”的前提,亦是重建当下文化和思想的基础。而要“重写近代史”,不可回避的便是如何评说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早已被神话的“农民革命”。就在中央电视台热炒电视连续剧《天平天国》的时候,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教授潘旭澜所著的《太平杂说》一书。这是小书对太平天国运动作出相当深刻剖析,有意思的是,作者的专业并非历史。该书在正式出版之前,先后在《随笔》、《黄河》等国内一流的文化刊物上连载,在知识界获得好评如潮。结集出版之后,更是不胫而走,洛阳纸贵。潘旭澜以扎实的史料、透彻的分析和流畅的文字,对半个世纪以来塑造出的太平天国是“可歌可泣的农民起义”、是“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的神话,作了一次成功的颠覆——当然,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还原”。在中国,对历史事实的还原甚至比虚构一本宏大的小说还要困难。

  

  潘旭澜在后记中引用“老祖宗”马克思的有关论述,这些论述对太平天国作了尖锐的批评,并揭示出这场所谓“农民起义”的“反动本质”。一八六二年,马克思对太平天国有这样一番论述:“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述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马克思的这段话让那些教条主义者们哭笑不得。显然,马克思对太平天国的厌恶远远超过了对满清王朝的厌恶。虽然马克思本人是一个喜欢憧憬美好乌托邦的思想家,但连他也完全不认同太平天国的基本理念和主要政策,而愤怒地斥之为“魔鬼”。除了最后一句“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之外,我基本认同马克思的观点——因为这种“魔鬼”不仅中国有,其他国家也有;不仅“停滞社会”有,飞速发展的社会也有。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以及奥马尔的塔利班政权,不都是跟太平天国类似的“魔鬼”吗?

  

  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在中国历史上每隔几个皇帝便会上演;洪秀全、杨秀清式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大流氓,也都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各领风骚三五年”。太平天国虽然号称基督信仰,实际上它更是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当时就有西方传教士专程赴南京观察之,结果他们发现这是一个可怕的异端,所谓的“天王”差不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居然认为《圣经》记载有误,而篡改七十多处,他哪里可能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呢?他们所信奉的宗教,其实不过是一群无知无识的流氓自己创造出来的“四不像”。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过于突出太平天国的外来宗教因素,遂将其与此前的“农民起义”区隔开来。其实,洪杨更多的是李自成、张献忠的“翻版”,只不过在近代化的背景下他们反而具备了强烈的“反近代化因素”。这群沐猴而冠的流氓们,摧毁一切旧有的文化资源,排斥其他宗教信仰,奴役人民的身体,控制人民的精神,以一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开展独裁统治。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极端主义的思维,专门研究流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对这种极端主义思维方式有过深入的分析:“极端的思维方式是一元的,不能容忍世界和人生的多样性;其运作手段是霸权主义的,是极其粗暴的,是以吃掉属于自己一元之外地一切为目的的。面对复杂的世界和人生,极端主义者只会把它们纳入自己所设计的框架之中,为此不惜削足适履、杀头便冠,没有丝毫的宽容。”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都是依靠暴力和流血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更将暴力和流血发挥到了淋漓尽致、骇人听闻的地步;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为了所谓的“稳定”都会严密控制民众的思想和言论,而太平天国更将紧箍咒直接戴在统治区里每一个臣民的头上。

  

  太平天国实施残酷而虚伪的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种意识形态仅仅针对下层官兵和底层民众。太平天国的诸王和高级官员们,一方面自己大肆修建豪华宫殿、霸占千百民女,另一方面却不准许基层将士和普通老百姓建立自己的家庭、享受正常的夫妻生活。他们建立起比满清王朝还要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将统治区的人民当作一颗颗的螺丝钉来利用。当然,他们冠冕堂皇的制度只是让基层的军民严格遵守的,他们自己完全可以逍遥法外。以洪秀全为例,定都天京之后,他大兴土木修建了比北京的紫禁城还要大一倍的宫殿,并搜罗数以千计的美女安置其中。他正式册封的妻妾就有一百多人,因为人数太多,干脆以编号称之。唐德刚将其斥之为 “性变态”:“你看他率领号称五十万大军,自武昌乘风破浪攻向南京时,在那个战志飞扬、军书傍午的时刻,我们今日所发现的天王洪秀全总司令在‘龙舟’中所写的谕旨,竟然只有一件严禁随征将士,在御舟之侧偷窥天王‘娘娘’的诏书,奇怪不奇怪呢?”如此一个腐败堕落的家伙,会是一个纯洁的“革命者”吗?“革命”不过是他的招牌而已,他的目标是自己当皇帝。如此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会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吗?“宗教”仅仅是他自欺而且欺人的手腕而已,他只有当至高无上的教主的欲望。学者傅国涌说得好:“宗教在洪秀全心目中最多只是造反和控制臣民的工具,他根本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所谓‘天国’,不过是他一个人的 ‘天国’而已。”叶利钦曾经讽刺说,苏共所宣扬的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制度”,其实仅仅是由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们提前享用的“少数人的共产主义”;与之相似,洪秀全和杨秀清等人则在这个属于“大王”们自己的“天国”里为所欲为,洪杨对部属的生杀予夺的权力甚至超过了满清皇帝。

  

  太平天国究竟有过哪些“德政”呢?其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从来就没有真正实施过,画饼充饥而已。于是,有学者苦苦搜寻,终于发现太平天国有过“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丰功伟绩。事实真的如此吗?且来看看洪杨制下妇女的命运:洪秀全在南京修筑宏大如紫禁城的“天王府”之后,本来试图制造一群太监为宫廷服务。但太监制度乃是中国一悠久的文化积淀,非一时可以掌握。不得已,他们只好征召妇女担任宫廷中的服务员兼保镖,于是数以万计的妇女沦为奴隶劳工。一位慕名而来的西方传教士观察到,比起满清王朝的统治区来,太平天国的统治区内色情业更要“繁荣娼盛”若干倍。在江南乡村尤其是在太湖流域的一些市镇,在由太平天国的地方官员和地痞流氓所纠集的枪船武装的操控下,妓船与赌场浑然一体。据史料记载,公元一八六一年秋,在浙江秀水县新省塍镇,从湖州逃来五六百船的难民。这些难民饥寒交迫,挣扎在死亡线上,却没有人去过问。与此同时,近在咫尺的河面上,却停泊着两百余艘妓船,琉璃窗,锦绣帐,萧管声声,昼夜不息。当时,总理“苏福省”民政的“左同检”熊万荃在路过此地时,乡官局请酒看戏。熊氏纵情声色,不仅赏赐唱戏的优伶一百元,而且还花了五百元买了一个妓女。我想,假如那些被蹂躏、被戕害的女子看到后世学者们对太平天国实行“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政策的溢美之词,一定会唾其面、批其颊的!

  

  太平天国既非“革命”,也并非由农民所领导。太平天国的诸王当中,或为落弟文人,或为帮会头子,或为渴望龙袍加身的土财主,而少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农民。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一样,其首领大都是“流氓无产者”,农民只是三心二意的参与者,且多出于基层的“被统治者”的地位。因为身处饥荒与苛政的夹缝之中,不造反是死,造反也是死,也就奋不顾身地一博了——这是一种赌博心态,而非“革命自觉”也。因此,与其说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不如说它是“流氓豪赌”。流氓最大的梦想就是:杀死王公贵族,让自己成为王公贵族。事实上,攻城略地、小朝廷暂时稳固之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新兴的万岁、千岁们与满清荒淫暴虐的皇帝和王公们没有根本的区别。潘旭澜在《太平杂说》中指出,在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居然封了两千七百多个“王”,历朝历代亘古未有。为了得到“王”的封号,人们干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所不能想象到的一切恶劣的事情来。有人送金钱,有人送美女,丑态百出,怪事不断,相信任何一个伟大的戏剧家都编造不出这样荒谬的本子出来。惊人的下作和惊人的暴虐是一枚铜板的两面:在“天京事变”中,此“王”对彼“王”的杀戮,其残酷程度甚于与清兵的作战。一方面是纯洁美好、冠冕堂皇的“天国”,另一方面却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权力,赤裸裸的权力,成为惟一的力量杠杆。洪秀全则是这一切杀戮的最后决策者和操纵者。天国是一个邪恶的天国,天王是一个邪恶的天王,人为涂抹的油彩,无论有多么艳丽,总有一天会脱落并恢复它原来的形状。孙中山一度以洪氏自许,但后来他也发现了洪秀全和他的“天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

  

  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一文中指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读《太平杂说》,可以看到主子们的残暴和荒淫,可以看到奴隶们的悲惨和渺小;可以发现邪恶思想所蕴藏的可怕的毁灭性力量,也可以发现“天国乌托邦”的许诺具有多么蛊惑人心的吸引力。在新世纪的今天,那些拼命维护太平天国的力量,难道不正是与其同样邪恶的力量吗?太平天国之前,发生过若干次类似的惨剧;太平天国之后,类似的、甚至更加残暴的惨剧,依然在发生。如果把《太平杂说》与英国作家奥威尔的名作《一九八四》放在一起参照阅读,则会发现:一古一今,一中一西,一为农业社会之原始图腾崇拜,一为工业时代之现代极权统治,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两者的结合,乃诞生“文化大革命”这一怪胎。

  

  古有太平天国,今有阿富汗塔利班。两个政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打着“替天行道”、解放穷苦大众的旗号,获取民众的支持,却建立起一个更加残暴和专制的政权。塔利班崩溃之后,人们走进其精神领袖奥马尔的住宅,不禁为其豪华装饰而叹为观止。阿富汗本是中亚穷国,奥马尔也经常在讲话中教育人民要艰苦朴素,谁知道他自己却过着海湾石油国家王子般奢华的生活。从电视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出,奥马尔的住宅占地数公顷,天花板一律以水晶装饰,墙身则用豪华的大理石制作,还挂着精美的壁毯。奥马尔一方面在国内禁止人民享受一切娱乐活动、剥夺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和女性工作的权利,另一方面自己却是一个“比帝王还要帝王”的享乐主义者。对于这种惊人的落差,作家伍立杨不禁感叹说:“凡是专制成性的独裁者,没有一个是把老百姓放在心上的,并千方百计阻断民众与世界潮流的联系。一旦他的蛊惑蒙骗渐成气候,则其腐化、其堕落、其愚弄民众而奴役之的恶行,即与其起家时的谎言形成强烈的反差对照。但凡暴政的始作俑者,不论是如何塑造其清教徒形象,几乎没有一个是可信的。”

  

  本来,在塔利班覆灭之时,重温《天平杂说》是一件颇有意义的事情。然而,当我向朋友推荐这本好书的时候,朋友们却告诉我,坊间已经遍寻不见了。由此可见,“重写近代史”或“恢复近代史之真相”是一件何其困难的事情,将遇到多少的困难与阻隔!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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