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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江永:钓鱼岛之争的历史脉络与中日关系

更新时间:2014-05-22 19:29:33
作者: 刘江永  
可待他日见机而作。”[7]

   其背景之一是,1885 年9 月6日《申报》“台岛警信”已公开指出:“《文汇报》登有高丽传来信息,谓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7],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外务卿井上馨特意叮嘱山县有朋,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中方反对。山县有朋得到外务省报告后仍不甘心,密令冲绳县进行实地调查,若确认该岛没有被中国人统治,即可建立日本的国家界标。这里的问题是,当时冲绳县尚未派出船只赴钓鱼岛实地考察,那么当时登岛的日本人究竟是谁?从上述大城永保提交报告的时间点和报告内容看,有理由认为当时登岛的日本人正是大城永保。此举被海上路过的高丽船只发现并把消息透露给报端。

   3. 冲绳县第二次秘密调查结果:根据内务卿山县有朋的指令,1885 年10 月30日冲绳县派石泽兵吾搭乘出云号商船前往钓鱼岛实地调查。石泽在钓鱼岛沿岸绕了一圈,并发现有中国的破损船只。冲绳县大秘书官森长义根据石泽的调查报告,以县令西村捨三的名义撰写了一份报告,表示可以在这些岛屿建立国界标桩。然而,这一僭越之举并未得到西村县令采纳。1885年11 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捨三向内务卿禀报这次调查结果并请示:“如前呈文所报,在管下无人岛建设国标一事,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处置好,请速予指示。”[8]结果,1885年12 月5 日,内务卿山县有朋根据外务卿和冲绳县令报告作出如下决定:“秘第128号内,秘密呈报关于无人之岛建设国界标桩之事。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散在无人之岛屿调查,已如另纸呈报。然冲绳县令申请建立国标事,涉及与清国间岛屿归属之交涉,宜趁双方合适之时机。以目下之形势,似非合宜。与外务卿商议致冲绳县令。”[9]

   上述日本外交档案证实了以下重要事实:第一,至少在甲午战争前9年,日本政府已知钓鱼岛可能是“清国所属岛屿”,而非无主地;第二,甲午战争前,中方报章关于日本拟占据钓鱼岛之“传闻”对日本不利,日方只好暂缓公开建标;第三,日本蓄谋已久地秘密调查钓鱼岛,目的在于日后伺机占据。故直到189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冲绳县令要求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时,日本政府仍以“该岛究竟是否为帝国所属尚不明确”为由予以拒绝。

   (三)日本当时没有立即决定占有钓鱼岛,而是开始酝酿更大的战争阴谋,加紧针对进攻中国的战备,最终利用甲午战争窃占钓鱼岛1885 年9 月至1895 年1 月约十年内,日本政府只通过冲绳县秘密进行过1次草率的实地调查,并获知这些岛屿是中国业已命名并熟知的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当时,日本外相井上馨、冲绳县县令西村捨三都曾担心,占据钓鱼岛可能引发同中国的冲突,态度相对慎重。结果,积极主张在钓鱼岛建立日本国界标桩的内务卿山县有朋不得不暂时作罢,同时加紧同中国开战的准备。

   山县有朋作为参谋本部长,1880 年就针对中国上奏了《邻邦兵备略》。同年2月,他向中国派出军事间谍,到北京、天津、保定、山东等地秘密搜集军事情报,秘密绘制军事地图,为发动战争做准备。[10]日本参谋本部1887年制定了《清国征讨策案》[11]等作战计划,决定在1892 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舟山群岛等。内务省于同年5月再次要求冲绳县调查钓鱼岛,寻找占领的“依据”,但得到的回答是:1885年后没有实地调查,故无确报,并补充说明“没有任何书面或口头传说佐证这些岛屿属于本邦”,令内务省大失所望。外务省则着力诱使清军入朝,与主张反日的“东学道”起义军厮杀,同时为日军入朝制造口实。伊藤博文内阁同年6月5日未经朝方同意便决定以保护公使馆和日本帝国侨民为由大举出兵朝鲜。不久,朝鲜起义即被平息。日军却不顾朝方反对而在仁川登陆并拒绝清政府提出中日双方从朝鲜撤军的要求。同年6月25 日,不断增派的日军已控制了汉城、仁川等要地。一场决定中日国运的大战势所难免。

   1894 年7 月17 日明治天皇首次主持的大本营会议决定对中国开战。战争胜负关键在于谁获得黄海制海权。7 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策动政变,扶植朝鲜国王李熙之父大院君李罡应建立傀儡政权,并迫使其下令从朝鲜赶走清军。7 月25日,日军突然袭击驻朝鲜牙山的中国守军和北洋水师舰队,不宣而战。甲午战争由此爆发,8 月1日双方正式宣战。山县有朋亲自担任日军第一军军长,杀入平壤,直捣中国辽东半岛。同年10 月朝鲜沦陷后,日军立即把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同年11 月21~25日日军攻占旅顺后展开大屠杀,约2 万旅顺平民被杀。[12]

   日本外务省档案史料证明,今天中日之间钓鱼岛主权争议,事实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和发动甲午战争的历史遗留产物。在日军获得甲午战争胜利的背景下,1894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久场岛、鱼钓岛建立所辖标桩事宜”,“今昔形势已殊,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如附件,特先与您商议”[13]1895年1 月11日陆奥宗光复函表示支持。翌日,野村靖向内阁会议提出《关于在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鱼钓岛上建立航标之事文书》,其内容是:“秘别第133号关于航标建设之件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鱼钓岛向为无人之岛,然近来有人尝试至该处捕鱼。故该县知事拟对该处实施管理,申请将上述各岛置于该县管辖之下设立国标。因上述各岛归该县管辖已被认可,故应允其建设航标。呈请阁议。”[14]

   1895 年1月,日本明治政府不等甲午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通过“内阁决议”,单方面决定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所辖,秘而不宣地窃取了钓鱼岛。不过,截至1969年,日本从未在钓鱼岛建立任何的国界标桩。日方所谓1 月14 日内阁会议决定此事则值得怀疑。因为1895 年1月11日伊藤博文首相、陆奥宗光外务卿等人都赴明治天皇所在的广岛大本营,同年2 月27日在广岛举行了御前会议,专门商讨战后如何瓜分中国,为占有“无人岛”钓鱼岛而召开内阁会议的可能性不大。况且,同年1 月14日内阁书记官根据内务卿野村靖的秘密案文起草的文件,于1 月21 日才完成签字程序并下达所谓的“指令案”。也就是说,并不存在1895 年1月14日内阁会议决定占有钓鱼岛的事实。因此,2010 年冲绳县石垣市把1 月14 日定“尖阁列岛开拓日”,无异于继续荒唐地伪造历史。同年4 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尽管《马关条约》中没有写明台湾任何一个附属岛屿的名称,但既然是全称判断,其中自然包括钓鱼岛。

   (四)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官方统一出版的地图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从国际法角度看,关键日期之后的所有行为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在国际法上,关于领土争议的判定,关键日期之前的状况十分重要。所谓关键日期,是指领土争端正式产生的日期,是法律上为确定当事者要求的法律关系是否存在而参照的日期。一旦确认在关键日期之前领土归属的状况,那么关键日期之后的行为将不起作用。

   日本法学家认为,国际上并无如何确定关键日期的标准。杰拉德·菲茨莫里斯(Geraed Fitzmaurice)提出的衡量标准是:(1)开始发生纠纷的日期;(2)原告明确提出请求的日期;(3)纠纷具体化的日期;(4)纠纷当事国提出用谈判、斡旋、调停等司法程序以外的程序加以解决的日期;(5)上述第(4)项所列程序之一已实际开始实施的日期;(6)提交仲裁裁判的日期或司法审判的日期。关键日期一旦确定,实际状况在这个日期以后发生的变化,都对成为纠纷对象的法律关系部产生任何影响。[15]

   中国法学家认为,之所以称之为关键日期,是因为“如果争议领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权属状况,可以排除这一特定时间之前、之后其他任何事态的影响,而直接地同时也是最终地决定该领土目前的归属,那么这一特定时间便构成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关键日期’”。杰拉德·菲茨莫里斯认为:关键日期在处理领土争议时,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具有决定性。这是因为,争议领土“在被确定为‘关键日期’当时是什么地位,现在就仍然处于什么地位。……如果它们之间的一方那时拥有了领土主权,他现在仍然拥有,或被认为拥有……在该日期,时间被认为是停止了。其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改变那时存在的情况。”[16]

   作为甲午战争前后关键日期之前钓鱼岛属于中国而非日本的证据,笔者查找到一幅日本1894 年3 月5 日发行、1895 年5 月19日修订后再版发行的《大日本管辖分地图》中的《冲绳县管内全图》。这幅120 年前出版的地图,收录在昭和五十一年(1976 年)6 月1日株式会社人文社编辑出版的日本地图选集第十卷《三都市、四十三县、三府一厅大日本管辖分地图》之中。该地图真实地记录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之前,冲绳县管辖内的所有岛屿的原貌,其中不含钓鱼岛。

   该图特点之一是,图中没有画钓鱼岛或所谓“尖阁诸岛”,而是在钓鱼岛的相应位置上方附有一段文字说明:“大隅诸岛及琉球诸岛之纵九州,显示出与支那领台湾岛相连续的形势。”(见图1)。在日本出版的地图中,记载与中国领土台湾相关的文字说明是相当罕见的。尽管该图既未画有钓鱼岛,也未记载钓鱼岛属于中国,但该图有关冲绳县和中国台湾之间的海上边界线则画得非常清楚。即,在八重山最西端岛屿与那国岛和中国台湾之间,所绘海上边界线的弧形曲线明显向东北弯曲,把两国国界画得一清二楚。该图还特意在“琉球南部”图中绘出“波照间岛”和“与那国岛”,并在关八重山群岛详细文字介绍中明确记载了“波照间岛为我邦南极,与那国岛为西极,再绕回归那霸”,而根本没有提及钓鱼岛。这句话与图中所绘冲绳与台湾之间的边界线走向完全吻合。这证明,截至1895年5 月《马关条约》生效前,冲绳县管辖下的八重山群岛境内根本不含钓鱼岛。

   这幅地图的特点之二是,该图“刊行委员代表”喜多川周之,曾于1968年特意附加了一段非常有参考价值的重要解说,证明当时日本出版的地图均由日本陆军统辖而非民间出版,因此可以断定这幅《冲绳县管内全图》经过日本政府认可,反映了政府立场。喜多川周之撰写的解说中的相关内容如下:

   日本的地图出版“于明治十六年(1883 年)六月由陆军测量局统辖。与民部省同时成立的兵部省,于五年(1872年)二月设立了陆军省和海军省,海军测量水路,陆军测量陆地,都从国防观点制作国家用地图。……本选集收录的大日本管辖分地图发行于明治二十八(1895年)三月,正值下关之春帆楼举行日清和谈(笔者注:《马关条约》)之际,亦是日本国土原本姿态展现于东海时的记录,这之后日本的地图则被完全改写了。……”

   这幅地图和相关说明告诉了世人以下重要事实:第一,在明治时期,从1883年起日本的地图绘制、发行均由日本军部统辖,为国家和战争服务,这幅地图也不例外。第二,1895 年4 月17日《马关条约》签署前后的这幅《冲绳县管内全图》中确实没有钓鱼岛,同年1 月14日窃占钓鱼岛的决定并未在当时的日本地图中得到体现。第三,甲午战争前夕出版、《马关条约》谈判时再版的这幅日本地图载明钓鱼岛处于中国领土台湾范围,与琉球诸岛相连,但并非冲绳管辖领土。第四,《马关条约》谈判时,如果连日本军部统辖的制图机构都不知道伊藤博文内阁此前已秘密决定把钓鱼岛划入冲绳,参与《马关条约》谈判的清政府官员更不可能知道此事,根本不可能就此提出异议。

总之,1895 年日本窃占钓鱼岛之后既未公开占有,也没有把钓鱼岛写入1896年第十三号敕令或画入冲绳管辖全图,更未在钓鱼岛上建立日本界标。也就是说,无论从国际法还是日本国内法看,日本1895年窃占钓鱼岛都未经过任何必要的法律程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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