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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大午:关于宗教、信仰、思想的感悟

——与基督教传教士的谈话

更新时间:2005-07-03 18:00:16
作者: 孙大午 (进入专栏)  

  

  信仰是一种神秘的深刻的东西,不能以一时一事的现实为基础,也不论暂时的成功与失败。信仰使人崇高,信仰使人坚定。战争年代的革命者从容赴死,前仆后继,“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种力量就来源于信仰,他坚信马克思主义,自己死了会换来后代人的幸福,他相信会去马克思那里报到。毛泽东那时候就敢说,我们就是搞专政,我们就是搞独裁,我们独裁得还不够,搞法治不如搞人治好。他这种底气与自信也来源于信仰,他信奉《共产党宣言》,相信搞独裁和专政是对的。那时许多人受了委屈会想:只要这个社会在向前进步,自己打成右派就右派吧。那也是一种信仰的支撑。现在的领导人不再以“专政独裁”自居了,而是大力提倡民主和法制了。现在的贪官污吏们也不再说“死了去见马克思”,他不信仰马克思了,成了最现实的功利主义者,只信钱和权了。

  

  我认为人就应该有信仰。有权者信仰马克思主义,可以为大众谋福利;如果当官的不信马克思主义了,那就希望他们像普通百姓一样信一点天命,因为信神也比什么都不信强。“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举头三尺有神明”,不仅能使贼人产生畏惧心理,也会让有钱有权的人受到约束,能够让他们自觉地做个好人,做一些有益于社会的事。否则,不信马克思了,也不信天命,只信权和钱,那是很可怕的,失去信仰,人们崇尚的就是强权和暴力,人会无所顾忌、不择手段地干坏事。

    

  这个世界上战争、饥饿从不间断,但为什么欧洲、美国等国家地区那么富裕文明?有人说他们有信仰,是敬畏神的。其实中国和西方、和整个人类没什么区别,中国历史上都是信天、祭祖、畏神的,中国人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走过来的。西方人信上帝,上帝是个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是看不到但可以想得到的;中国人信天,天在哪?也不知道。这中间需要有一个过渡环节,中国就出现了皇帝、天子,西方有一个耶稣,佛教有一个释迦牟尼,他们成为人们敬拜上天的过渡、偶像。如果追根溯源的话,不都在于一个上帝吗?不都在证实冥冥之中有一个伟大的力量在控制着整个宇宙,在俯瞰着人类吗?

    

  我是信天,信上帝的,很有可能成为一个佛教徒,或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我走到任何地方都不烧香,不下拜,我跪不下去。“十五志于学”,赶上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学业;“三十而立”我也没立起来;“四十不惑”,我常常在困惑;如今“五十知天命”,我也不知天命为何。我只是在探索,发自我的本分去做事做人。“慧生于觉,觉生于自在,生生等于无生”,智慧生于觉悟,觉悟生于自在,自在就是自由,只有大自由才能大自在,大自在产生大觉悟,产生大智慧。佛教说“悟了等于没悟”。学者以为文,百姓以为神,真正贯通以后发现,既不是文也不是神,而是你自己。我对诸神拜不下去,不是我不信他们,我认为生即命,命即生,无生哪有命?佛即是我,我即是佛,求佛不如求自己。上天给人的命运是注定好了的,可是这种命运在于生,而不在于命。具体讲,比如刮南风就往北跑,刮北风就往南跑,这就是顺从命运,但如果站在原地顶风不动,或逆风前进几步,当大风过后,回头看看,上帝更偏爱追求正义、追求人生价值的人。我对诸神拜不下去,不是我不信他们,而是命在于我,生在于我。命运在我的手心里握着,什么时候你把我的命拿走了,我就属于你。

    

  我信天不由命,我奉行的是孔孟之道,我信奉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把现世人生做好,信奉做好人难一定做好人,做好事难一定做好事,做好人好事有好报。上升到理论层面就是“传统的儒家思想、现代法制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我信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孟之道不是宗教,他是一种哲学思想,他没有解决人从哪里来,将来归宿在哪里的问题,他规范的是人的行为,他是伟大的,具有普世价值。你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传教,但伊斯兰教你征服不了,佛教你征服不了,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信仰,这就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也许现在许多宗教中,基督教的话语权最大,这是因为他取得的成绩最大,并不是说他比别的宗教伟大。美国的基督徒最多,因为美国开国的祖先都是当初受教会迫害的,他们才倡导信仰自由,他们代表一种先进文化,将来世界上很可能风靡美国文化。但是孔孟之道是可以超越民族区域的,好人坏人都可以用。孙中山是基督徒,但他奉行的是儒家文化。现在美国的公民社会,讲三权分立,可以说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但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到现在也不一定落后。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我们现在大学里的读本中提倡的“公关双赢”不也是这个概念吗?我教导大午干部职工在为人处世、对外交往中不能站在大午集团的立场上去看去想,要站在矛盾之上,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儒家文化是我的一种信念所在,而不是信仰所在。信仰是崇高的,需要奉献。儒家文化不是崇高的,它是道德的。这个社会是由道德支撑的,因为人们生活在道德的基础上才产生了信仰,没有道德的社会是不会有信仰的。人不一定活得伟大,但可以活得崇高。释迦、老子、耶稣他们所做的也都是崇高的行为,一个人若是终生与崇高为伴,那一定是圣人;若是中途与崇高为伴,那一定是圣徒;若一时与崇高为伴,那一定是圣心;若一事与崇高为伴,那就是圣迹。每一个人做到崇高的时候都是圣人,或称之为神迹。神在哪里?不在书本里,不在释迦身上,不在耶稣身上,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头顶上。“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举头三尺有神明”,这就是信仰。

    

  信仰与迷信只有一步之遥。信天由命顺风跑,是一种由信仰迷失自己而导致的迷信,人们把烧香跪拜也当成了信仰的象征,其实这才是迷信。在历史上,欧洲人也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就是因为迷信,比如文艺复兴前期,并不是人们不信上帝了,他们非常信,但信的是逆来顺受,迷信得一点生机都没有了,因此他们的政教合一才那么猖獗。掌权者的解释权、话语权,或叫宗教霸权,终于导致宗教改革。因为他们把宗教僵化了,官化了。僵化了就是没有思想了,思想死了,上帝死了;官化了就是他在替天行道,信基督就信我,这就是政教合一。西方的文艺复兴从此开始,倡导“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一种人权的启蒙。西方人比中国人聪明,人家没有把这种思想和政教合一一起倒掉。我们中国的五四运动是把官化的僵化的儒家文化和孔孟之道的原本文化一起倒掉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个转轨期,就像狄更斯《双城记》里所写:“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一个最糟的年代”。但是我相信这个社会不会偏离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未来趋势,这个社会必然是信仰型、契约型的社会。信仰之下盛行道德、道义,道德、道义产生契约和法律。政治可以多解,政治的基础就是道德,所谓道德就是用“道”去“得”,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一个祥和的社会。比如我用正当手段,奉规守法挣一个亿,我不去做什么修路架桥、济困扶贫的事也是道德的。但是我出于一个能人的良知,就想为社会多尽义务,因此就产生一种信仰,在道德的基础上讲奉献。这种力量从哪来?就是陶行知先生所说的那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种人的财产不用共产党去“共产”,自己就“共产”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不是工人和农民,而是企业家、大资本家们,他们实现的是自己的信仰,是他的人生价值。要求全社会的人都具有这种信仰是不现实的,但是道德却是全社会必须追求遵守的。美国的法律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不是自上而下制定的,不是律师造出来的,是民间社会交往当中约定俗成而形成的。咱们国家的法律是上边制定颁发下来的,维护的是统治阶级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所以我们越搞法律离法律本身越远,离政治越远。政治应以道德为基础,以老百姓约定俗成的道德为基础,也要提倡有信仰。西方不限制有信仰有他的好处。好与坏也不是政府能管的,是在好与坏的搏弈对立当中,老百姓的自然选择,社会也会选择淘汰。凡是政府强调的,包括政教合一,都是短命的。

    

  我以为所有宗教的精神都是相通的,诸神的争吵是人的争吵。我的身躯是渺小的,但心胸是开阔的,我把所有的宗教囊括在我之中。在两千年前,出现了耶稣、释迦牟尼等一批神,《圣经》也只是两千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是短短的一瞬,再过两千年、两万年、二十万年、二百万年呢?是不是人类全成了神?人都至善至美了,没有罪了,人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2004年4月28日)

本文责编:linguan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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