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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历史的情感渊源

更新时间:2014-04-03 21:39:09
作者: 裴宜理 (进入专栏)  
1985年我编辑了一部叫《毛泽东时代后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的书,这是1983年在哈佛举办的一场会议的论文集。过了一年多,我在上海参加一个文化沙龙,介绍这本书。当时听众的反应是,你对中国的前途看法太悲观了,一切都会好起来了;1987年我又被同一个组织邀请参加沙龙,结果大家都说这本书实在太乐观了!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分崩离析,这本书里的预测实在没有想到事情会如此糟糕。

   两年间,上海的知识分子对于同一本书的意见就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不过,我在很多沙龙里观察到同样的事情,关心时事的人在对未来的乐观和悲观间摇摆。需要说明的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外国人,和中国的学者或是普通人保持亲密的友谊仍然是困难的,中间有官方的重重阻隔。不过我想大多数人都看到那个时代呈现的无限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1989年的事件让人如此震惊。不过震动之后,我的反应是我们仍然需要在大的图景中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方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一场运动的方向和结局在中国变得难以把控,即使对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来说,这场运动在何处终止也是绝难预料的。

   东:您怎么看九十年代呢?

   裴:从知识分子的群体来看,我觉得九十年代中后期才是真正出现多样性的时候;我在八十年代问大家对于政治的想法和意见,大多数时候得到的是相似的简短回答,而且人们好像特别不愿意公开反对某些意见。九十年代全不如此,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你听得到对于政治截然不同的看法,同时人们开始真正提出异议和质疑。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没有争议,就一定不会有进步。

   东:能谈谈您在九十年代做的关于“单位”的研究吗?

   裴:从社会上来看,我没有料到单位作为一个社会单元如此迅速地瓦解了。我在开始“单位”研究的时候,只是注意到这样一个曾经十分方便的社会单元正受到冲击:因为有了单位,党在动员和反动员方面都更有效率。但我没有预料到,这样一个在建国后几十年中如此重要的机构会消失得这么快。关于社会单元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使在1949年以前,群体运动的组织方式也从来不曾依赖阶级:在早期的农村是靠每个乡村的联系,在城市是各种组织和秘密社团,后来在民国后期,同乡组织又成为重要的社会单元。这些社会单元之所以有力量,完全是因为他们是跨越阶级的,而不是基于阶级的,单位也是如此。每个人接到电话都可以说“你好!南京大学”—难以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人们会如此接电话,即使在苏联也从未如此。

   东:今天您对您之前的看法有什么修正吗?2000年以后,中国一系列新的变化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裴:我想我现在一定会更加关注文化方面的内容,如果可以倒回去,我希望我更多考虑文化对于社会运动的影响。我越来越相信,人们如何谈论、思考他们在运动的参与和担当中的角色,是极度重要的。人们在运动中的资源,无论是符号、语言,还是头脑中的概念,都来自当时的文化,形成对于国家政权的反应。1989年东欧剧变时,我们都认为东德是一个强大和稳定的政权:它有完备的军队和警察,经济尚可,但是一旦人们不再相信了,而且当他们确认他们的行动不会导致苏联入侵的时候,一切就那么迅速地改变了。因此,我们必须从文化、语言、思想、意识这些方面去理解人们内心的想法,这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当人们感到不满时,一种想法、一种语言是对于制度的整体反抗,另一种不满却会加强现存的制度,这中间的区分非常重要。

   因此在回顾安源的历史的时候,我总是想到文化的作用。最近我谈论了“文化统治”这个概念,中央的部门采用了什么样的资源,动用了什么手段,来改变人们对于政治的想法,人们对此的反应究竟如何?经济因素、组织结构的因素固然重要,我对这些因素也很感兴趣,但是我逐渐感到文化上的材料,无论是符号、标语,这些看不见的东西,才是决定性的。

   东:2000年以后,真正有政治影响力的群众活动似乎处于低潮期,不仅在中国,在美国和其他的地方也是如此?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裴:社会运动总有低潮和高潮,我们无法期待总有令人激动的社会运动出现。不过从“占领华尔街”来看,参与的人群缺少明确的目标,缺少可以导致行动的纲领,无论如何,只有困顿情绪的表达终究不能成气候。不过社会运动并没有消亡:阿拉伯世界正发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美国,茶党是重要的社会运动,尽管这场运动的目标也许不被你我所认同。

   应该说,社会运动并没有消失或减少,他们只是开始以新的方式呈现。其中重要的因素是所谓“社交媒体”的流行。我其实对这样一个趋势感到担心。社交媒体确实能够快速地传播信息,能够迅速动员大量的人,无论他们是在埃及、突尼斯还是纽约市内。但是被动员的人群并不像传统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他们通过结社每天见面,十分熟悉。我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参与运动的经历告诉我—当然,我已不再留恋当时的那种极端主义—一起读书,一起交流,一起组织,一起动员他人,一起回到一个地点报告结果,这些面对面的力量是强大的。远程的交流虽然快捷,但是缺少这种力量,因此常常导致过激的言论—你个人无需对此负责;同时分离本身最终会削弱运动的效率。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社会运动,从内容和形态上说,是一场广泛的传播革命的结果,也是一场静悄悄的人际网络改变的结果。人们依然需要面对面,需要发展人和人近距离的情感和联系,而不是待在屏幕前盯着社交媒体。强大的社会运动需要强大的人性情感,这种人性的情感在社交网络的传播往往是极端化了的。重新连接起因为社交媒体所断连的情感,我们才有可能有更加有影响力的社会运动,在世界各地皆是如此。

    

   来源: 《东方历史评论》

   作者:方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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