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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话语共识与官民互动:互联网时代政府回应方式的政治学思考

更新时间:2014-03-26 20:14:02
作者: 陈新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政府回应的内涵和特征发生了变化,需要重新加以理解。事实上,爬梳历史我们发现,任何政府形态下都存在一定的回应现象,公共权力的掌握者总是需要一定程度上回应人们的利益诉求,才能稳固执政的基础。即使在非民主的社会,专制者也需要通过一定的政府回应,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否则,其就有可能面临被推翻的危险。然而,这种回应是不确定的,其往往取决于统治者的认知水平和统治的现实需要。“在非民主社会中,公共权力的所有权和行使权集于统治者一身,尽管回应也会出现,但这种回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偶然和被动的,其取决于统治者的善良意志和统治需要,而非一种必然的价值和模式”。[12]代议制民主的出现,实现了公共权力所有权和行使权的分离,公共权力来源于公民的选举和委托,其有责任对选民的利益诉求和关切进行必要的回应。不同于非民主政治形态下的象征性和统治性回应,在代议制民主下,政府回应成为一种必要的机制安排,其由民主的内在逻辑要求决定,绝非可有可无的技术性手段。当然,这种回应无论从回应的话题设置、回应的方式选择,都主要取决于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诉求与政府回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差和空间差,话语权、话语方式基本被政府所掌控。在公共话题的进程中,公民的话语权资源相对稀缺,话语渠道也甚为有限,很难在与政府的关系中取得话语的主动权并形成一种互动关系。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政府回应过程中政府的话语权垄断地位,使政府回应开始表现为多元主体反复参与、沟通和博弈的状态,变化成为不同掌握话语权的主体之间持续互动的状态。在这一状态中,政府已经不是政府回应过程中的一元性主导力量,其与不同的话语主体之间形成了整个信息传输和公共话语构建的互动状态,政府回应突出表现为官民之间的互动性。因此,有学者认为网络时代的政府回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互动关系。“政府回应是政府对于依靠自身信息、技术和诚信优势,通过与公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和教导所引领出的公民理性意志和利益反映的回复过程。它不是政府单方面的垄断作为,而是政府与公民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回应主体即政府组织和回应客体(包括公民等)双方的互动关系”。[13]而且,这种互动关系是一个动态持续的过程,有赖于多元主体的广泛参与。“回应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特征的社会科学范畴”,“指多元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基于共同利益、诉求的应答、认同、实化及实践的互动过程”[14]。可见,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扩大了官民之间的对话和沟通渠道,政府回应突出表现为官民之间的一种互动性关系。这种互动性关系的好坏,直接决定了政府回应的成效、民主政治的品质和公共生活的秩序。综上而言,笔者认为,互联网时代的政府回应是民主政治内生逻辑决定的一种机制安排,指政府在与掌握话语权的社会多元主体之间持续互动,进而基于公共理性而对社会普遍关切的问题做出的必要的答复过程。

   这种官民之间的持续互动关系,为公共生活的进步提供了契机。首先,这种互动性的政府回应有利于公共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在现代国家,代议制尽管在民意的聚合方面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是,现代社会的利益分化、信息的纷繁复杂、制度性渠道政治参与成本较高、政治参与渠道不足等要素,决定了其在转达社会各方意愿方面并不完整。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拓宽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渠道,政府与公民之间通过良性互动,有利于减少政策制定的盲区,改变传统制度渠道利益表达不全面的困境,使公共决策更加科学完善。同时,通过这种互动,有利于完善政策的相关信息交流和反馈,从而使公共决策兼顾各方声音,进而能够使公共决策更好地为社会理解和接受,降低政策执行的阻力,提升政策运用的有效性。其次,这种互动性的政府回应有利于规范公共权力。竞争性选举尽管为民主提供了基本保障,但是公共权力在执行的过程中依然有偏离公共性的可能。一旦权力脱离公众的视野,就可能偏离公共理性的轨道。而基于网络技术的这种互动性回应,为人们监督公共权力提供了更多条件,将进一步推动公共权力运行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政府回应正成为公民有效监督政治,进而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必要机制保障。最后,这种互动性的回应有利于稳固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民主选举确定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基本路径,然而,单纯的选举政治显然不能完全支撑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事实上,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对国家来说,找出一种借助合法性更新自己,并为自己生成一种新的合法化的程式便成为紧迫的事情。”[15](p129)因此,公共权力需要通过不断回应和满足人们的关切和诉求,对其政策目标进行必要的解释,通过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引导公共舆论对其的支持。通过政府回应与社会加强互动,有利于化解由于政府和大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误解,从而协调各方关系,提升人们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建立多渠道、多方面、多层次的政治权力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双向沟通机制,这是政治权力合法化的一种保障机制”。[16](p156)

   官民互动是网络时代政府回应需要遵循的基本理念,然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这种互动关系还远未趋于良性状态,甚至还处于一种紧张和碰撞的情境。这种紧张与碰撞与现实政治生活中利益分化、贫富差距、权力腐败等现象有密切关系,也与公共话语体系的变革紧密相关。由于互联网的普及,政府在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上不再具有垄断性,人们认知水平的提高和话语权的增加,使传统的政府话语模式在公共舆论中面临危机状态。官僚主义的话语体系遭到了民间话语方式的抵制,政府的解释和回应往往不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一些思想观念滞后和官僚作风较强的官员,往往“与新社会群体说话,说不上去;与困难群众说话,说不下去;与青年学生说话,说不进去;与老同志说话,给顶了回去”[17]。不变革这种官僚主义的话语方式,很难与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方式实现对接,政府的行政话语方式和互联网中的民间话语方式处于一种割裂的状态,也就难以形成一种政府回应的互动性。一种良性的互动状态,必然要求参与互动的主体相互之间能够有一种理解和认同。本文认为,当前政府回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除了现实政治的影响之外,与官方和民间话语沟通的不畅具有重要关系。而要改变这种话语互动的不畅,需要寻求一种基本的话语共识。

    

   四、话语共识:构建官民良性回应关系的路径选择

   现代社会的利益分化和多元,愈发要求人们在公共生活中取得某种基本共识。而共识的获取,首先依赖于某种话语的共识。“无论是价值共识的生成,还是价值共识的澄明,语言的运用和理解都是其基础。同时,多元主义对价值共识可能性的质疑归根到底也是聚焦于不同语言之间的可理解性、可翻译性”。[18]缺乏话语共识,人们的沟通和交往就会出现障碍,政治和社会性共识也难以达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离不开话语共识的构建。只有在一定的话语共识的基础上,政府与大众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实现,政府回应才能有效、真实和不断得到拓展。

   话语是人们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基本媒介,话语关系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关系。正如福柯所言:“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通过话语而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都不存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19](p159)话语并非仅仅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其与社会关系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在公共生活中,话语往往带有较强的社会政治色彩。话语“既具有语言意义,又具有非语言意义”,它已经“进入社会生活”的各方面。[20]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话语权和话语方式,往往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公共生活中,话语总是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敏锐地认识到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语言关系总是符号权力的关系,通过这种关系,言说者和他们分别所属的各种群体之间的力量关系转而以一种变相的形式表达出来”。[21](p190)著名哲学家福柯也指出了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关联性,其“话语理论向人们揭示,话语乃权力的产物,在话语的实践中潜藏着权力的运作,因此,话语蕴含着权力,话语显现、释放并行使着权力,话语即权力。话语的争夺实质上即权力的争夺,话语的拥有意味着对权力的实现”。[22]可见,话语关系的变化会对权力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互联网的发展特别是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公共话语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垄断公共话语权的局面被打破,话语权力结构被重新分配。同时,民间话语方式大量进入公共舆论,政府的行政话语模式的霸权地位被不断削弱。这种话语关系的变化,使得政府与大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沟通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这种话语权趋于分散、官民话语方式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针对民间话语权的倒逼,政府的行政话语能力不断显现出退却的状态,传统的政府回应能力正处于极为尴尬的境地。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尽快找到官民之间的某种话语共识,对缓解当前公共舆论的混乱状态,具有极为紧迫的意义。那么,应该如何达成这种共识呢?

   首先,话语共识的形成需要基于官民两者之间相互体认的理性基础上,其核心是平等的话语权。徐贲认为,“话语共识是一种宗教之外的政治性共识,它的形成和变化机制是说‘理’,它的条件是独立、自由、理性的思考个体”,“在现代社会里,形成共识的不是神话,也不是诡辩,而是基于自由、理性个人的公共话语”[23]。这就要求,无论是官员还是公民,都要在参与公共话语的过程中以一种平等的、理性的精神相互对待。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主张,“每一个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在自觉地放弃权力和暴力使用的前提下,自由平等地参与话语论证,并且在此过程中,人人都怀有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动机和愿望。不仅如此,通过话语共识建立规则还必须为所有人所遵循,每个人都必须对这种规则的实施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24]。这就要求,政府需要改变传统政府回应过程中行政话语居高临下的姿态,以一种平等的话语姿态来回应人们的关切。少一些大话、官话,少一些教导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真正以平等的心态来和公民进行沟通。同时,对于公民来说,网络话语权的获得也需要加以珍惜和认真对待。当前网络中的一些谩骂、攻击、造谣给官民之间的相互沟通制造了相当大的阻碍因素。总而言之,话语共识的形成需要官民两者之间以平等的心态,理性、平和、宽容地参与公共舆论。只有这样,才能为共识的进一步形成以及良好的互动建立心态基础,才能使政府回应的互动性不断加强。

   其次,话语共识的形成需要基于官民之间基本信任的确立。只有基本信任的存在,沟通和交流才成为可能,否则双方都以相互质疑的心态来面对对方,必然导致互动的真实性大大减弱。当前,由于政府公信力的长期流失,使政府回应往往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机关或者官员,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回应公共舆论的过程中编造一些虚假信息,引起大众的广泛质疑。如“躲猫猫”、“临时工”、“七十马”等词汇的出现和传播,都是因为政府的回应不够真实。这种虚假回应极大地削弱了政府本已稀缺的公信力资源,给官民之间的互动造成了很大障碍。这就要求,政府机关在今后的回应过程中,需要以真实性为基本导向,使政府回应能够符合客观、理性的常识,从而逐步积累公信力资源。通过公信力的提升,来减少官民之间沟通的信任成本,使官民之间的沟通更加真诚、坦然和互信。

最后,话语共识的形成需要相互之间话语方式的不断融合和衔接。当前,官方话语方式和民间话语方式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相互对接,比如“不折腾”、“神马都是浮云,转变发展方式最给力”等网络语言开始出现在政府的话语体系当中。尽管政府的话语体系有其应有的特征,过于草根化往往会失去规范性,但这种尝试和姿态无疑是寻求与大众沟通和互动的开始。事实上,这种网络化的语言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中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性意义。最为关键的是,政府需要改变长期以来行政话语体系中的大量空话、假话、套话、与时代脱节的话,增加话语的亲和力和真实感,从而能够为听众所接受。只有这样,官方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的衔接性才能增强,内心的认同感和互动性也才能增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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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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