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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其凡: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宋史研究

更新时间:2014-01-08 20:49:57
作者: 张其凡  
②岳飞问题,③农民起义,④王安石变法,论文也大多集中于这四个课题。

   1978年6月8日,吴泰在《光明日报》发表了《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一文。接着,邓广铭、李培浩在6月2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历史上宋江的面貌》一文,在当年《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发表《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一文。有关宋江问题的大论战由此展开,历时约4年之久,成为大陆宋史学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道风景线。吴泰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受教于邓广铭先生,故而这场论战被有些人称为“学生与老师的论战”,引人注目,得到当时整个史学界的关注。

   有关宋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40年代,余嘉锡先生撰《宋江三十六人考》,认为宋江投降了宋廷;50年代,张政烺撰《宋江考》,以1939年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为据,认为宋江之降是诈降,并且未征方腊。但是,客观地讲,70年代末的论战并非余、张之争的继续,而是“文革”后期评《水浒》运动的馀音,所以争论的问题“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历史上的宋江是否征方腊?”也带有浓厚的“文革”中评《水浒》运动的风格。

   吴泰继《历史上的宋江是不是投降派》之后,在1979年第2期《中国史研究》上又发表《再论宋江的几个问题》一文,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打过方腊。北郭在1979年第4期《北方论丛》发表《历史上的宋江是投降派》一文,观点与吴泰一致。邓广铭等人则在1978年8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在1980年第1期《社会科学战线》发表《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坚持认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没有打过方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针锋相对,引发了史学界的极大兴趣,很多人撰文参加讨论,但是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服,虽然发表了几十篇文章,但仍未解决问题。1981年第1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了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该文据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忠愍集》卷2),认为这是当时人记载,铁证如山,证明宋江确曾投降。邓广铭先生看到马泰来之文后,于1982年第4期《中华文史论丛》发表《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一文,承认宋江确曾投降,但仍否认宋江打过方腊。至此,大论战暂告结束,宋江投降,遂成定论,但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则仍无定论。时过境迁,此后这个问题日渐淡出人们视野,不见有人提起了。

   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岳飞是宋史研究中的另一个热门话题。1978年6月,杭州大学在陈乐素主持下,召开学术讨论会,座谈岳飞的评价问题。这是针对“评法批儒”中对岳飞的贬低和攻击而进行的拨乱反正。一时间,有关岳飞的论文充斥报刊,其中主要有:倪士毅等《论岳飞》(1978年),吴泰《应该恢复岳飞的历史地位》(1979年),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史平《略论民族英雄岳飞》(1979年),周宝珠《岳飞冤狱及其平反昭雪前后的斗争》(1979年),汪槐龄《论岳飞的爱国主义》(1979年),邓广铭《“黄龙痛饮”考释》(1979年)、《〈鄂王行实编年〉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1980年)、《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1年)、《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1981年)、《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1981年)、《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1982年)、《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岳飞惨遭杀害始末〉》(1982年)、《绍兴八九年内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1982年),王曾瑜《岳飞之死》、《岳飞几次北伐的考证》(均1979年)、《关于岳飞的家世》(1980年)、《岳家军的兵力和编制》(1981年)、《岳飞第一次北伐的考证》(1981年),王继烈《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0年),蔡栋《〈岳氏宗谱〉和岳飞后代》(1980年),王瑞来《历史上的岳飞与小说中的岳飞》(1981年),豫嵩《关于岳飞的评价问题》(1981年),龚延明《也评岳飞的忠君思想》(1981年),张云霄《岳飞与赵构的斗争》(1982年),刘大有《吴玠与岳飞》(1982年)等。龚延明出版了专著《岳飞》(1980年),邓广铭出版了增订本《岳飞传》(1982年),王曾瑜出版了《岳飞新传》(1982年)。这时的岳飞研究,主要还是着眼于为岳飞恢复名誉,拨“文革”之乱而反之正。由于岳飞的地位和影响,此问题以后一直有人从事研究,还在杭州成立了由徐规先生担任会长的中国岳飞研究会,召开过多次国内与国际研讨会。

   在这一时期,有关宋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仍是热点。著作有白钢《〈钟相杨幺佚事〉及其史料价值》(1978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李顺起义考述》(1978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编《王小波李顺起义史料汇编》(1978年),杨渭生《方腊起义》(1980年),安徽师大历史系《方腊起义研究》(1980年),白钢、向祥海《钟相杨幺起义始末》(1980年)等。《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也应运而出,1979年至1982年间共出了4辑,其中有关宋代的文章有16篇之多。论文则有:邱鸣皋《略论方腊起义的社会背景》(1977年)、《方腊起义大事记略》(1977年),雏飞《谈谈方腊起义的口号问题》(1978年),吴泰《关于方腊评价的若干问题》(1979年),陈振《方腊起义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979年),杨渭生《〈容斋逸史〉献疑》(1979年),朱瑞熙《论方腊起义与摩尼教的关系》(1979年),陈得芝《关于方腊的所谓“漆园誓师”》(1979年),朱瑞熙《“三面保义”辨》(1980年),吴泰《方腊出身问题考辨》(1980年),李祖德《曾敏行的〈独醒杂志〉与方腊起义》(1980年),李裕民《方腊起义新考》(1980年),杨渭生《关于方腊起义若干问题的再探索》(1980年),张海鹏、杨国宜《方腊研究中几个问题的商榷》(1980年),朱瑞熙《关于〈容斋逸史〉的作者》(1981年),王冠倬《方腊起义军攻占州县考》(1981年),白钢《“圣公”考》(1981年),邱鸣皋《有关方腊的一则资料的辨正》(1981年)。朱瑞熙《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79年),吴天墀《王小波李顺起义为什么在川西地区发生》(1979年),周子云《王小波、李顺里贯起义发祥地考辨》(1979年),阎邦本《关于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鲁阳《王小波李顺起义的起因是“贩茶失职”吗》(1980年),杨继忠《〈老学庵笔记〉中王小波“自言”的两个问题》(1981年)。郑从周《谈钟相杨幺起义的特点》(1979年),李文彬《“车船”、“拍竿”及“木老鸦”考》(1981年),曹典礼《钟相起义事略》(1981年)。三大起义之外的有关文章有:陈守忠《试论北宋初年四川地区的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1978年),关履权《宋代的茶禁和茶户、茶贩的反抗斗争》(1978年),张明福《试论北宋庆历年间的兵变》(1980年),向祥海《范汝为起义简论》(1980年),裴汝诚《关于李金起义的几个问题》(1980年),温岭(陈高华)《南宋末年江西建昌的佃户暴动》(1981年),李文彬《南宋李接起义》(1981年)等。在这几年间,农民起义的研究承接解放后的研究馀绪,热闹非凡,争论颇多,形成一个高潮,并且成立了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但进入八十年代后,日渐衰微,研究者也日逐减少,中国农民起义研究会的活动,也最终停止了。

   在“文革”时的“评法批儒”中,被认定为“法家”的王安石,风光热闹地被讨论研究着,有关文章十分之多。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也有幸在1975年改写后出版。“文革”结束后,王安石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仍是热门。《文史哲》1977年第4期发表了吴泰《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几个问题——驳“四人帮”及其喉舌散布的一些谬论》、朱瑞熙《四人帮歪曲王安石变法历史的险恶用心》两文,1977年12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吴泰《王安石的历史遭遇和四人帮的罪恶用心》一文,由此揭开了在王安石问题上拨乱反正的一页。其后,谷霁光有《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1978年),裴汝诚有《关于〈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的通信》(1978年),邓广铭有《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的批判》(1978年),颜中其《王安石变法同北宋封建社会各阶级的利害关系》(1979年)、任奇正《吏治改革的妥协性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1979年)等文相继刊发。1980年,王曾瑜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刊出《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洋洋数万言,全面否定了王安石变法,引人注目。1980年发表的有关王安石的论文还有:姜国柱《论王安石》,陈守忠《王安石变法与熙河之役》,李之勤《熙宁年间宋辽河东边界交涉研究——王安石弃地数百里说质疑》、《最早诬蔑王安石弃地的不是邵伯温而是苏辙》,杨渭生《王安石在鄞县的事迹考略》,谷霁光、谷远峰《王安石经济思想若干问题试析》,林岑《略论沈括与王安石的关系》等。其后,有关王安石的研究转入了正常轨道,仍然是宋史研究的热门课题,以此为硕士课题者不少。但是,角度、深度与评价都有了较大变化,更加贴近历史实际。

   除上述四大热门课题外,发表的论文有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特别是租佃制的发展的,有研究宋代人物如宋太祖、赵普、韩侂胄、司马光、朱熹、范仲淹、曲端、余玠、杨家将等人的,还有研究宋金战争的,但比起四大热门来说,还嫌得薄弱与不足。

   ? 总起来说,这一阶段,虽只有四五年时间,但论文数量与研究者数量相比的话,是相当惊人的,这是对文革时期“万马齐喑”局面的一种反动,对重获学术研究权力的一种兴奋。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是其后学术发展的先声,是我们应当记住的。

   3.第二阶段:1982—1987年

   第二阶段自1982年至1987年。

   第一个10年中,宋史研究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宋史人才的培养与中国宋史研究会的成立壮大。

   1981年,“文革”后第一批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开始进入宋史研究队伍。这一批人后来大多成为宋史研究的骨干力量,如兰州大学的葛金芳,杭州大学的何忠礼、周生春,中国社科院的张其凡、上海师院的萧鲁阳、李伟国、吕友仁、朱杰人、俞宗宪,开封师院的魏天安、穆朝庆、刘坤太、张德宗等人。自此以后,每年都有研究生毕业,宋史研究队伍不断有新鲜血液输入,使宋史研究的队伍日益扩大。

   据国务院学位办公室的统计,1987年,历史学分为14个专业,全国有权授予博士的学科、专业点共计67个,导师115人。其中,中国古代史中有博士点17个,为各专业之首(其他专业均不到10个),导师37人(其他专业最多15人)。专门史有博士点8个,导师9人。这些博士点和导师中,招收宋史方向博士生的导师有中国古代史的北京大学邓广铭,河北大学漆侠,杭州大学徐规,专门史(唐宋经济史)的云南大学的李埏。共计4个点4名导师而已。这10年间,宋史的博士点基本没有增加。

   在这10年间,大陆宋史研究的队伍已增多达几百人之多,宋史研究的基地分布南北各省市。

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在80年代创建了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为宋史研究的重要基地。邓广铭在1982年率先招收了宋史的博士生,其后又招收了5届,培养出周生春(1982级)、杨若薇(1983级)、陈植锷(1984级)、包伟民(1985级)、罗家祥(1986级)等5位博士。他治史强调基本训练,将“年代、地理、职官、目录”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四把钥匙”。邓广铭治史勇于创新,敢于以精微的论证,推翻前人的定论,无论是他对岳飞、辛弃疾、陈亮等的研究,还是对《宋史》的《职官志》和《刑法志》的考正,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对辛弃疾的研究,更是实现了传记、年谱、词与诗文的完整组合。他校点增订了《陈亮集》(1987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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