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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汝信:官式文革史观的范本——对《陈丕显回忆录》的若干质疑

更新时间:2013-12-13 18:46:26
作者: 余汝信  
当时,陪江青来的就一个随员--孙勇,后来任中央警卫局的副局长。当时,江青为了安全,不愿住在当地招待所,就住在我家小楼整理出来的书房里。她和我们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当时还是处得很正常的"。〔8〕

   江青是否1950年代初即与毛"闹别扭",难以查证。在上海的陈毅怎么知晓北京毛家的私事,也令人深感疑惑。可确定的只是,江青到上海哪也不住,就住在陈丕显家,可见陈当年也应很有些通天的机会。只不过柯庆施到上海后,这样的机会就是柯庆施的了(不过江青似乎从未住过柯庆施家里)。

   陈丕显又说:"柯庆施突然病故后,江青才和我来往较多"。"柯庆施死后,江青与上海市委的联系就断了线。张春桥、姚文元也不好越过我,天天躲在密室里写文章,而江青又少不了张春桥、姚文元。万不得已,江青主动找我,要求继续借用张春桥、姚文元"。上文已经说过,江青1965年初到上海时,柯早已在外地疗养,江青如何能与柯接上线?既无接线,又何来断线?如按协助姚查史料的那位历史教师的说法,1965年5月才动笔的姚文又如何能与江青已向其交了底的、柯在上海的继任人陈丕显没有任何干系?

   实际上陈丕显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姚文的筹划:"1965年9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大区书记都参加。华东局因柯庆施去世,尚未任命新的第一书记,因此中央通知我和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到北京参加会议。临行前,张春桥把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交我带给在北京的江青。此前,张、姚七易其稿,他们交给我的已是第八稿了。没有想到这一次我竟成了他们的'信使',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批《海瑞罢官》的稿子"。

   仅仅就是"信使"这么简单?不参与其中了解内情,陈怎么知道他带至北京的是第八稿?

   陈丕显介入并支持了江青在上海活动的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当为毛泽东在著名的1966年7月8日致江青信中的一句话:"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9〕

   魏即魏文伯,陈即陈丕显。陈口口声声说自己对江青敬而远之,避之则吉,那又何必拉着她再"住一会儿"?

   在回忆录中,陈丕显是太急于撇清与江青的关系了!其实,在文革发动阶段,陈丕显、魏文伯等与江青之类并无根本的意见分歧。相反,在批判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学者、专家、权威"的运动前期,华东局、上海市委亦是积极参与的(这方面的例证,我们下面还将谈到)。当革命尚未革到自己头上,革别人的命总是痛快的。只不过到了批"资反线"及其后阶段,运动冲击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事情才起了根本的变化。陈丕显的忆述,并没有客观地、完整地反映出这一事态发展的真实过程。

   三、被颠倒了的关系

   "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此一"原则"为什么是谬误?最简单的回答是:主次关系、主配角关系被完全颠倒了!不是领导者(毛泽东)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而是毛泽东利用了党内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付之实践。始作俑者,利用者,皆为毛本人。

   1、毛与柯:何为"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基础

   陈丕显对柯庆施1963年12月25日在华东区话剧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进行了指责,称"柯庆施这篇讲话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了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

   惟陈丕显多少也算明白的是:"柯庆施之所以敢如此讲,也是有背景和来头的"。其"来头",就是柯讲话前不及半个月--12月12日毛泽东的那一"重要批语":"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10〕

   是有毛泽东的批语在前,柯庆施的讲话在后。主次关系既然如此清晰明了,那么,"为后来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打下基础,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否定文学艺术界、戏剧界制造了舆论"的,为什么不是毛的批语反倒是柯的讲话呢?既然有毛如此严厉的批语,在当时那种情势下,全党(包括了柯庆施以及陈丕显)岂能不有所动作?我们注意到,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有意略去不提的是,他本人也是参加了此次观摩演出开幕式的众多"中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之一。12月25日当晚,陈亦与柯一道观看了开幕演出,以示支持。〔11〕

   2、毛与江:批《海瑞罢官》事先经毛同意

   至于受到陈丕显极力抨击的江青到上海组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决非是江青个人的行为。江青事后说过:"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12〕

   陈丕显自己亦说,1965年9月到北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和魏文伯从毛泽东本人的讲话中已经意会到毛"肯定已经看过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了,并且是同意批《海瑞罢官》的"。而且"江青事后告诉我,毛主席看过这篇文章,已经同意了"。

   毛泽东瞒着政治局其他常委,瞒着北京市委,"允许"自己的老婆去从事一次非组织的地下秘密活动,这就是姚文元文章真实的产生过程。明明毛是整个事情的主导者,他利用江青及华东局、上海市委(张、姚也是上海市委的人),怎么会变成"被反革命集团利用"?

   姚文在《文汇报》发表后,各地不谙内情,转载时间多有所延误,北京更是拒不转载,引起毛的极度不满。陈丕显将因果关系颠倒为"江青不断跟毛主席发牢骚,激起毛主席的不满","江青、张春桥之流之所以采取阴谋手段对北京、中央封锁消息,实际上是有意借此制造矛盾,挑起事端,激怒毛主席,并借毛主席的威望来打击所谓的'后台'"。

   到底是江青发牢骚激怒了毛,还是彭真的态度激怒了毛(想深一层,或是毛设了一个局要彭真往里钻?),毛本人倒是说得很明白:"1965年11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她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刘、邓、彭、陆是反对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转载了,北京不转载,那时我在上海,我说把文章印成小册子,各省打印发行,就是北京不打印发行,彭真通知出版社,不准翻印。北京市委是水也泼不进,针也插不进"。〔13〕

   3、毛与林: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

   关于《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陈丕显说,它是林彪对江青"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它实际上是林彪、江青互相勾结、进行政治交易的产物,也是两个阴谋集团最早共谋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标志"。

   参与组织并全程参加了"座谈会"的刘志坚说过,"座谈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座谈会纪要"先后写了八个样稿,毛泽东曾三次亲自对样稿作了重要修改。第一稿在送给江青的同时,也给正在济南的林彪送了一份。林通过而江不同意,江认为此稿"根本不行",并称她已告之了毛,毛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从此林彪再未过问此事。〔14〕

   江青在没有再征求军队方面意见的情形下,将修改稿铅印直接送毛审阅,据江青说,毛"很重视,对'纪要'亲自作了修改",此番审阅,毛共修改了十一处之多,其中最重要者为:

   (1)在原标题上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由原"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改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2)把原稿第一部份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

   (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1962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

   根据毛的指示,江青在上海找陈伯达、张春桥再次对样稿进行了充实和修改并又送毛审阅,毛又在十几处作了内容的增删和文字的修改。及后,于1966年3月17日去信江青:"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请他们指出错误,以便修改。当然首先是要征求军委各同志的意见"。〔15〕

   3月17日的信表明,毛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江青,如何运用政治手段将林彪及整个军队一步一步拉上文革的战车。所谓"林彪同志委托"六字,是毛泽东所加,可以说,是毛强加于林的。"座谈会"实质是由毛自己委托,"座谈会纪要"的基调是毛所定,体现的是毛的思想而决不是别的什么人的思想。

   四、被回避的与被扭曲的

   上文提及,在文革发动阶段,华东局、上海市委与全国上下大小党委一样,不得不紧跟形势,其间,也伤及不少无辜。作为当事人,陈丕显本应对此有所检讨,惟在回忆录中,陈显然有意回避、有意略去了从1965年9月至翌年8月这近一年间各级党委主导文革时期的一系列有关事件。

   为了说明陈丕显回避、略去了什么,我们不妨引用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曹荻秋1966年6月10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万人干部大会上的一段讲话:

   上海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很多。在这些阵地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直在激烈地展开争夺战。有一部分阵地,实际上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掌握在党内外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所谓"学术权威"手里,他们篡夺了这些阵地的领导权,时时刻刻都在向千百万人民散播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为夺取我们政权、为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制造反革命舆论。前市委候补委员、市委宣传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前副部长陈其五,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他猖狂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利用窃据的领导职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反动方针,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窃据音乐工作的领导岗位,一贯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咒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还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音乐教育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对抗。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纠集一班人,创作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海瑞上疏》,咒骂党中央、毛主席。市委党校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以来,不但不热心宣传、学习毛泽东思想,反而攻击毛泽东思想。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些负责人,长期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院,长期抵抗党的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上海市电影局,是大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权威"、"名人"集中的场所。这批所谓"权威"、"名人"被捧上了天,他们肆无忌惮地反对毛泽东文艺路线,拍了很多反动的、反革命的电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党员总编辑李俊民,一贯对党进行恶毒攻击,放出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毒草。我们一定要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发动群众,彻底加以揭露,彻底加以检查,把这些单位的问题,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坚决夺回这些单位的领导权。

曹荻秋又说:在我们上海还有一批资产阶级所谓"学者"、"权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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