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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向东:刑事错案理性预防思考

更新时间:2013-11-15 21:33:45
作者: 蓝向东  
修改后刑诉法中有关“不得强迫任何人证明白已有罪”,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二十四小时之内必须送看守所羁押,讯问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在看守所进行的规定以及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者录像的规定,都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从而预防错案。

   (三)完善辩护制度,增强庭审对抗性,更有利于法庭查明真相。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存在着天然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重要因素。[4]对于当前刑事辩护率低以及辩护律师的阅卷难、会见当事人难等问题,修改后刑诉法有了相应的修改:一是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的身份、职责和权力。修改后刑诉法不仅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而且不再要求律师必须在侦查阶段承担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证明责任”,而是提出“材料和意见”即可,这显然有利于律师提出“无罪”的抗辩事由。二是明确了犯罪嫌疑人委托律师的时间和委托的方式,解决了委托律师难的问题。修改后刑诉法除了在委托辩护人的时间、侦查机关的权利告知义务、监护人或近亲属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侦查机关转达在押人员委托辩护人要求的义务、监视居住人员委托辩护人作出明确规定外,还将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至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以及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显然有利于错案的预防。三是明确律师凭“三证”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从而解决会见难问题。四是明确了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以查阅、复制、摘抄案卷材料,解决阅卷难问题。五是解决律师取证难问题。修改后刑诉法赋予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的权利。修改后刑诉法还赋予辩护律师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此外,对于律师获得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要求应当及时告知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六是对办案机关应当听取律师辩护意见和将法律文书送达律师从程序上作了明确的规定。修改后刑诉法分别从侦查终结、审查起诉、开庭审理到死刑复核等关键环节,对办案机关引导听取辩护律师意见作出了明确规定。

   (四)完善拘留逮捕措施,严格羁押必要性审查,有利于预防和纠正错误羁押。修改后刑诉法对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都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笔者认为,对无罪的人错误羁押本身就是错案。那么,修改后刑诉法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无疑有利于纠正不必要的和错误的审前羁押。这种必要性审查,应该包括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以及审查起诉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修改后刑诉法将逮捕必要性细化为可能实施新的犯罪、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社会秩序的现实危险等五种情形。上述规定,使检察机关包括嫌疑人的辩护人对于逮捕必要性的审查有了较为明确的判断标准,有利于预防错误羁押。此外,有关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时“可以”和“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以及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的意见和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的规定,也有助于预防错案的发生。

   (五)完善侦查措施,特别是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批准程序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有利于防止技术侦查手段滥用导致错案。修改后刑诉法对有关技术侦查内容的修改,主要目的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击犯罪,同时,对公民言论自由、通讯自由和隐私权加强保护。其中,为了查清案情,在必要的时候,公安侦查人员隐匿身份实施侦查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针对无被害人的刑事案件比较普遍,如毒品犯罪案件、贩卖淫秽物品案件、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等。修改后刑诉法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技术侦查中的“诱惑侦查”的概念,但是,对隐匿身份实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的规定事实上是对“诱惑侦查”的规范,对适用范围和程序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如果侦查机关违反该条款实施隐匿身份的侦查,则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可以就此提出无罪的抗辩事由。

   (六)加强对刑事诉讼的法律监督,更有利于防止错案的发生。在侦查监督方面,修改后刑诉法第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对于是否符合逮捕条件有疑问的、犯罪嫌疑人要求向检察人员当面陈述的,或侦查活动可能有重大违法行为的情形,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定检察院在审查批捕时,可以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提出要求的,应当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以上对以往检察机关通过书面方式审查批捕的修改,以及增加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规定,有利于防止错误逮捕。此外,修改后刑诉法规定检察机关对监视居住措施的决定及执行的合法性、在押人员羁押必要性的定期审查的规定,有利于纠正错误的羁押。在侦查监督方面,修改后刑诉法赋予检察机关三项程序性纠正权:一是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滥用对人、对物的强制措施等行为的申诉、控告,有审核、通知纠正权;二是对侦查人员非法取证行为有调查核实、通知纠正权;三是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阻碍律师依法执业行为有调查核实、通知纠正权。

   (七)完善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以及死刑复核程序在预防错案中的作用。在第一审程序中,以下规定有利于预防错案的发生:一是规定检察机关对审查起诉的案件享有两次补充侦查的权力,以及两次补充侦查之后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这一规定有利于解决法院在实践中对于证据不足的重大案件“定放两难”而导致错案的现象。二是增加了开庭前的准备程序,根据修改后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在开庭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一规定有利于解决控辩双方在证据掌握方面信息不对称问题,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等无罪证据。三是进一步完善简易程序,明确规定四种情形不适合适用简易程序,以及规定检察员应当派员出庭。

   在第二审程序中,修改后刑诉法在规定检察院抗诉案件应当开庭审理的基础上,增加了“被告人、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一审认定的事实、证据提出异议,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被告人判处死刑的上诉案件;其他应当开庭审理的案件”三种情况,此外,对于不开庭审理的案件明确规定“应当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二审程序,对于被告人提出异议的案件、死刑案件、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等仍然采取控、辩、审三方参与的庭审模式,使庭审仍然保持类似一审的对抗性,以及对于不开庭审理的案件讯问被告人和听取相关人员的意见,在制度上保障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辩护权,有利于发现和证实错案。

   关于死刑复核程序,修改后刑诉法第二百四十条第二款规定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死刑案件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监督:一是死刑复核程序中,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作出核准或者不核准死刑的裁定后,都要通报最高人民检察院。

   刑事错案的发生有执法思想和执法理念方面的因素,也有司法制度方面的因素,还有舆论影响等方面的因素等。从刑事司法的规律上看,刑事错案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但也是可以预防的。“集中式”的错案纠正,能比较集中地通过案件复查等手段发现和纠正错案,在中国司法民主化进程中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一做法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性。错案预防回归理性,需要通过完善相关刑事诉讼制度来实现,其中规范和强化刑事诉讼监督是预防错案的必由之路。新修改的刑诉法为刑事错案的预防和纠正提供了制度保障,体现在从刑事立案到死刑复核的整个诉讼过程。证据制度、辩护制度、监督制度等三大制度的完善和落实是预防和纠正错案的关键。完美的制度不等于完美的执行,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修改后刑诉法实施后,刑事错案能得到更加有效的预防和遏制。

    

   蓝向东,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北京市怀柔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注释】

   [1]参见陈学权:《刑事错案:三种语境下的三重标准》,载2006年2月18日《检察日报》。

   [2]参见1998年11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志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

   [3]参见陈瑞华著:《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4]参见杨宇冠、赵珊珊:《刑事错案的预防与补救》,载《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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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检察》2013年第4(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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