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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鹏 孙璐:贸易公平与国际法治:WTO多哈回合反思

更新时间:2013-10-12 14:22:58
作者: 何志鹏   孙璐  
而没有成为真正的权利义务,也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意图实质性地定型为国家的行为、固化为国家的权利义务,就需要法律的良好运行过程。具体言之,这种“法律的良好运行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专家建议和民主决策的方式进行立法

   基于良法的善治是全球治理的一部分,其中尤其要求多元、多维度的社会秩序调节,立法是形成这一切的基石和起点。由于国际贸易法律规范既具有相当的专业性,也具有广泛的影响,所以首先需要体现出专家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从国际贸易的自身需要以及国家之间交往的内在理性出发设计贸易法律规范,从合理性、整体性、稳定性的角度勾画贸易体制的框架。在此基础上,法律草案必须有各国、各层次代表的充分参与。因而,立法的过程采取专家建议草案与民主咨议相结合的方法无疑具有整合优势资源的重要意义。

   (二)强有力的监督和执行措施

   “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真正产生实效、形成秩序,依赖于各个主体的遵行以及监督机构的监督实施。很多国际法规则未能得到很好的实施,就因为监督执行措施不够完善,不够有力。国际社会的各成员遵守法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基于安全的威胁,也包括基于利益的计算,还包括基于理念的认同。但是,无论如何,从外在形式的角度,执法的严肃程度在很大的意义上会保证守法的严格程度。执法的疏忽会导致法律本身信誉的降低。所以,试图使公平贸易的法律规范真正实现,必须形成完善的法律执行体系,而绝不能流于形式。如果能很好地将公平贸易的诸项要求落实在实际贸易关系之中,则法律设定的价值标准就容易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体现出来。

   (三)权威的国际司法体制

   司法是维护法律权威的最后屏障。如果没有好的司法体制,再好的规范也很难保障其效力。司法机关通过适用规范来解释规范、说明规范的地位与作用,在定分止争的同时,使规范现实化,使在现实中被扭曲的权利义务配置重新回到法律轨道上来。司法过程也会使得更多行为者认识到法律的存在及其内涵,对广大行为者有指引、评价、约束和教育的作用。国际法整体上实施力薄弱,就是由于司法机制远未健全。但是,完善司法确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方面和环节,不可忽略和逾越。在经济领域,只有将公平贸易的法律规范落实到司法层面,才会使其真正具有法律的强制效力。那些违背了相应规范的行为者受到了法律的否定评价,并且通过司法机制的作用迫使其变更违法行为,转而沿着法律所确立的价值轨道行事,才意味着这些规范真正活了起来,真正具有了法律所应有的特质。

   由上可知,公平贸易的形成需要一个国际经济法治的形式与程序体系,只有真正具备了这样的体系,才能在世界上推广公平贸易的价值观念和具体要求。

   三、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结构的基本特征:实力主导

   WTO作为专门协调成员贸易政策的国际体制,通过多次多边谈判,其处理的范围日益广泛,吸收到的成员也越来越多。{29}当前,这一组织已经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执法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司法机制)。{30}.因而,如果其在立法中能够完善地确立公平贸易的具体要求,无疑会使公平贸易的实现在国际社会中成为可能。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在WTO的立法体系中能不能,以及能在多大程度上贯彻公平贸易的原则?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清楚地认识WTO的体制属性,从这一属性来推断其行为的模式与特征。

   (一)建立在主权让渡基础之上的国际机制

   WTO体制是成员主导的国际制度,建立在成员协议的基础之上,通过成员(即GATT时代的缔约方)之间的共识和协作展开活动,是典型的国家间机制,而不是超国家机制。{31}国家间机制是各国际社会的行动者(主要为主权国家)让渡其一部分基本权利而形成的,在参与国的互动中形成并实施规范。因而意味着以国家为主体、以国家为核心、以国家利益为目标。为了实现WTO的有关功能,各成员均让渡出部分主权权利,彼此之间在表面平等的基础上作出承诺,形成关于贸易管制方面的国际法;并履行承诺,共同遵守上述国际法。{32}WTO虽然建立起了相对完备的多边贸易谈判机制、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但它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国际组织,{33}而不是一个超国家的机制。{34}这一机制所遵守的仍是国家主权原则,也就是国家总体上决定着机制的权力范围和发展走向,是一种横向协调的机制;而不是如国内政府机构一样,对成员具有纵向的约束力。{35}

   (二)作为国际机制基础的国家利益

   以主权的最高性为先导,国家间体制意味着其规范与运作主要建立在国家实力的基础之上。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一如其他一切政治,也是一种权力斗争。不管国际政治的最终目的如何,权力总是眼前的目的。;{36}而这里的权力,即意味着主体所占有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对其他主体的控制力、影响力以及对于主体之间冲突解决结果的改变能力。{37}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仅在追求着权力,而且以权力获取利益。正因为如此,在国际关系中,权力被比喻成货币。想得到某事物,国家就使用权力去购买。{38}每个国家都会追求自己的利益,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更具实力的一方就会更具优势,就会更大程度上左右冲突的结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也不例外。{39}所以国际贸易体制的发展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经济上更具实力的发达国家,也就是先工业化国家的立场与态度;{40}多边贸易谈判数年无法达成协议也正是国家从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场博弈而无法寻求到共同接受的解决方式的体现。{41}从这一点看,国家选择多边贸易机制的初衷是这一机制对各国经济的发展有利。这样,在机制的变革、运作过程中,每个国家都会谋求对自己有利的策略。

   (三)国际机制的有限权能与作用

   国际组织作为主权国家的创造物,是以成员国对自己主权行使的特定克制、自我约束和其他成员国的集体监督为基础的。同时,它也只能在成员国家转移的特定权力范围内进行活动。国际组织的活动通常也会对成员国的主权产生影响,从而引发成员国国内对国家主权的忧虑和重申。因而,作为国家间体制,WTO的存在与发展只能是循序渐进的。在WTO之内,成员之间依据自身的意愿和相互之间的协议进行合作,其基础是决定内部与对外事务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不容干涉的。因而,WTO的功能和目标都不意味着WTO可以直接对成员发号施令,更不意味着其有可能忽视各个成员的存在而自行确立规范。国家间体制同时也意味着该机制的规范被成员所遵守的程度是有限的。WTO正是这样,只有对本身有利的时候,成员才会遵守相关的规范。否则,相关成员会选择放弃规范,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如果这种违背规则的行为未被察觉,或者即使察觉也没有引起争议,则国家违背规范的选择在此种体制下没有付出明显代价;如果国家的违规行为被其他有关成员发现并提出反对,则可能导致争端解决程序的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多数成员会选择使用证据、法律解释、利用程序设计本身的各种因素等各种各样的法律手段为自己的行为开脱、维持相关的做法;{42}如果最终在争端解决中失利,至少还获得了保持某种做法的时间;如果争端解决的结论对该成员具有根本性的不利,该成员可能会选择退出这一体制。

   综上,作为国家间机制,WTO的首个特征是国家(更确切说是成员)实力主导,第二个特征是规则约束。两者既相互塑造,也相互制约,在辩证的冲突中,形成一个渐进发展的规则制度体系。

   四、公平贸易在实力主导国际体制中的困境

   如果多边贸易体制纯粹是实力主导的话,则公平贸易的实现非常困难。根据霸权稳定论者的观点,WTO作为国际机制,经济大国提供了公共物品,规范制定中也会体现出对于它们的依赖。{43}虽然在过去,经济大国都曾使用过贸易保护政策来使其产业免受外来竞争,直到其足够强大、可以在不受保护的状态下存续和发展;但是现在它们利用WTO来拒绝贫困国家走同样的道路发展自己的经济。它们采取一种选择性的规范趋向:在工业制成品领域强烈推崇自由贸易,认为包括关税、配额在内的所有贸易限制均应禁止,每一国家应当尽其所能的促进贸易自由化,由此带来共同的繁荣;但与此同时,在农产品和纺织品领域长期存在着背离自由化的补贴和壁垒。{44}

   公平贸易论者主张,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人们通过将其产品以体面的价格出售给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自己走出贫困。这首先体现在联合国大会的一系列决议中,进而体现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一系列规范与实践之中。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随着国际政治秩序两极格局的瓦解席卷整个世界,具有一定对立性质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的显著意义有所降低。WTO对于发展的主题兴趣并不大。作为一种国际体制,WTO总体上乐于将自由贸易的价值观规范化、法律化、制度化,{45}以更明确的条文、更清楚的权利义务配置、更清晰的争端解决程序规制贸易壁垒,{46}在争端解决的体制中也很少实质性地考虑WTO规范以外的法律体系,{47}从而将所有的成员安排在经济全球化的体系之中。尽管理论上说, WTO规范应当拆除富国的贸易壁垒以使贫穷国家的商品进人该国,同时允许贫穷国家对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是,实际上富国利用其实力和影响操纵规则以谋取自身利益,最终结果则很可能是踢翻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大门,使贫穷国家在贫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48}在强调国家平等的权力结构基础上,世界贸易组织继续沿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所遵循的“协商一致”的决策方式。《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规定,如在作出决定时,出席会议的成员均未正式表示反对,则应认为有关机构已经对所提交其审议的事项达到了协商一致。这种方式和联合大会的投票表决是不同的。这种程序实际上意味着有一些国家可以操纵有关事项的发展方向,而那些强大的国家在这方面占据优势。所以,总体上说,“迄今对于第三世界而言最失望的是无力争取贸易方面的新秩序。所有的穷国联合起来也无力改变自由市场的法则。……迫切要求发展和新的贸易安排的自我利益追求对所有国家有利,但是也不能说服那些必须被说服的国家。”{49}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国际经济法律自由化的过程中,公平价值长期缺失,社会正义经常仅是一句口号。{50}全球化可能导致的民主危机、经济灾难、环境恶果,如果不加以驯服可能就会有不可逆的结局。{51}综上可见,纯粹依靠国家间博弈,完全按照发展中国家愿望实现公平贸易基本不可能。

   五、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从相互依赖到国际伦理

   幸运的是,实际情况并不像设想的那样悲观。20世纪以后,国际组织大规模兴起,传统的主权理论由国家之间日益密切的合作所突破。首先,正如社会契约论者所假想的自然状态一样,国家间靠自身实力所确立的秩序过于动荡,缺乏起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国际合作的成就反馈给行为者,使得合作的信心和愿望进一步增强。{52}其次,国家政治体制的民主化进程使得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认识趋向理性化,不是出于个人偏好,而是出于协商选择的国内政治体制倾向于赋予主权更多的合作职能,而非(总体上)征伐混战。这样国际协调得以实现,国际组织得以建立并强化,国际法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国际机制作为建构中的体系,既被参与其中的国家的立场所影响,也影响着作为其成员的国家。{53}有三方面的因素使得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并不完全是国家间力量的较衡,而有可能存在着其他的因素,左右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向着更为理性化、更为制度化、更为伦理化的方向迈进。

   (一)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基于制度合作的外部环境

自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开始成为其中重要的经济指标和政治导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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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方法学》2011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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