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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珏:消费社会与自恋主义

——一种批判性的视角

更新时间:2013-09-20 21:36:05
作者: 朱伟珏 (进入专栏)  

  而且拒不接受占就业人口一半以上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以中产阶级为主导的、大约占美国人口三分之二的“特权阶层”,对这些基于阶级与种族的“被统治阶级”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在为数不多的篇幅中,理斯曼论述了他人导向者对社会底层的排斥心理。他写道,“他人导向者极其所能宽容同侪群体一起进行社交活动,但不能将其扩展到更广泛的社会阶层”,他们很难逾越社会地位和社会阶层障碍。[11] 因此,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往往“根据交往对象阶层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同侪群体可以根据阶级或伦理道德的标准决定什么是不受欢迎的,应当抛弃的或者对谁(如南方黑人)可以不必认真对待,只需记住他的名字”。他人导向者的此类排斥性策略,虽然能够保证其圈内生活变得较为容易,却阻碍了在由不同阶级、不同种族成员构成的整体社会里获得成功。[12]

  理斯曼有关消费社会人格类型与文化特征的研究,此后受到包括鲍德里亚在内众多社会学家的大力推崇,而《孤独的人群》一书则由于成功描述了大众消费时代行动者所共享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交往习惯和接受信息方式等“社会性格”特征,而被视为消费社会学的经典之作。不过,也有不少社会学家对理斯曼的学说提出质疑,如美国社会学家桑内特就认为理斯曼的研究颠倒了顺序,美国和西方社会并非如理斯曼所言,正在从内在导向型过渡到他人导向型。实际情形恰好相反。消费时代的人格特质从他人导向型转向了内在导向型。桑内特用“公共性的丧失”来形容中产阶级固有的排他性特征。在《公共人的衰落》中,桑内特从公共行为、公共言论、公共服饰、公共信念等方面对“公共性的丧失”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以公共服饰的变化为例,他指出,在18世纪的西方社会,表示社会地位的符号标识十分清晰,人们很容易从穿着打扮上分辨出他人的身份和阶级。但19世纪以降,随着阶级与身份本身流动性的加速,由大规模生产导致的“作为上层阶级象征”的服饰迅速普及至中产阶级。最终,导致人们很难通过外表辨别他人的职业、社会地位及身份。个性只能通过可以辨别自己外表和行为举止细微差异的亲密同伴得以维系。如此一来,由能相互读懂对方行为举止细微差异的亲密伙伴组成的同质性共同体便由此形成。人们对亲密共同体之外的人毫无兴趣,沉浸于与能够识别自己身份的他人交往。他们期望通过此类亲密体验,发展人格。桑内特将此现象称为“亲密性的专制”,他并且认为消费时代是一个亲密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格并非理斯曼所说的他人导向型,而是以“亲密性的专制”为特征的,高度关注自我的内在导向型[13],桑内特将此称为“自恋主义”。桑内特进一步指出,消费社会是一个公共空间丧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变得极端自恋,所有的人际关系中不无渗透着自恋的因素。[14] 自恋主义是消费时代人们普遍的性格特征。

  

  2.自恋主义

  桑内特的主张得到了众多社会学家的响应,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社会学家克利斯多夫·拉什(Christopher Lasch)。拉什有关“自恋主义”的论述主要见于《自恋主义文化》一书。在此书中,他将“自恋主义”视为消费社会的文化特征。与桑内特一样,拉什的考察同样是从对理斯曼“他人导向型”的批判性继承出发的。他在书中写道,理斯曼主张伴随着富裕社会的来临,强悍的个人主义者开始让位于个性随和、更乐意与他人合作,适合在庞大的组织机构中从事谈吐轻松、工作繁重的临时工的“他人导向者”,而且,构成“他人导向型”的主体人群大都为都市中产阶级,正是这一在工业化早期注重未来、追求遥远目标与推迟享受的社会阶层中,强调立刻满足各种欲望的享乐主义代替了新教工作伦理。但拉什认为理斯曼的观点并不成熟。在他看来,享乐主义只不过是一个骗局,“对享乐的追求掩盖了争权夺利的斗争”。行动者并非如理斯曼主张的那样,变得愿意顺从他人意志、随和并乐于与他人合作了。与早期中产阶级相比,他们只是更善于利用人际关系的习俗来使自己得益而已。[15] 总之,这是一种以享乐主义面貌出现的极端个人主义、一种“自恋主义”。也就是说,消费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格并非“他人导向型”,而是由极端个人主义演化而来的“自恋主义”。

  “自恋”一词最初来源于精神分析学,由弗洛伊德的《论自恋》而广为人知。通常意义上,自恋指一种自我关注,人人都或多或少带有这一倾向。但消费社会的自恋主义并不是弗洛伊德意义上原始的自恋主义或拉康 “镜像阶段” 的自恋经验(婴儿那样的原始自恋者),而是第二阶段,或者说是病理的自恋主义。在此,自恋是一种性格紊乱,指一种强烈的自我迷恋。自恋主义者极其迷恋自己,以至于对自身以外任何人和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他们将自己视为世界的全部,认为自己就意味着整个世界。[16] 精神分析学家康巴克描绘了自恋主义者的人格特质:“具有野心勃勃、夸大妄想、劣等感、以及极度渴望从他人那里获得赞赏与喝彩的多重人格特征”。在他看来,自恋主义者既“对自己心怀不满并抱有慢性的不确定感”,又在意识与无意识深处“对他人抱有掠夺心态并缺乏慈悲心”[17]。

  自恋主义不仅是一种心理现象,而且也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弗洛伊德十分强调心理健康与心理病态之间的连续性,认为精神病和精神变态在很大程度上是某种特定文化的典型表现。在弗洛伊德生活的年代,歇斯底里和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曾经作为独特的病态形式普遍存在。此类病症以夸张的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早期人们的人格特点:强烈的物质占有欲,疯狂的工作热情和严重的性压抑。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歇斯底里病症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的自恋主义者的大量涌现。“与病态的自恋主义有关的这些性格特征以较普遍的形式大量地出现在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之中。”。[18] 前精神分裂症的、边缘性的性格紊乱——自恋主义成为消费社会普遍的人格特质。

  桑内特曾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自恋主义”进行过精彩论述。他指出,作为一种人格障碍的自恋,不同于强烈的自爱。“自我迷恋并不会产生满足,而是对自我的伤害。”[19] 自恋主义者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无法理解什么是自我和自我满足。他们必须不停地追问外部世界对自身的意义,不停追问自己与他者或他者行为的关系。也因此,自恋者无法清晰地理解他者或他者的行为。悖谬的是,这种自我迷恋妨碍了自我需求的满足。一旦开始与他人交往并建立起某种确定关系,自恋主义者就会发现“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并由此体验到一种深深地失望感。因而自恋具备了双重特征:既迷恋自我的各种需求,又阻碍它们得到满足。[20]

  拉什与桑内特持同样观点,认为自我迷恋不是一种自爱,而是对自己的伤害。他指出,自恋主义与早期工业社会受“超我”严格监视的内向型人格有着本质区别,其痛苦的来源并非来自过度压抑导致的悲痛与内疚,而是一种深刻的焦虑。自恋者体验到强烈的空虚感及不真实感、一种自尊被严重动摇的挫败感。他们既不相信历史,又对未来充满绝望。“折磨新一代自恋主义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他并不企图让别人来承认自己存在的确凿无疑,而是苦于找到生活的意义。他已从过去的迷信中解放了出来,但却对自己现在的存在发生了怀疑”[21]。这导致了人格分裂。一方面,自恋主义者完全退缩到自我关注中,不再关心也无法理解这瞬息万变的世界。他们完全沉浸于自我完善和自我实现中:

  因为没有指望能在任何实质性方面改善生活,人们就使自己相信真正重要的是使自己在心理上达到自我完善:重视自己的感情,吃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学习芭蕾舞和肚皮舞,沉浸于东方的智慧之中,慢跑,学习“与人相处”的良方,克服“对欢乐的恐惧”[22]

  另一方面,自恋主义者必须依靠他人才能获得自尊,只有在他人的注目和喝彩声中,或者在“依附于他热切希望为之接受并得到其支持的坚强而令人崇敬的人物时”[23],才能获得一种安全感,并得到自身存在的确认。

  尽管自恋主义者不时会幻想自己权力无限,但是他却要依靠别人才能感到自尊。离开了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观众他就活不下去。他那种脱离家庭纽带和社会机构束缚的表面自由并不能使他傲然挺立,也不能使他作为一个个人发出光辉。相反,这种自由带来了他的不安全感,只有当他看到自己那“辉煌的自我”形象反映在观众全神贯注的眼神里时,或者只有当他依附于那些出类拔萃、声名显赫、具有领导才华的人物时,他才能克服这种不安全感。[24]

  人格的分裂致使自恋主义者内心世界十分荒凉,对他人的漠不关心导致其个人生活变得兴味索然,并体验到强烈的空虚与不真实感。

  他要依赖他人时时把赞美和崇拜之辞灌入他的耳中。他“必须把自己依附于某个人,过一种寄生生活”。可同时,由于他害怕在感情上依赖他人,也由于他对人际关系持操纵的、剥削的态度,他与他人的关系就变得无味、虚假而又令他深感不满。[25]

  至此,拉什描绘出一幅消费时代“自由”人的性格特征图。显然,自恋主义的出现与20世纪中后叶社会结构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息息相关:庞大组织及官僚机构的产生;危机四伏,剑拔弩张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从强调资本主义生产到强调消费的转变。[26] 从现实的角度看,自恋主义是应对现代社会紧张与不安的最好策略。庞大的官僚组织非常适合自恋者的生存。自恋者虽然内心充满痛苦,却有着能在官僚机构中取得成功的许多性格特点:官僚机构既注重巧妙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又阻止人们建立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它还为自恋者提供了他需要的赞许使其得以保存自尊。[27]

  社会生活也演变成一场“人人对抗,个个为敌的战争”。拉什分析道,在19世纪,人们虽然狂热的信仰成功,却很少强调竞争。那时,“衡量成功的标准不是通过与他人的成就做比较,而是要看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自律及自我节制这一抽象理想”[28]。但20世纪以降,个人发展的条件发生了很大改变,都市中产阶级主体不再由老派的中产阶级银行家、小商人、小工厂主、技术工程师等构成,而是被官僚、商界有薪管理者和白领所取代。在此背景下,产生了一种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个人的竞争意识成为成功的关键因素。如今,为了获取上司的赞许和青睐,有抱负的年轻人必须与他人竞争。19世纪盛行的力争超过前辈并为后代谋利的斗争方式,被强调同辈之间你争我夺的生存竞争所取代,能力相当的同龄人为了获得有限的职位而互相倾轧。结果,资本主义早期勤奋、节俭的价值取向被强调操纵人际关系的能力所取代。“勤劳的典范让位于自信者、善于给人留下好印象的行家。年轻人被告知他们得设法推销自己以获得成功”[29]。“正是这种文化把“个人主义的逻辑引入了一场人人皆敌的混战,把对幸福的追求引入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死胡同” 。[30]

  消费社会进一步助长了人们的空虚感和孤独感。通过大众传媒的传播,人们对不需要的商品产生了一种必要性。法兰克福学派曾从批判的角度,对大众消费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进行过深入研究。本雅明认为,在资本主义的都市世界中,陌生人、商品和外表以崭新而令人惊讶的方式,成为人类行动和主体性的中心。[31]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尔论述了大众文化的瓦解作用并将批判矛头直指文化产业。他们指出,文化产业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所制造的包括广告在内的各种文化产品具有双重功能,即使大众逃离悲惨的现实和防止抵抗的出现。文化产业将大众改造成愚昧无知、心满意足、没有任何批判力的消费者。[32] 马尔库塞则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结合在一起,对消费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在其著名的《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他将消费主义视为是遏制社会批判与革命潜能的邪恶势力。他写道,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需要是历史性的,必然受到所处社会制度和利益分配的制约。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主体性由资本主义体系的要求所决定。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的大部分需要都是虚假的需要,而非真实需要。 虚假的需要指“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需要,使艰辛、侵略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33]。在马尔库塞看来,现代社会的“大多数需要,诸如休闲、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34] 人们在广告等消费文化的引诱下,满足于物质享受,甘愿沉溺在闲适、家庭生活与性机会所提供的虚假自由之中。单向度的人是一个肤浅的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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