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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云:20年来国外学术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研究

更新时间:2013-09-09 10:08:09
作者: 王爱云  

  放弃改革开放道路,只会使中国和中共走向苏联和苏共的命运。”[16] 1994年,日本学者渡边利夫等人也明确指出:“由于1991年末苏联的解体,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共产党统治体制怎样才能幸存下来呢?邓小平坦率地承认有人忧虑和怀疑社会主义的命运和前途,他表明要靠经济和发展解决生存问题。1992年的‘南巡讲话’就是为了这个目的。”[17] 新世纪之初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说:“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垮台使改革领导者尤其是邓小平认识到推进国内改革是何等重要和迫切。当许多人将共产主义的崩溃归之于西方的努力时,邓小平指出国内因素才是根本原因。邓小平正确地分析指出,苏联、东欧国家人民反抗和推翻他们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因为那些国家的共产主义政权不能推进国家经济发展,不能满足社会的物质需要,才导致他们失去了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如果中国共产党想要避免这样的命运,当务之急就是找到经济发展的新方法。”[18]

  国外学者作出这种观察,不仅因为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谈到了苏东的教训问题, 他们认为江泽民也总结了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指出江泽民“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在中国,这个轻重顺序被调过头来,强调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持党的执政地位”[19]。

  (2)冷战的结束改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地位。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原有的战争威胁没有了,这是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大好机遇期;但同时美国从此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面临霸权主义的威胁和国际竞争的压力。国外学者研究了这种形势下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战略思考,认为邓小平预测到冷战结束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进一步恶化,中国不得不成为国际事务的中心。中国应该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是当时中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为了能够在未来起到这种作用,中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低姿态的同时,必须继续集中于国内的发展。而赶上西方国家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学习西方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20]

  (3)应对西方国家制裁,打破西方政治影响。“八九风波”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严厉的经济和政治制裁。一些国外学者认为,在这种压力下,加快经济改革以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是邓小平等人作出的战略决策。如郑永年指出:“虽然一些中国领导人谴责西方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但是邓小平的想法却是十分不同的。邓小平认为八九风波是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与西方‘和平演变’的结果,所以需要打破西方的政治影响。然而邓小平认识到必须主动改善中国的形象及其外部关系,尤其是与大国的关系。为此他主张加强政治控制与经济自由化并举,即一手抓政治控制,一手抓经济改革。在邓看来,只要中共牢牢掌握政权,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体制来说不是坏事。”[21]

  2.国内形势

  国外学者回顾了“八九风波”后中国国内形势,认为当时国内存在着不利于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政治气候,这促使邓小平不得不以南方谈话来推进改革。

  (1)改革的负面结果影响了对人们改革的信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8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过热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到1988年,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位数通货膨胀。国外学者认为这极大地打击了人们对经济改革的信心。如黄朝翰分析指出:“甚至自由派改革者对1988—1989年经济改革所产生的以两位数通货膨胀为标志的负面结果而感到灰心丧气。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大部分人们都没有经历过通货膨胀。”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988-1991年中央对经济实行全面的治理整顿。国外学者指出治理整顿又不可避免地伤害了很多人、很多企业的利益。“总之,在邓小平南巡前夕,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进一步经济改革的潜在有利影响,而很多人尤其是北方人,实际上对在这样不确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推进改革怀有疑虑。”[22]

  (2)对改革速度、方向的不同意见。80年代末90年代初,历经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苏东剧变,有的人一度主张暂时搁置改革方案,等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好转后再行深化改革。在这种形势下,国外一些媒体揣测认为中国高层领导分裂为保守的反改革者与自由派改革者。国外一些学者驳斥了这种观点,认为这种看法夸大其辞,指出实际上中央领导层在赞成改革开放的主张上是一致的,只是对改革速度、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有争议。而思想界理论界对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这种争议的表现。[23]

  国外学者认为,在对改革速度和方向存有争议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改革失去了动力,经济增长缓慢,这一点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前夕非常显著。如日本学者小岛朋之认为: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中国的经济虽说已从不景气的低谷走了出来,但还很难说已经恢复了活力。有人担心深化改革可能与否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联系,也可能与利用和平手段引导社会主义中国崩溃的“和平演变” 战略有联系。而且,事实上那种认为资本主义有害东西的流入同扩大开放和引进外资等有联系的批评一直没有中断。[24]小竹一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日趋增强的重视市场的想法在90年代初出现暂时的大倒退,虽然1991年2月至4月《解放日报》发表了著名“皇甫平”的评论,但此时重视市场的想法似乎没占多数。[25]“对邓小平来说,中国走出困境的最有效办法不是搁置改革或放慢改革进程,而是加快改革和深化改革。”[26]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不得不进行个人干预,来重启改革进程,这个插曲就是南巡”[27]。

  3.邓小平个人认识

  国外学者还从邓小平个人角度,考察了邓小平能够在关键时刻发展其改革思想、作出加快改革进程决策的原因。

  (1)邓小平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们认为,邓小平的南方之旅很简单,但是它传达出的却是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丰富背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从多角度分析了邓小平的个人品质,包括他的雄心壮志、他对中国未来的构想和他的政治力量,认为这些因素使邓小平能够在发起新一轮改革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在米歇尔?奥克森伯格看来,邓小平与中国近代史上很多伟大的改革者很相似,他们都从中国的思想、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诊断中国的问题,但开出的救国强国之方却各不相同。邓小平为90年代初中国面临的问题开出自己的方子,对他来说,解决中国改革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加快改革进程。[28]

  (2)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战略思考。黄朝翰强调:“邓小平之所以是一个伟人,就在于他对经济改革的战略构想与其他领导人不同。”他指出,南方视察前夕,邓小平取得了如下两点认识:一是认识到不继续改革开放的危险。“当时中国只完成了经济改革的初始阶段”,“未完成的经济措施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构成严重威胁”。如果不继续改革,“建立在部分改革经济基础的经济增长只会是虎头蛇尾,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深化经济改革”。二是希望建立市场体制。“邓小平不害怕市场。实际上,在那时他已经树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亦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9]

  国外学者还分析了邓小平选择到南方视察、寻求对其改革支持的原因。他们分析指出,南方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先于北方很多步;南方经济发展受到紧缩政策的威胁,更倾向于以进一步改革来推动其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南方人更愿意推进改革,更充分地建立市场体制。[30]

  (二)南方谈话的内容和意义

  南方谈话内容十分丰富,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内容的概括不尽相同,有的比较全面,有的则作重点归纳,反映了他们对南方谈话精神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解读。

  日本学者横滨市立大学教授矢吹晋对邓小平南方谈话内容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的,他概括了以下七点,即:(1)批评极左;(2)对“姓资姓社”论进行反批评;(3)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4)提出计划和市场只不过是手段;(5)强调胆子要大一些;(6)关于经济特区与外资企业;(7)正确看待社会主义的严重曲折。但同时作者认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防止极左偏向[31],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与此类似,郑永年认为,邓小平对停止对姓资姓社的争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的阐述,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主题[32]。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渡边利夫则认为,南方谈话内容有三大精髓:一是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二是实验的实用主义,就是说,市场、股市、证券等要实验性地试行。如果成功了,就把它作为自己的社会主义的东西而加以采用,倘若不是那样,就放弃,再选择新的方法;三是物质刺激政策,即让那些具有富裕资格的人、地区和单位先富裕起来的“先富论”。[33]应该说,这些对南方谈话思想精髓的认识都不够全面、不够准确。

  相比之下,理查德?伊文思对这一点的把握比较到位。他认为,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阐述的两大主题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他指出:在发展问题上,邓小平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是正确的,不能改变,必须大胆地、创造性地贯彻这条路线。邓小平同样批判了那些对经济改革持批评态度的人,这说明邓小平认识到他们对自由化的反应过头了,甚至已威胁到经济发展和全民士气,所以需要阻止这种反作用力。在政治问题上,作者认为邓小平同他过去多次所说的一样,主张搞好社会秩序(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排除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我们决不能手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青年人提拔到党的领导岗位上来,创造性地使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34]

  与对南方谈话主要内容和精神的不同解读相联系,国外学者对南方谈话作用与意义的认识也深浅不一。总的来说,他们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阐述了南方谈话的作用和意义。

  (1) 南方谈话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日本渡边利夫教授和小岛朋之教授在其合著的《毛泽东与邓小平》一书中认为,南方谈话是邓小平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是邓小平理论成熟的标志。他们在书中写道:“‘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思想的精华。邓小平思想的核心似乎完全凝聚在这一段讲话中。……邓小平的思想也可以在其晚年的思想与行动中看到精髓。”[35]

  (2)南方谈话全面、深刻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观点,为十四大奠定了基调。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B﹒波尔加科夫指出,自80年代中期开始,邓小平就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曾作过多次论述,而在1992年南方视察时“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全面的阐述,彻底为中共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和正式承认市场杠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作了准备”[36]。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小竹一彰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对引进市场所持积极态度,认为它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原型,而且为十四大报告定下了基调,因为十四大报告就是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指导思想起草的[37]。

  (3)南方谈话重启改革开放进程。在这一点上,国外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如傅高义指出:“邓小平的南方之旅再次为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人们包括计划经济捍卫者在内尽管勉强但也开始逐渐接受市场和对外贸易发挥更大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于国内外市场,改革开放的政策变得不可逆转,中国再也无法关闭1978年后就已打开的大门了。”[38]郑永年也提出,“南方谈话直接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不仅产生了强大的改革新动力,而且为改革和发展指出了新的方向。南方谈话之后,官方再也没有出现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争论,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的资本主义不再被视为与党的思想相对抗。”[39]

  (三)南方谈话的作用和影响

  作为中国当代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南方谈话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促进了当时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经过20年的历程,南方谈话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国外学者对这两个层次的内容都进行了研究。

  (1)南方谈话促进了经济大发展。南方谈话解除了束缚经济改革的思想桎梏,启动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呈现了非凡的高增长。这是国外学者研究南方谈话所每每论及而达成的共识。有的学者集中分析了1992—1999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指出这期间年均GDP增长率超过10%,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世界上最快的,也是前所未有的[40]。有的学者则分析了1992年以后外国对华直接投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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