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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社会经济公正与中国的宪政民主

更新时间:2013-08-30 15:53:10
作者: 陈宜中  

  带动英国一波严峻的政治迫害。在英国各地,特别是在苏格兰,任何有同情“共和派”之嫌的言论,都要下文字狱,重者被判十三四年。柏克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于他是保守主义的奠基者,还在于他晚年的两项坚持深切影响了十九世纪英国政治的走向:

  其一,跟斯密大不相同,柏克对穷人可谓无情。后来马尔萨斯(Thomas R. Malthus)“让穷人自生自灭”的理论,连同英国1834年的《新济贫法》(The Poor Law Amendment Act 1834)制度(可参见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说如何描述《新济贫法》下的穷人惨状),都跟柏克对共和主义、法国大革命的反动,有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关联性。

  其二,晚年柏克笔下的自由经济跟“一人一票”所蕴含的公民地位平等,不但不相容,甚至必然冲突。1832年英国的《改革法案》(The Reform Act 1832)甚至收回了原先有投票权的缴税工人的投票权。按当时英国统治阶级的定见,自由市场绝对不能兼容“一人一票”,这也是柏克影响力之所在。

  在1848年以前的欧洲,“一人一票”是没有多少统治菁英认可的。1848年,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压力下,率先做出了民主让步,支持普选权。此后,直到十九世纪后期,选举权才逐渐下放给男性工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普遍的男性选举权(美国算是特例,在开国之初白人男性几乎都有了选票)。

  从柏克、马尔萨斯到力主“自由放任”的曼彻斯特学派(Manchester School),都极力反对“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任何社经公正的理念和政策,包括所谓的机会平等、维护社经弱势者的基本权益,都遭到他们极力排斥。的确,他们被宣传为斯密的徒子徒孙,或自称为斯密的传人--斯密主张自由贸易(尤指农业贸易),也三次使用“看不见的手”的隐喻,但斯密跟柏克乃至曼彻斯特学派,以及奥地利学派(Austrian School)或芝加哥学派,实有些显着差异。

  斯密从不曾把“维护自由市场”作为终极目的。斯密极度同情穷人,极度厌恶钱权交易和特权垄断,力主征收遗产税,反对以自由之名行阶级遗传之实。他说,让每一代人的发展机会被祖先是谁来决定,绝对是荒谬的。斯密所设想的自由贸易的后果,是工资不断提升,让穷人都能体面出门(有皮靴可穿),使底层人的生活上升到“合宜”(decency)的水平。此与从马尔萨斯、曼彻斯特学派到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再到列根和戴卓尔(Margaret Thatcher)对穷人及失业者的看法,可谓天差地别。

  从思想史来看,斯密的“合宜”概念正是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重要滥觞。保障每位公民的基本社会权利与经济权利,使其社经基本需要(如看病、上学、住房、养老、失业保险或救济等)得到满足,今日已是“普世价值”的重要构成部分。此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教义不合,但与健康的现代市场经济并不冲突,甚至相辅相成。即使不谈瑞典等北欧模范,德国“社会市场”模式对基本社会权利的保障也是一例。

  关于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社经公正,左翼自由主义、民主共和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各有不同理路,但具体的政策目标则有亲近性。当代普世意义的政治与社经公正,已粗略体现于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此外,左翼自由主义者承接了斯密反对阶级遗传的思想,从密尔(John S. Mill)到罗尔斯(John Rawls)皆主张更公平的机会平等(而不只是形式的机会平等),并对社经不平等转换为政治不平等、政治宰制的现象多所忧虑,要求对其设限。本文不拟在这个理论场域提出更多细部的区辨与申论,重点仅在于指出:右翼自由主义论说,包括以“自由市场”或“自发秩序”作为目的本身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并没有穷尽自由主义的政治和道德潜力。

  以备受中国右翼自由派推崇的哈耶克来说,他的威权主义与反民主倾向溢于言表,不但支持智利的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政权,还告诫殷海光不要跟蒋介石政权作对。哈耶克反对社会公正,斥其为毫无意义的迷思,对机会平等也多所顾忌。他不接受联合国《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各国宪法明文保障的“基本自由”概念,他要求国家以“为自发秩序服务”作为终极目的。这类学说的问题何在,本文不拟展开讨论。但值得一提的是,自由主义是个丰富多样的传统,尽管右翼自由主义有其独特的思想贡献,但中国自由主义不必设限于此。

  

  四、秦晖的“共同底线”论

  

  自1990年代初,秦晖已开始议论“大分家中的公正”问题。他反对专制分家,对邓小平南巡后的“权贵私有化”多所批判。晚近,他阐发以“为自由而限权,为福利而问责”作为中国左派与右派的共同底线:如果左派不为政府扩权,而是积极追问其责任;如果右派不为政府卸责,而是积极限制其权力;那么,中国就会逐渐趋近于权责相符的宪政民主。他以美国为例,强调即便是美国的低福利(相对于瑞典的高福利)也是中国尚未达到的,并呼吁中国的宪政右派接受以美国的福利标准作为一条共同底线8。

  在先进国之中,美国的福利标准的确偏低,但仍然比今日中国要好得多。就此而言,秦晖以“美国的低福利”作为共同底线,或可务实地接受。但一个疑义在于:部分中国自由民主派(不分渐进或激进)恐连“美国的低福利”也多有犹豫?其主要忧虑可能是,在当前中共体制下,要求福利恐将加重横征暴敛,使官僚统治更尾大不掉。因而,不如集中精力于“维权”,尤指维护或争取平等的公民与政治权利。

  尽管争取社会权利早已是维权抗争的重要一环,但仍有不少自由民主派不愿强调社会权利的重要性。应该说,这自有中国脉络下的难为之处。但其后果却不无可能是,“社会权利”或“民生疾苦”这个重要的言论思想和政治空间,遂被努力为政府扩权的、主张集权为民的,甚至支持独裁领袖与群众专政结合的“国家左派”与“国家毛派”所垄断。其以俾斯麦式皇恩浩荡的小惠来“苦民之所苦”,同时把自由民主派打成没有社会良心的西方污染,何乐而不为也?在社会权利和社经公正问题上,自由民主派并非没有发挥的空间,秦晖提出“为福利而问责”即是一项努力。只不过,出于某些主客观的理由或难处,仍有不少自由民主派选择“缺席”或“暂不表态”。

  秦晖属于比较关切社经公正和社会权利的自由派论者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福利思想并非建立于左翼自由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分配公正”论说,而是主要仰赖诺齐克(Robert Nozick)“如果财产取得的方式不公正,就应该矫正”的论点。按秦晖的陈述,今日应加强福利强度的主要理由,在于分家分得很不公正。为了避免推倒重来,也就有必要通过二次分配,矫正分家时的不公正。

  在这个“矫正正义”的观点之外,其实还有诸多“分配正义”的论点,可以用来支持秦晖相对温和的社经公正主张(即“美国的低福利”)。但多少令人遗憾的是,自由主义传统从斯密、密尔、美国进步主义、社会权利概念,到罗尔斯和德沃金(Ronald Dworkin)以降的一系列“分配正义”论辩,以及关于公正社会的讨论,在今日中国仍相当边缘化。

  

  五、为“成功的宪政民主”开创条件

  

  秦晖在评论《**宪章》时指出:“中国民众既受害于统治者权力太大,也受害于统治者责任太小。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时期,对民主的诉求如果不与大众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权利』结合,很难指望他们的参与。”9他另表示:“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改革乃至通往宪政民主的改革,能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就要使改革尽可能地符合公正原则。如果你不主张宪政民主也就罢了,如果你主张,那尤其要强调这点。”10

  放眼今日世界,“民主国”有一百多个,不可谓之不多。但在这些民主国之中,真正称得上相对成功的宪政民主或自由民主者,到底又有几个?在老牌的西方民主国家之外,大多数“新兴民主”都不是相对稳定的自由民主,而是“半自由”或“低自由”民主。民主选举容易,但要建立成熟的自由民主的公共政治文化,则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和努力,而且容易失败。族群与宗教冲突、贫富差距悬殊、经济败坏等,都是“民主失败”或“自由失败”的常见恶因。当然,在相对有利的条件下,“半自由”或“低自由”民主也可能通过政治学习,逐渐发展为更稳健的“自由”民主。

  如今我们知道,通往选举民主的道路有许多种:可以是战争后的强制民主化(如德国、日本、伊拉克、阿富汗等)或半强制民主化(如利比亚),可以是苏联突然松手所导致的前卫星国一夕变天,可以是国际强权斡旋下的、以土地不改革作为前提的南非民主化,可以是透过“茉莉花革命”途径争取的民主化(如突尼斯、埃及),也可以是南韩、台湾、东南亚和部分拉美国家在经历长期威权统治后的民主过渡,等等。其实,就连1979年革命后的伊朗,也采取了伊朗特色的民主选举。如今我们还知道,没有任何社会阶级(中产阶级、资本家、小资产者、工人、农民等)必然反对或支持民主过渡。

  甚至,极端的民族仇恨、族群冲突、贫富分化等,在其他条件的配合下,说不定也就构成了“民主过渡”的关键驱动力。但新兴民主即使“民主巩固”了(指选举竞争变成了各方都接受的游戏规则),也不见得就一定能发展出稳健的“自由”民主。所谓的“民主巩固”仍是低标,许多已看似“巩固”了的“民主”仍是“半自由”或“低自由”的。相比于民主化前的威权或极权体制,选举民主也许是一种解脱,但新的疑难杂症和压迫可能随之而来。俄罗斯即是一例,埃及也是一例。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国的宪政民主化将是具有世界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将构成现代人类史上最大规模、也最举足轻重的民主化。那么,我们如何促成它的成功而非失败?

  以当前的政治社会学知识,尚不足以确认究竟哪些因素构成了“成功的宪政民主”的实现与稳定条件。有人说是中产阶级的壮大、教育水平的提升、经济的持续增长、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意识的提升等等,不一而足。但这些相对静态的、结构功能论式的“条件说”,仍只是可供参考的假说而已。

  我们比较能确定的是,诸如极端的民族仇恨、族群冲突、贫富分化、阶级对立、压力维稳、政治迫害、等级羞辱等等,几乎不可能有利于“成功的宪政民主”的实现与稳定。单就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来说,我们很难想象成功的宪政民主能建立在此种基础上。笔者的忧虑跟秦晖是类似的:“最可怕的莫过于主张宪政民主的人认为公平是无所谓的,然后公平这种主张,就被类似于拿破仑波拿巴的那些人,类似于阿根廷的裴隆那样的人拿去利用。”11社会学家孙立平最近亦指出,“重庆模式”可能是中国的未来式而不是过去式12。

  基于当前“中国模式”的政治压迫性,其造成的贫富差距悬殊,其激进发展主义与刚性维稳主义所导致、加深的社会溃败,以及知识份子的保守化趋势、等级意识的再抬头、自由民权思想及其社会基础的相对薄弱等因素,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距离宪政民主在中国的成功实现,肯定还有许多险阻需要克服,需要更多的共同努力。

  时至今日,伸张社会权利和社经公正应已是中国宪政民主运动的题中之意?笔者衷心期盼,吾人在争取平等的公民与政治权利、追求实现中国宪政民主的过程中,也能更积极地面对、重视社会权利和社经公正。

  

  注释

  1 "Crony Tigers, Divided Dragons: Why Asia, Too,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nequal", The Economist, 13 October 2012; "To Each, Not Accordingly to His Needs: A New Survey Illuminates the Extent of Chinese Income Inequality", The Economist, 15 December 2012; "Inequality: Gini Out of the Bottle", The Economist, 26 January 2013.

  2 1919年公布的德国《威玛宪法》,首度列出生存、教育、工作、劳动保护、住宅、失业救济、社会扶助等多项基本社会权利。此后,社会权利条文陆续出现于各国宪法,亦见于一些重要的国际宣言和公约,包括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1966年通过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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