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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民国时期国民党政治演变的特点与历史轨迹

更新时间:2013-08-30 13:51:52
作者: 张皓  

  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的公布和1948年行宪国大的召开及“根据宪法,成立宪政政府”,标志着“民权主义”的实行“获得初步的成功”,既然“民权主义”“可以获得成功”,则“民生主义”的实现“自然也没有困难”,剩下“最迫切的任务,莫过于完成民族主义”。他“解释”说,不要以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是民族主义的成功”,也不要以为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实现了民族主义,要知道“共匪”才是“很险恶、很顽强”的“民族的敌人”,“这个敌人的铲除,较之推翻满清和击败日本的工作,尤为艰难。”他宣布:“所以我认为自从国父领导国民革命以来,到今天才遭遇了最后的敌人,民族主义才遭遇了最后的试验。”只有“消灭这个最后的敌人”,“才能真正实现国父的三民主义。”于此,蒋介石推行“宪政”与“剿匪”的关系再也清楚不过。

  但是,从各种“反叛”中恰恰看出了蒋介石“行宪”的真实意图所在;即使不能说这是他要“行宪”的实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当时,桂系反对“行宪”,白崇禧提出先“剿共”,蒋介石认为两者并行不悖,并认为“行宪”可以增加“剿匪”的政治力量。他宣称:“我当时非有把握,不能说这句话,我认为宪政政府成立之后,人民的权利义务及政府的权责更见确定,人心必更振奋,以政府现有的军事力量加上朝野一致的政治力量,与共匪实力比较,确实可在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之内,消灭黄河以南的股匪而有余。”

  蒋介石通过“行宪”,要到达两个目的:其一,力图控制ec系的“反叛”。他在1948年5月20日就职总统后宴请立法委员,明确称:“我今天就职的时候,明白宣誓,我绝对遵守宪法,今后对于任何问题,凡是宪法上规定应征求立法院同意的,我必定尊重立法院的意见,使立法院能够充分行使其职权。但同时我希望立法院也要遵守宪法的精神,不应使行政当局因牵就立法院的意见而陷于违宪。”其二,对于桂系的“反叛”,蒋介石一方面要竭力团结以“剿匪”,一方面要设法利用中国共产党消灭桂系。当时参与派系集团权力角逐的人都认为蒋介石属意孙科当选副总统。其实不然,黄绍嫉和司徒雷登都指出了如果李宗仁不能当选,桂系就“将采取某种‘行动”,。面对如此压力,蒋介石只能让其当选,陈立夫指责蒋介石本来可以总裁身份阻止李宗仁竞选时却没有阻止,导致了国民党的失败。但是从蒋去李来的情况来说,蒋介石让李宗仁上台去和谈,同时又设法搞垮桂系,在撤退中使桂系军队被人民解放军消灭,而自己带着60万军队成功地败退到台湾。如无“行宪”,如无宪法上有关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的规定,如果不让李宗仁当选副总统,蒋介石采取何种方式来实行败退台湾,值得考虑。

  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与“行宪”是否有关作过检讨。在“行宪”开始一段时期后,他认为军事之所以节节失利并非“行宪”,“乃是由于军事当局顾虑太多的缘故。”在败退大陆后,他又强调“我并不认为开始行宪是造成大陆失败的原因”。可是他又将失败归结为“行宪”,他虽然在就职总统时宣称“我们行宪以后,制度是革新了”,但在下野后第二天即1949年1月22日却说“此次失败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不为之失败?”这些论述貌似矛盾,仔细思考并不矛盾:国民党的失败不仅在于反共,而且在于其派系集团的权力之争。

  

  四、民国政治演变的必然趋势:三民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

  

  曾凡云、刘文决:国民党三次丧失历史机遇,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老师提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的必然规律,三民主义怎么走向了新民主主义呢?

  张皓:著名学者钱穆在其描述中国历史演变轨迹的名著《国史大纲》中指出,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分为三步,即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社会革命。如果加上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即他所说的“武备革命”,则为四步。这几步革命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武备革命的口号为“自强”,“牵涉范围最狭。”进一步为政治革命,“其对象始偏及政治之全部。”辛亥革命属于政治革命,但它是一种“假革命”,因为它“不管自身问题,强效他人创制,冒昧推行”,“所以犹谓之‘假革命’者,以我民族所遇之问题,犹是我民族特有之问题,却不能亦随别人之政制与理论而俱变矣。”再进一步为文化革命,“其对象又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中层读书识字之智识分子。”新文化运动属于文化革命,它提出“礼教吃人”、“打倒孔家店”等口号。更进一步为社会革命,“其对象更扩大及于全体社会下层工、农大众无产阶级”,它“以组织工、农无产阶级攘夺政权,创建苏维埃政府为职志”。这些分析具有一定的道理,钱穆似乎看到了中国革命必然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规律。钱穆又认为:中国革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艰巨的过程中,始终领导国人以建国之进向者,厥为孙中山先生所倡导之三民主义。”虽然可惜,“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一时未能为信从他的一般党员所切实燎解。因此三民主义在建国工作上,依然有不少顿挫、不少歧趋”,“然而辛亥革命、民国十七年之北伐,以及当前之对日抗战,全由三民主义之领导而发动。将来三民主义之充实与光辉,必为中华民国建国完成之帷一路向。”

  这一走向是钱穆千思百虑的结果。钱穆虽然认识到了孙中山的“信徒”还未对“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切实了解,却坚信三民主义必然成为中国建设的指导方针;亦就是说,民国政治必然走向三民主主义。但是,如果按照钱穆所解释的“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来看,中国显然不会走向这种三民主义。

  魏少辉:钱穆是怎样解释三民主义的?

  张皓:钱穆对三民主义之“真意义与真精神”作如下解释:“三民主义主张全部的政治革新,与同、光以来仅知注重于军备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自始即采革命的态度,不与满洲政府狭义的部族政权求妥协,此与光绪末叶康有为诸人所倡保皇变法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当前政治、社会各项污点、弱点,虽采革命的态度,而对中国以往自己文化传统、历史教训,则主保持与发扬,此与主张全盘西化、文化革命者不同。三民主义对国内不主阶级斗争,不主一阶级独擅政权,对国际主遵经常外交手续,薪向世界和平,此与主张国内农、工无产阶级革命,国外参加第三国际世界革命集团者不同。三民主义之革命过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仍主以政治领导社会(‘军政’所以推翻旧政权,‘训政’则以政治领导社会前进而培植新政权,‘宪政’乃为社会新政权之正式成立),此与偏激的急速主义,专求运用社会力量来做推翻政治工作者不同。”

  陈芸、刘瑶:老师,您从什么角度来解释三民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

  张皓:20世纪,中国人民经历了从以美为师到以俄为师的探索历程,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谈。武昌首义爆发前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及“二次革命”的爆发,诚如唐德刚所指出,“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实为‘议会政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总统制’等等之美国模式也。一切以美国为师。”但是,以美为师的结果,是民主的影子日益消失了。至于原因,蒋介石在1928年10月10日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的《告全国民众书》中认为,本来可以在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之际,“继进实行本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夫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可是,“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总理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砾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颇为所惑,因而本党之主张,不能有效实行”,“本党同志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以思想错误而懈其初志。”这些指责对于同盟会内部和战之争来说有一定道理,但是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来看,不能不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努力仿行欧美政制,只不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革命阵营内强烈的名位之争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而这恰恰反映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削足适履,“抄袭欧美成法,于国内实情不合,因此不能真实运用”;一般党员,“则凭藉党争的美名,来公开无忌惮的争权夺利。”这样,辛亥革命虽然开始了中国近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开启了中国复兴的大门,但这“只是中国民众一种新的艰苦工作之开始”,民国政治的走向发生了转变。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中国思想界的剧烈变动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孙中山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切对中国变革产生的重大影响,深知“中国革命若不以俄为师,断无成就”!因此,他从以美为师转到以俄为师上来,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以新的内涵。毛泽东指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T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海外著名学者唐德刚也认为:“中国现代化是分阶段前进的。中山的历史功勋如只限于同盟会那一阶段,而没有‘联俄容共’的后一段,他在历史上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光鲜的。”如果国共两党继续合作下去,全中国大陆很快就会统一,两党合作建设新中国的时机很快到来!可惜,这一历史赋予的机遇被国民党自己一手断送了。

  对于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大陆,蒋介石认为“其意义之重大,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之十月十日,实可等伦齐观”。他还说,辛亥革命是中华民国的创建,北伐统一全国是中华民国之“重兴”,“政府必将本已定之纲目,以运用新立之政制,力图其充裕完美,啤国民共享受丰衣足食安居利行之利。”但是,国民党各派对孙中山所言三民主义及国民革命的性质并无崇高认识,他们所关注的是在完成“清党”和推翻北洋军阀政权这个共同目标之后如何“论功行赏”,如何确立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或统治地位,并未转到国家如何才能很好地建设上来。各派打着“试行”孙中山五权宪法的旗号,争权夺利。如果指责蒋介石为专制独裁,则自己即为三民主义的代言人,因此“专制独裁”、“剥夺人民公私权利”成为国民党政治的实质。对于桂系等异己集团,蒋介石均指责“把持军队,割据地方,污蔑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义,破坏统一”,“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由此发生了宁汉对立、李宗仁与唐生智之战、张发奎在汪精卫指使下驱逐李济深、蒋介石下野与复职、蒋桂之战到中原混战等一系列丑剧,其剧烈与匀心斗角的程度令人瞪目结舌!蒋介石自己承认:从这个时候起,国民党人“颓废,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热情”,“党员不为主义和民众而奋斗”。内部如此争斗,强邻日本帝国主义岂不乘机入侵!

  国民党被迫再次联共后,乃有轰轰烈烈的全民族抗日洪流的形成。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实行新三民主主义,两党团结起来共同建设新中国。众所周知,中共七大通过一条政治路线,那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对这个政治路线与改造国民党共同建设新中国的关系作了深刻的论述。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就是要在抗战胜利后“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把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人民大众)和革命的性质(反帝反封建)阐述清楚了。而其中的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虽然是农民,但是“还有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中国共产党要革命,就要组织以农民为主体、包括这些阶级在内的革命队伍。既然要把大资产阶级、地主组织在内,就“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把国民党改造“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说可能,“那就是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说不可能,就是国民党拒绝改造,“它不听你的”。

  中共的愿望是好的,但是历史赋予的机遇再一次遭到国民党拒绝。蒋介石在1945年1月24日日记中誓言:“吾人杭战革命,全为遵奉国父遗教、实现三民主义;如余一日不死,则必贯彻此旨”,对中共“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在10月11日日记中又强调“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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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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