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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保云: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内核重构——以中国和德国为例

更新时间:2013-06-14 09:31:25
作者: 尹保云  

  通过这些写作,亨廷顿终于挑起了规模和影响均为空前的有关文明冲突的世界大讨论。亨廷顿在这里故意借用了一个人类学的文化概念,把文化和文明混淆一起。他所列举的文明单位如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等实际上是一个个地理单位或国家。这样,他所渲染的文明(文化)冲突,无非是地域之间、国家之间、宗教之间的冲突而已。这些冲突古已有之,存在于一切时代,并非像他说的那样在冷战时期没有而只是在冷战后出现。即便在冷战之后,很多激烈的、白热化的冲突也主要存在于各个文明内部,比如伊斯兰国家内部教派的冲突、非洲的部落冲突,等等。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西方学术界遭到激烈批评,但它在各国政界、非西方国家思想界却产生了轰动效应。各国政治家采取宁可信其有的态度,根据不同的政治目的而加以阐发和利用,非西方国家的学术界也多无判断能力而跟着炒作。今日看来,这场讨论留下的只是不好的思想遗产。尤其是亨廷顿把现代文明强调为基督教文化圈的特产,提醒西方国家要守住而不要传播自己的特产从而使自己永远保持霸权地位。这一糟糕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常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保守势力当作抵制社会变革的借口。总之,亨廷顿用一个不科学的概念挑起了一场夜惊,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只能产生负面效应。

  不少人现在还不断地回味文明冲突论,但亨廷顿却对自己乱用概念早有反省。2000年,他与哈里森合作主编了《文化的重要作用》一书。在这本书中他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在本书中,我们关心的是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发展;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因此,我们是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通持有的见解。”⑨这个定义回到了马克斯·韦伯以来社会科学界所通常使用的文化概念。

  

  文化的内核

  

  学术界对文化内核(或核心价值观)的探讨也开始得很早。这种探讨可以说是对文化概念的进一步缩小,从价值观体系中找出核心价值观,把文化再分出一个层次。

  在康德那里,文化与文明的内核都是“理性”,文化与文明的发展均决定于人类的理性进步。黑格尔则用世界精神来描述人类的历史进步。他把社会中的各种存在,如物质的、制度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等等,都看作是精神本身或精神外化的现象。精神有一个重要的内核,那就是“自由”的观念,它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而构成世界历史。黑格尔依据自由观念的发展程度而在《历史哲学》中把世界历史分成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五个时代:中国是童年时代,波斯是少年时代,希腊是青年时代,罗马是壮年时代,现代日耳曼世界是老年时代;与生物的老年不同,精神越老越是精力充沛、所向披靡。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内核都是就全人类或世界范围而言的。后来人们对文化内核的探讨主要是针对某个国家或地区。尼采认为,中世纪欧洲文化的核心是“贵族精神”,包括骑士那样的勇敢、光明磊落、尊重妇女,以及有社会责任感等品质;马克斯·韦伯把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根基确定为“新教伦理”;斯宾格勒认为,古典文化(公元前1100年~前800年的荷马时代)的灵魂就是“阿波罗精神”即悲剧精神(这也是尼采的一种说法),西方文化(相当于公元900年~1200年的中世纪)的灵魂是“浮士德精神”。还有很多关于其他民族文化内核的说法。如,美国人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一书中描写了日本人的刀和忠诚的精神,不少日本学者也认为日本文化的核心是儒学的“忠”;在韩国,一部分学者认为韩国文化精神的核心是“忠”,而中国的是“仁”,也有少数学者从民族寻根的角度寻找,把“骑马民族的精神”作为朝鲜族的精神内核。如此等等,这样的一些内核,都要在文化价值观体系(也很庞大)中作进一步的提炼和筛选。

  中国幅员广阔而历史悠久,传统文化可谓博大精深。所以对中国文化内核的寻找也众说纷纭。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中国人的欺诈、不诚实的民俗不满,几次加以批评;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继承了这个批评,但他更趋向于把中国理解为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类人的世界,其精神的核心与自由的观念对立,即命令与服从;马克斯·韦伯在《儒教和道教》中把儒教文化解释为“适应性”文化,他同时也提到“儒教和平主义”。

  在1990年代东亚文化热的讨论中,一些儒学学者把“天人合一”看作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这显然是针对世界生态问题而提出的。随后,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增加,国内学界对传统中国文化内核的说法也趋于多样化:或说是“世界大同”理想,或说是“民本”、“民生”观念,或说“德治”精神,或说是“仁”、“和”、“礼”等等,可谓众说纷纭。还有人从道教思想中寻找,比如,把中国文化之根解释为“道”或“天道”,或者推崇阴阳五行说,甚至干脆把“八卦”和“太极图”解释为中华文化之根,等等。

  显然,以上种种关于文化内核的说法,无论是涉及外国的还是涉及中国的,都属于学者的个人理解。这些说法是否恰当,决定于是否符合对应的文明结构。如果我们把各种科学技术(也包括绘画、音乐等文化现象中的高级技术因素)、经济、政治与法律等标志理性发展高度的事物看作文明范畴,而把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语言、服饰、饮食习惯、节日礼仪等)、以及艺术、宗教、各种价值观取向等看作文化范畴,那么,文化、文明都不是单独建构的,而是在相互作用中建构的。因此,要寻找一个文化的内核,必须对照与之相依存的文明水平,尤其是制度上的结构。把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内核确定为“贵族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制度结构。欧洲中世纪的领主和骑士制度,培养了贵族们的勇敢和对自己的领地负责等一些品质。但这并非全部。中世纪还有基督教统治的一面。基督教应属于文化范畴,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制度文明,不仅基督教会内部有等级森严的科层制,而且它利用教规来对信徒和各封建国家施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教会制度、教规和教义建构了中世纪的另一文化内核。

  启蒙思想家、马克思、马克斯·韦伯等均认为,欧洲中世纪宗教文化的内核是压抑人性和排斥现世生活的禁欲主义观念,迪尔凯姆和滕尼斯则认为传统社会的精神取向是集体主义或共同体观念,与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是对立的。

  中国的历史则有所不同。由于秦以后建立起集权官僚制国家,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文明结构是高度一体化的。因此,其文化的内核的凝聚度也比欧洲中世纪高,自然也更加坚硬。这个内核就是围绕集权官僚制的文明结构而建构的对皇权国家的崇拜心理和官本位的价值观。虽然中国与欧洲中世纪的文明结构有所不同,但二者均属于农业文明的“糊口经济”,不得不靠伦理教条来约束人的欲望、压抑人的自然本性从而维持社会稳定秩序。这就是与基督教相对应的儒学的角色。它虽然是世俗伦理体系,却同样具有压制人的本性和自然欲望的禁欲主义特征。这就是说,由于处在同一文明(农业文明)的水平,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中世纪欧洲的文化在内核上是相通的。这一点在以往被完全忽视了,人们只注意到两种文化的差异。其实,二者的差别主要是空间上的差别,即由自然环境不同而形成的适应自然的习惯和熟巧不同,而在时间上(时代上),即与相应文明同构而形成的本质上,二者有更多的相似性。甚至连孔子的“太平世-据乱世-升平世”的三世说与基督教的“伊甸园-堕落-拯救”的三世说也是完全合拍的。

  但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不等同于文化内核。因为这些价值观体系内容庞杂,关涉到宇宙观、人生观、基本伦理秩序、日常生活经验、礼仪节日等等,很多具有人性基础和普适性特点,并非都是与对应的文明是同构的。这些宗教价值观更多地是围绕文化内核而被阐释来服务于内核,是包裹内核的皮肉而已。因此,从它们的概念体系或教条中挑选某个来代表文化内核是不合适的。比如儒教的民本与民生的教条,指的是在好皇帝和父母官下面的民本和民生,号召国家权力和官员来安排子民生活,实际上是皇权官权为本。其他的儒学伦理教条,如忠、仁、孝、德治精神、大同思想、天人合一观念等等,都是围绕这个内核而被阐释,是内核周围的皮肉。

  至于易道学说,则更多地属于“熟巧”层次的文化范围。道教在西汉初期曾经支持了无为而治的国家方略,但自汉武帝之后,中国继续朝着集权官僚制的方向前进。易道之学后来与政治的关系比较远,沿着一种熟巧的方向发展,多用于潜科学实践(如炼丹、治病、阴阳风水、命运预测等)和驱妖降魔的迷信活动。

  

  现代文化的构建路径

  

  综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到,文化实际上被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与文明同构的文化内核。

  第二层次:辅助内核的宗教价值观体系。

  第三层次:人们对自然的适应过程和各种熟巧。

  第一个层次即文化内核,它与对应文明(制度)是同构的,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第二层次即宗教价值观体系,是内核周围的皮肉,文化内核的辅助;第三个层次范围广阔,指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习惯以及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各种技巧,如饮食文化、服装文化、节日文化、语言文化、各种民间迷信与原始宗教、文学艺术等等。

  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三个层次的文化的命运是不同的。属于文化内核的部分,因为它与传统农业文明是同构的,所以难免要随着旧文明一起衰落或死亡;第二个层次的文化虽不会死亡,但需要重新解释而发生角色转换,转向依附于新的文化内核而获得继续生存;第三个层次的文化因素则因为远离内核,所以受到触动很小。这个逻辑可以称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内核衰亡”原则。如果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内核衰亡,那就说明这个国家进入了现代文明境界;反之,如果一个传统文化的内核依然保留,那就说明没有进入现代文明。在文明没有进步的情况下,无论怎样打击传统文化,所破坏的也只能是第二层次、第三层次的文化现象,而文化内核却依然存留。例如,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传统文化均遭到各种毁坏、抛弃或否定,但对国家最高权力(领袖)的崇拜和对个人自由权利的剥夺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皮肉被剥去,内核自然就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西欧的现代化历史清晰地展示了其文化变化线索。首先是从文艺复兴到启蒙时期的文化内核的替换,即从张扬神权神性而压制人性的价值取向转变为张扬和顺应人性的价值取向,个人权利、自由、平等、理性、科学等组成新的核心价值观;与此伴随的是第二个层次文化因素的变化,这以宗教改革为标志。宗教改革一边改革教会制度,一边重新解释原来的教义。马丁·路德教以“天职”观念把基督教教义解释得与人们日常生活欲求不矛盾;加尔文教则以“前定”说把基督教的救赎理论解释来鼓励资本主义的经商牟利活动。这一层次的价值观与内核联系紧密,虽说不像内核那样死亡或被替换,但是需要脱胎换骨的变化。这一变化使基督教与现代文明共存,同时也造成了新教文化圈和天主教文化圈的巨大差别。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的西方文化重构的线索说明,把现代文明解释为西方传统文化的直接产物是故意抹煞历史。至于第三个层次的文化本来就是人们的各种日常活动,虽然也会受到文化内核的影响,但毕竟距离内核较远,多元化特征也很突出,所以它们的变化不那么紧迫,可以随具体环境而千差万别。

  当然,传统文化的角色转化只是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重构的一条线索。仅靠传统文化资源,不能给现代文明提供足够的支撑。凡历史悠久的文化如印度文化、地中海周围和拉丁美洲的天主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中华文化等,都可谓是博大精深,但它们在遭遇现代化时却都是一片狼藉。因为它们的“博大精深”主要是由熟巧性质的大量文化现象组成,与文明的距离较远,而与文明紧密相关的第一、第二层次的文化却又随旧文明而过时。

  更重要的线索是现代文明对于文化的直接建构。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这样定义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一词代表着特定的政治取向——对于政治制度及其各个部分的态度,对于自己在这种政治制度中的作用的态度……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识、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⑩这个文化定义说明了文明因素(政治制度)对文化的建构作用。它指出了一个逻辑:先有制度框架,然后逐渐内化到人们心中而变为价值观。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如经济制度、法律制度乃至交通秩序等,都需要一个由制度规定和程序而内化为人们价值观的过程。

  学术界素有制度决定论与文化决定论的争论,前者认为先有制度进步后有文化变化,后者认为先有文化变化后有制度进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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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5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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