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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重恩: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保证可持续增长

更新时间:2013-05-27 21:01:35
作者: 白重恩 (进入专栏)  

  就要知道它过去为什么下降。居民可支配收入包含劳动者报酬、财产性收入、从政府那拿到的转移支付,但是在中国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在下降,居民财产性占的比重也在下降,那么就要进一步问,是什么造成了它们的下降。

  第一个原因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农业占G D P的比重逐渐降低,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逐渐上升,是造成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据测算,劳动者报酬占比的下降,61%来自产业结构从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型,30%左右来自于工业内部的变化,还有9%左右是其它因素造成的。农业中用的资本比较少,而且统计上没有把土地的租金给单独核算,全算入了劳动者报酬,所以农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的比重比较高。但是这个不能改变。

  工业内部的变化主要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国有经济的改制。以前国有企业里面的剩余劳动力多,所以国有企业劳动者报酬占的更高,现在相对低一点。另外国有企业劳动者报酬占比也高于非国有企业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随着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小,它整体的劳动者报酬占比也就在下降。这两个原因不应该改变,不能说为了增加劳动者报酬占比,就让国有企业多留剩余劳动力。但是另一个原因可以改变,就是工业部门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当市场的垄断势力加强,垄断收入作为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劳动者收入占的比重就会下降。

  问题在于,除了还有10%没有被解释的以外,这三个解释因素的比重是60%,20%,10%。也就是说,尽管垄断势力增加是一个因素,但是它占的比重只有十分之一而已。此外,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增加工资来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但是高工资的话就业增长的速度就会减慢,可能工资提高的速度要快于就业下降的速度,可能两者抵消。

  降低企业和政府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可行的办法除了上面说的改善竞争环境,促进各种所有制企业更加公平的竞争以外还有四项,现在政府也在做。一个是通过增加企业分红,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个是加快利率市场化的速度,尤其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速度,不久前发布的收入分配改革的指导意见里面也强调了这两点;另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的,要增加国企分红,降低社保缴费率,提高社保基金的投资回报率;最后,发展服务业,因为服务业中的劳动者报酬占比高于制造业。

  

  现场问答

  

  问:白老师,您好。您说到有深层次的东西跟经济发展有关系,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白重恩:这个就很多了。刚才我试图讲一些,比如说市场的运行是不是有效。至少我们劳动力的市场除了城乡分割之外,基本上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的资本市场效率还是很有问题的,在配置资本的时候,不同的企业受到的待遇差别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相对比较容易。如果有一些企业获得资金比较容易,另一些企业获得资金比较难,必然会影响效率。这是资本市场。再向下问,为什么国有企业获得资金的能力比较强,那就是另外的问题。再问深一层次的问题,国有企业在市场中到底应该起什么样的作用,国有企业的定位到底是什么,是跟私有企业竞争,还是说国有企业有其它的功能。如果有其它的功能,怎么样让国有企业更好发挥他们的功能。如果说国有企业只是在市场中跟非国有企业抢资源,又不发挥它应有的功能,自然就不对了。再下面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线怎么划,到底什么样的部门应该有国有企业,什么样的部门不应该有国有企业。你划了线之后能不能实现,这就是更深一层次的问题了,我们的体制是不是能使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这条线划得非常合理。

  问: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对这个观点您怎么看?

  白重恩:我非常同意改革是最大的红利,我甚至想说改革是唯一的红利。比如说城镇化,其实城镇化后面就是改革的问题,就是怎么让城镇化真正起到促进效率的作用。如果没有进一步改革的话,城镇化的程度要加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有很多人做了各种各样的调查,发现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之下,农村的人已经很少有人能出来了。所以如果不继续改革的话,城镇化的过程会停止。刚才我们讲追赶者红利,追赶者红利中要创新,但是我们创新的制度中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创新资金的分配和管理,到底谁来创新,是政府主导的创新,还是企业主导的创新等等。要想实现这个红利的话,必须要进一步改革。刚才说我们向别人学习的能力渐强了,这个能力能不能转变成生产力,这个跟开放改革也有关系。我觉得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一点不为过,甚至改革是唯一的红利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尽管不是百分之百的严格,但是为了强调它的作用,我愿意说这种不严格的话。

  问:2011年开始我国G D P连续七个季度的下降。日本,韩国这些国家经历了2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怎么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白重恩:关于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说法就是:经济发展前一个阶段的政策在前一阶段很有效,比如说我们政府对国有企业做的事,还有很多其它的制度安排,在过去30年都起到了正面的作用,当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已经慢慢失去了以后,你还继续坚持它,把一个有用的东西用过头了,在它已经失去了作用以后还不放弃它,这就形成了陷阱。刚才提到改革的红利,我们要找出来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哪些还有效,哪些不再有效了,我觉得这是挺难的事。人们总认为过去成功的手段应该继续坚持,我觉得这是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危险。

  

  来源:经济参考报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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