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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探寻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政治哲学

更新时间:2013-05-12 11:41:35
作者: 汪丁丁 (进入专栏)  

  均匀分布在全部人口当中,并且全部人口均匀地嵌入在一个平面网格之内。那么,根据阿西莫格鲁的“观念波动”模型,这一平面网络里的各种观念最终的波动均衡,取决于那些最顽固地坚持自己观念的人,不取决于那些更愿意修正自己观念的人。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头脑可能被任何观念占有的概率服从均匀分布,显然,它被一个极端观念占有的时段会比它被一个不极端观念占有的时段长得多。这是因为,“极端”通常意味着“顽固”,或者,如果因为年轻而不如此顽固,就一定意味着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于是,大众不能妥协,我们有阿西莫格鲁的观念波动模型作为我们这一判断的理论依据。只要发动群众,就必定导致达成均衡的观念,是极端的,而不是折衷的。下一个问题是,怎样的政治制度更可能产生妥协?

  代议制,这是图洛克的论证——他被布坎南认为是对现实政治制度和官僚政治具有最卓越洞察力的人。图洛克论证,在代议制结构里,各党派的魁首之间最可能达成妥协。所以,“党魁”也就是政治企业家。这是借用了科斯的见解,任一可延续的社会里,必定有两类企业家,其一是政治的,其二是经济的,他们共同的职能是创新,制度创新与经济创新。

  党魁之间的交易,最可能发生的事情,除了政治妥协之外,还有腐败——即交易各方为了增加私人利益而牺牲自己选民的利益。事实上,我们很难区分党魁之间的政治“妥协”与“腐败”。所以,根据激励理论,我们只能借助于可观察的信号。如果我们享有普遍的选举权,如果每N年举行一次大选,又如果没有“免费搭车”即不投票的选民,那么,通过N年一次的淘汰过程,最腐败的党魁最有可能首先被淘汰出局。假设N不是很大,例如,是4或5,那么,经过相当漫长的时段,例如一百年,我们可以预期,代议制的总成本,在边际上大致相当于政治妥协过程中党魁腐败造成的总成本的边际量。

  就中国目前政治格局,我们不难推测,与多党代议制相比,更可能形成的是执政党内各派魁首之间达成政治妥协的过程。但是,由于以上的分析,这一过程的合理性,要求执政党的最高权力掌握在至少三位领导人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的两位或一位领导人手中。在理想的政治格局中,由于“合作博弈”理论和“夏波利值”(Shapleyvalue)在政治科学领域广泛运用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希望执政党内形成一个多数派和两个享有合法权利的反对派。为实现这一可行方案,执政党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必须分解为党内各派相互独立的组织部和宣传部。当然,执政党只有一个中央局(政治局)。不过,政治局常委名额的分配,即党内各派在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里获得的代议权,必须能够充分体现“党内代议制”这一宪法思想。

  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期,与经济转型期相比,应当更加漫长。这是因为,经历了二十世纪的百年革命之后,我们前面还有大约一百年的路途。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不揣冒昧,将这篇文章献给二十二世纪的年轻人。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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