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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燕祥:我的人生是失败的人生

更新时间:2013-05-03 08:04:25
作者: 邵燕祥 (进入专栏)  

  不要从事文字工作。胡风就嘱咐过他的儿孙不要学文。我也不希望我的儿女重复我的路。他们学工学医,可以有效地服务社会——这也是我的一点私心吧。

  人物周刊:您怎样看今天的文坛?

  邵燕祥:早在1984年底,我就辞去《诗刊》副主编职务。从那时起,我不太关心诗歌界的事情,更别说整个文坛了。

  鲁迅曾讲什么是“诗歌之敌”,如果按照他的思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诗歌之敌和文学之敌,一是官场化,另一个是过度市场化。这两者从根本上妨碍了我们许许多多有才华的作家自由创作的精神,它们都是枷锁。

  人物周刊:有人认为您在晚年,文章的批判更接近五四时期的感觉?

  邵燕祥:这也是我对自己局限性的认识。因为我的教养基本上就是五四以后新文学新思想和三四十年代学校教育打下的基础,而且在我身上打得比较牢固。1949年以后革命化了,中国文化教育走了大弯路。到80年代,等于重新启蒙,抛弃一些东西,包括抛弃“新华体”的党八股,我基本上等于回到原点,回到常识——对于人生的常识,对于社会的常识。我认为这是“文革”以后的初步启蒙。但还是远远不够的。

  

  好人总比坏人多

  

  人物周刊:如果不是重回当初,您会不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邵燕祥:历史是不能假设的。我1979年写过一首诗,《假如生活重新开头》,我觉得,“依然是一条风雨的长途,依然不知疲倦地奔走”吧。可问题在于,如果回到当初,我所遇到的是不是还是当时遇到的那些人?如果是,那我还是会走那条路。

  人物周刊:您在《审诗》一文中说过:“我是从接触个别的共产党人而接近党的,他们都是优秀的、无私的、通情达理的人,使人感到温暖、乐于亲近。假如我当时碰到的共产党员竟是这个‘文革’小组里的人物,我还会跟着共产党走吗?”

  邵燕祥:我所指是原单位在“文革”初期的“文革领导小组”成员。现在看来,我还有纠缠于人的政治历史的左派顽症,我因他们有政治历史问题却处于整我的地位而不满(好像只要是“根红苗正”的整我就是应该的了)。他们在内战中都曾在国民党军警中干过,但两个人据说出身于下中农或城市贫民,入伍后很快提高觉悟,又很快加入共产党,从此历次运动中都是积极分子。

  我在《审诗》里回顾了我挨批斗时的不服气:就是这样的人坐在主席台上,揭露我祈祷蒋介石返回大陆!——当我在蒋介石—国民党与毛泽东—共产党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时候,你们在干什么呢?——我这是摆“跟着共产党走”的“革命资格”吧?

  不过,我说我谅解他们,甚至可怜他们:他们必得苦心孤诣地处处显得比别人更革命,才能让人忘掉他们之所从来,不然他们是很难立足的,更不用说跻于“文革领导小组”了。这也是我真心的话。

  人物周刊:以往经历中,您对人心有没有过失望?

  邵燕祥:没有。我喜欢说一句话,毕竟“好人总比坏人多”。比如以前,我们单位开批斗会,在批我前,有年轻人跟我打招呼,这次要让他发言,没办法。我说没关系,他说怎么发呀?我说你照我检讨的口径发就行,厉害点都没关系。

  当时,运动矛头指向右派,要“孤立与打击右派”。除了左派以外,大量中间派也都知道,斗完了右派就是斗他们,这是杀鸡吓猴,因为很难要求每个人每时每刻跟右派划清界限。那时候,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心里反倒踏实,劳改,成为专政对象,顶多就是枪毙。而没戴帽子的,心就一直悬着,你说他们怎么能对我们没有同情?除非没有良心想借此往上爬。

  我在劳改农场遇到的农工、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恶人,或够不上恶人而只是私心杂念特别重的人在他们中间,也招大家讨厌。很多人有良知,有同情心,不加码,不赶尽杀绝,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不能要求每个人在恶政与暴政之下都仗义执言、见义勇为,那不可能。

  

  作者:彭苏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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