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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沙平:国际法治的新课题: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责探析

更新时间:2013-04-25 22:15:12
作者: 邵沙平  

  其赋予国家独立自主进行管辖的权利远远超过了领土管辖的范围,同时也明确规定“保护主权”条款,防止国家在行使管辖权时滥用这种权利。这些公约的规定为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明确的国际法依据。

  以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例,该公约明确规定,在不违反公约第4条“保护主权”规定的情况下,在下列情况下可以对犯罪确立管辖权:

  [1]犯罪系针对该缔约国国民;

  [2]犯罪系由该缔约国国民或者在其领土内有惯常居所的无国籍人实施;

  [3]犯罪系针对该缔约国;

  [4]犯罪发生在领域外,目地是在其领域内实施犯罪[17]。

  在不影响一般国际法准则的情况下,公约不排除缔约国行使依据其本国法律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

  国家具有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不仅是国家主权的重要体现,也是国际公约赋予的重要权利。但如果国家在国内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预防、监管、处罚跨国公司犯罪的措施,国家的这种权利很可能得不到有效保障,这对于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国家在国内法律中对控制跨国犯罪的法律措施予以明确规定,基于以下考虑:

  第一,通过法律措施使国际公约赋予的国家权利法治化,使国家行使权利有法可依。要有效的利用国际公约赋予的国家权利控制跨国公司犯罪,就应将这种权利体现在法律制度中,通过法律措施使这种权利法治化。如果这种权利处于“空白”状态,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不符合现代法治的要求。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国家的权利是有边界的,国家不能漫无边际的行使权利,更不能滥用权利。尽管国家依据主权原则,拥有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国际公约也明确规定了国家所具有的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但如果国家并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跨国公司的哪些行为构成犯罪,国家也不采取任何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控制跨国公司犯罪,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就不可能有效行使。

  第二,在国内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有利于保护国家的合法权益。使本国在与他国发生权益争端、保护本国的合法权益时有法可依。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控制跨国公司的犯罪是保护本国合法权益的重要措施,特别当跨国公司犯罪直接损害本国的合法利益的情况下。如果国家在国内法中使这种权利处于“空白”状态,不利于国家保护本国合法权益。现有的许多跨国公司有大量的国家投资,由于公约不排除缔约国行使依据其本国法律确立的任何刑事管辖权。当其他国家依据已有的法律对有大量本国投资的公司、公司的负责人确立管辖权,而由于本国在管辖权上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就只有听任他国法律管辖,这对于保护本国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在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不采取任何措施确立管辖权的行为也是实际上放弃了国家应有的管辖权。这不仅导致事实上放弃国家应有的管辖权利,也可能由于外国扣押财产、处罚而导致国家相关财产的流失。

  第三,在国内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有利于保护公司和自然人的合法权益。“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任务。使这种权利处于“空白”状态,首先不利于国家保护本国公司和自然人的合法权益。当其他国家依据已有的法律对本国公司、公司的负责人确立管辖权,而本国在管辖权上没有任何法律规定,本国公司和自然人可能就面临必须到不熟悉的他国去打官司,这对于保护本国公司和自然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不利的。其次,也不利于国家保护在本国进行活动的外国公司和自然人的合法权益。跨国公司犯罪侵害的不仅有本国公司和法人的合法权益,也会影响到合法经营的外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一国好的投资环境会吸引大量的外国资本和外国公司,而好的投资环境的重要标志,就是有好的法治环境保护外国公司和外国资本的合法经营。当外国公司遭受不法侵害时,能依法在当地寻求司法救济。

  各国均具有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但在追求法治的社会中,权利不能滥用。1949年12月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各国组成社会,共受国际法之约束。该宣言在强调管辖权是国家的基本权利的同时,又明确指出各国在其管辖下的领土内以及对其管辖下的人民的基本义务。该宣言第6条规定,各国对其管辖下所有人民,有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尊重其人权及基本自由之义务[18]。

  国家权利义务宣言的中文用语是“所有人民”,而英文用语是“all persons”。结合英文用语,我们认为这里的中文用语的“人民”,应是在国家管辖领土内的所有人,不是一部分人,也不是政治意义上的与“敌人”相对应的“人民”。结合国际法的发展,“所有人”,应理解为既有本国人,也有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既有自然人,也有法人。

  从国际法的发展来看,国家对公司具有管辖和保护的责任。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是为了保护依法经营的公司(包括跨国公司)的合法权益免遭侵害,是为了建立更加良好的法治环境。国家要依法行使管辖和保护公司和个人的权利,并确保遭受不法侵害的公司和个人可以寻求司法救济。当国家没有建立有效的司法救济机制时,遭受不法侵害的公司和个人就会寻求本国的外交保护,公司遭受的不法侵害在得不到有效救济的情况下可能影响到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演变为国家之间的争端。因此,国家在行使自己的主权权利时,应遵守国际法关于保护个人权利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平衡管辖和保护的关系。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一国的国民到另一国去建立或管理公司的情况比比皆是。因此,即使一国依据领土管辖原则,对在本国境内的公司进行管理时,如果没有遵守国际法义务,也很可能造成对另一国的伤害。国际法院2010年对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几内亚共和国诉刚果民主共和国)案的判决清楚说明国家在行使管辖权时还应遵守相关的国际法义务。1998年12月28日,几内亚共和国向国际法院书记官处提出申请,就所称刚果民主共和国“严重违反国际法”“侵害几内亚公民”艾哈迈杜·萨迪奥·迪亚洛的争端对刚果民主共和国提起诉讼。2007年5月24日,国际法院作出判决,宣布几内亚的请求中关于保护迪亚洛先生个人的权利以及他作为Africom-Zaire公司和Africontainers-Zaire公司合伙人的直接权利的部分可以受理。2010年11月30日,法院对案情实质作出判决,一致认定关于迪亚洛先生1996年1月31日从刚果领土内被驱逐一事,刚果民主共和国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3条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12条第4款。法院一致认定关于为了驱逐迪亚洛先生而在1995年和1996年期间将其逮捕和拘留一事,刚果民主共和国违反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款和第2款和《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第6条。法院一致认定,刚果民主共和国有义务就上述所指违反国际义务行为造成的伤害,向几内亚共和国作出适当赔偿,补偿造成的伤害[19]。

  

  四、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责任

  

  在现代国际法治社会中,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是推进国际法治的基本力量。国家不仅享有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权利,也具有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责任。

  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责任是国际法治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在控制跨国公司犯罪领域的具体体现。《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联合国和各会员国应遵行的第一项原则就是“各国主权平等原则”。联合国宪章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与传统的主权原则最大的区别是在主权原则中引入了“义务和责任”的概念,强调“权责平等”的主权观。1970年10月2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明确指出,各国一律享有主权平等。各国不问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性质有何不同,均有平等权利与责任,并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会员国。按照该原则宣言的解释,各国主权平等尤其包括下列要素:各国法律地位平等;每一国均享有充分主权之固有权利;每一国均有义务尊重其他国家之人格;国家之领土完整及政治独立不得侵犯;每一国均有权利自由选择并发展其政治、社会、经济及文化制度;每一国均有责任充分并一秉诚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并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该宣言还进一步指出,重申主权平等依据宪章所具有之基本重要性,并强调唯有各国享有主权平等并在其国际关系上充分遵从此以原则之要求,联合国之宗旨始克实现[20]。

  正是由于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主权平等原则强调权利和责任的平等,也由于国际犯罪危害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需要国家协同一致控制国际犯罪。因此,国际公约在明确规定国家具有对国际犯罪的管辖权时,也明确规定国家有责任对国际犯罪进行法律控制。现在控制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既明确规定国家的权利,也明确规定国家的责任。

  1949年12月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家权利义务宣言》明确指出,世界各国组成社会,共受国际法之约束。该宣言第7条规定,各国有保证其领土内之情况不威胁国际和平与秩序之义务[21]。

  从法律义务来讲,国家权利义务宣言关于国家保证其领土内之情况不威胁国际和平与秩序之义务是一个原则性的义务,但何为“国际和平与秩序”?何为“威胁国际和平与秩序”?如何判断国家履行了该条款所要求的“保证其领土内之情况不威胁国际和平与秩序之义务”?由谁判断国家履行了该条款所要求的“保证其领土内之情况不威胁国际和平与秩序之义务”?国家如果没有履行“保证其领土内之情况不威胁国际和平与秩序之义务”有何后果?上述问题结合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责任来思考,正好契合了在联合国主导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

  国家控制跨国公司犯罪的责任,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以控制恐怖主义犯罪为例,1970年12月16日订于海牙、1971年生效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以下简称“1970年海牙公约”)和1971年9月23日订于蒙特利尔、1973年生效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的公约》(以下简称“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都明确规定了国家有责任预防、禁止和惩治公约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但直到1999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才明确规定了“法人犯罪”。尽管1970年海牙公约和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关于“犯罪人”的构成要件并没有修改,但由于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已明确将资助1970年海牙公约和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规定的犯罪行为界定为“资助恐怖主义罪”。因此,1970年海牙公约和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关于国家有责任预防、禁止和惩治公约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行为的规定在某种程度上已扩展到法人,包括跨国公司[22]。

  自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后,国际社会控制国际犯罪的国际公约在1999年公约的基础上更加明确规定“法人责任”。这些公约关于“法人责任”的规定一脉相承,用语基本相同。这些公约关于“法人责任”的规定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第一,各缔约国均应采取符合其法律原则的必要措施,确立法人参与和实施公约所规定的犯罪时应承担的责任。上述规定说明国际社会已普遍认可并确认“法人犯罪”的观念。

  第二,在不违反缔约国法律原则的情况下,法人责任可包括刑事、民事或行政责任。上述规定说明国际社会在追究法人犯罪的责任形式方面,并不强求一致,而是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模式。

  第三,法人责任不应影响实施犯罪的责任人的责任。上述规定说明国际社会已普遍认可并确认对法人犯罪的责任采取“双罚制”原则,既处罚法人本身,又处罚实施犯罪的自然人。

  第四,各缔约国均应特别确保参与和实施犯罪的法人受到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刑事制裁或非刑事制裁,包括金钱制裁(“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三个限定用语,有的中文文本界定为有效性、相称性和劝阻性)。上述规定说明,各缔约国有责任确保参与和实施犯罪的法人受到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刑事制裁或非刑事制裁,“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三个限定用语为国家采取制裁措施提供了应遵循的标准和指南[23]。

  为有效控制公约所规定的犯罪,上述公约还规定了“强制性管辖权”条款。以2003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例,该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在下列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以确立对犯罪的管辖权:

  [1]犯罪发生在该缔约国的领土内;或者

  [2]犯罪发生在犯罪时悬挂该缔约国国旗的船只或已根据该缔约国法律注册的航空器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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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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