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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保云: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

更新时间:2013-03-30 15:54:33
作者: 尹保云  

  因为自治城市既是资本主义又是民主的重要发源地。其实,历史说明这两个因素在欧洲的发展受到了封建主义的限制,不断呈现出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性的循环运动。在四分五裂的封建主义环境下,到处是阻塞、关卡和壁垒、随意的税收和没收、水陆强盗的掠夺,这使资本主义很难发展起来。民主因素的命运也是同样,它与封建主义四分五裂的社会模式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这个框架下的发展,难免要随着它所依附的封建单位而生生灭灭。

  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同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行的。这个问题在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中得到了反复的强调。集权的国家、统一的税收制度、统一的法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国家军队,等等,这些不仅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现代民主(宪政民主)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推动西方兴起的各种要素中,常常被忽视、贬低或否定的官僚制的发展,恰恰是最关键的因素。

  中国的官僚制向欧洲的传播是由蒙古人侵入欧洲开始的。蒙古人侵入欧洲的另一个作用是打通了欧亚大陆之间的联系通道,使各种民间交往得到了空前加强。马克·波罗1275年到达中国元朝首都,1299年以意大利文出版了《马克·波罗游记》。这部游记所描述的中国的城市、风俗、制度和人们的生活,被当时落后的欧洲人认为是编造的神话故事,以中国人对待《西游记》一样的兴趣传播,在马克·波罗逝世前就被翻译成所有的欧洲文字。但随着以后传教士、商人以及各种官方使团的交流活动不断地增加,欧洲人很快相信了东方存在着一个天堂般的中国。

  欧洲人当年对中国的崇拜可能远高于今天中国人对美国的崇拜。这一中国热延续了将近五个世纪,一直到法国大革命时期也没有完全结束。他们不仅羡慕中华帝国的物质文明、文化思想,更欣赏中国的集权官僚制度。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弗利(1461年~1527年)的《君主论》、英国政治家兼哲学家霍布斯(1588年~1679年)的《利维坦》等著作强调加强君主权力和国家集权,可以说都是受到了中国官僚制的影响。接着,德国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1646年~1716年)在著作中对中国的经验科学和文化制度推崇备至。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是崇拜中国的一个突出代表,不断地夸赞中国制度和孔儒思想。另一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年~1755年)是三权分立说的创立者,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进行激烈的批评。不过,他所批评的只是中国人不讲诚信和奸商欺诈的风俗,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模式还是加以赞扬:“东方各大帝国有一个训条,即蠲免受灾省份的赋税。这个训条,各君主国家应好好采用。”⑧“在建立直接征税制度的专制国家里,人民幸福得多;波斯和中国就是明证。”⑨法国人对中国集权制的崇拜直到法国大革命前也没有减弱。托克维尔写道:“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的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⑩

  在西欧,引进中国官僚制最直接、深入的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已经很多地引进了中国官僚制。路易十四(1643年~1715年在位)是法国绝对主义运动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一边推行重商主义,一边加强中央集权。他对中国清朝的康熙皇帝(1661年~1722年在位)赞赏有加,在红衣主教帮助下参照中国模式大步推进中央集权。德国的现代化一直落后于英国和法国,普鲁士的大选帝侯(1619年~1640年在位)建立国家军队的行为可以看作德国集权官僚制运动的开始,此后一直到俾士麦统一德国(1871年)。德国也最先把中国的科举考试搬到西方而改造成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在世界现代化研究中,英国经常被当作渐进发展的例子,也被看作是内源性现代化的典型。这其实是具有误导作用的片面认识。在资本主义、民主与官僚制的同步发展上,英国并不是例外。同法国和德国相比,英国的官僚制发展道路有一些特殊。英国原来的封建化程度没有法国和德国那样严重,国王的集权也伴随着早期议会制度而有所发展。1215年,贵族通过战争强迫国王签订了《大宪章》,这个宪章限制了国王对贵族的收税权,承认了教会和自由民的一些权利,在17世纪它被作为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法律根据。但在当时,《大宪章》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国王集权的结束,而是集权运动的新的开始。1337年至1453年英国与法国的百年战争,不断地提出加强王权国家集权的需要。从都铎王朝(1485年~1603年)到伊丽莎白一世(1559年~1603年在位)的一百多年间,历代王朝都在大力推进中央集权。为了集权,国王禁止贵族畜养家兵,解散贵族家族团,摧毁贵族的城堡和关卡,把国王的军队布置在全国要塞,尽管不是大规模的常备军,却明显具有集权国家的军队的特点;建立起了以国王为中心的官僚制系统,根据才能和贡献选拔官员。为了加强集权,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还发动宗教改革,使英国摆脱罗马教廷控制。英国的集权运动并没有到此结束,直到1649年至1658年克伦威尔实行军事独裁统治,又一次打击贵族并加强了国家集权。

  在英国官僚制度发展的过程中,另一个值得重视之处就是它与私有制度的关系。在《大宪章》制订之时,英国的土地私有制度远远比当时的中国落后。教会占了大量的土地,而各个贵族的土地也是属于公有性质的领地,他们只享有收税权。在《大宪章》之后国王加强集权的过程中,贵族们最早提出领地私有化而作为交换条件。始于15世纪的圈地运动是有这个背景做铺垫的。到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宗教改革没收了教会的土地,掀起了土地自由买卖的高潮,私有制度也正式确立。

  

  现代文明与“旧制度”

  

  尽管西方的兴起始终伴随着引进官僚制的过程,甚至可以说没有官僚制就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发展,也就没有西方的兴起,但是,官僚制常被看作一种旧制度。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旧制度”就是指从中国引进的、渗透法国社会而消灭了社会自由的集权官僚制度。

  作为一种纯形式,官僚制本身并无好坏之分,它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一个由旧变新的过程。官僚制既然作为一种技术可被不同的目的所使用,它的价值后果也是与其他因素结合而产生的。以往在考察现代文明的特征时,最流行的观点是强调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两个要素,而马克斯·韦伯则把官僚制强调到和资本主义一样重要。如果结合起来看,就有三个要素: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是这三者的结合而建构了现代文明大厦的框架。

  这三者都是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它们的传统社会中都能找到这三个方面因素的痕迹,只是发展程度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中国很早就把官僚制发展到成熟的程度,而西方则在中世纪晚期更多地发展了资本主义和民主的因素。引进官僚制后,三者在西欧达到聚集,经过长期的融合与细节发展,人类的现代文明诞生了。而在没有发生结合之前,或者融合不好时,那么这三个因素就会与封建主义的残余因素结合,因此表现出各种原始性和病态性的特征,整个国家也沾满旧制度的色彩。

  法国自路易十四推行绝对主义以降就长期处于这种病态之中。大量贵族特权和习惯继续保留,官僚制虽说促进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却也帮助了王权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和掠夺。诺斯和托马斯指出,“国家控制已演进到常常涉及一个行业的生产过程的一切细节的地步”。11资本主义、民主、官僚制这三个因素具有相互对立性,官僚制的过度发展会导致另两者受到抑制。中国传统思想中不乏自由、民主这些发端于人的本性的元素,但它们的发展却受到早熟的官僚制的抑制。

  官僚制的单面发展就会走向旧制度,这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得到证实。法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的官僚制建立,只是属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第一波官僚制运动浪潮。后面还至少有两波大的浪潮。

  第二波官僚制运动浪潮在一战前后的德国酝酿,1930年代在苏联建成计划经济模式后达到高峰,二战结束后这个模式向欧亚更广大地区推广;第三波浪潮开始于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随后在20世纪60至70年代欧美进入福利国家而达到高峰。这两波浪潮的程度不同,表现也不一样。第二波浪潮是官僚制这一独块巨石的发展,它消灭了资本主义因素,也抛弃了宪政民主因素。第三波浪潮则是伴随着民主的继续发展而进行的,选票作为一种强大力量不断地推动国家权力扩大以提升福利制度。

  由于官僚制的片面发展打破了现代文明的内在逻辑结构,这两波浪潮均带来了不好的后果。苏联模式明显是一种倒退。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无非是中国唐宋时期的官僚制经济的一种极端化形态。西方国家的福利制度更没有超出中国传统官僚制经济的范围。它通过把部分产业国有化、大量增加税收、限制私人财富增加等办法把钱集中到政府手中来搞福利制度,这些也只是救济贫困或杀富济贫之类行为,在中国历朝历代都很流行,只是技术细节上有所不同。第二波和第三波浪潮说明,一旦官僚制片面发展,现代文明的平衡结构就会被打破,官僚制本身也显露出其旧制度的特性。

  现代文明不是从个别现代性因素发展出的,而是人类理性因素的聚合。一些基本的理性因素发端于人类本能,不是现代才有的,往往具有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历史。比如资本主义,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封建社会之后的一种社会形态,它与大机器生产和特定的上层建筑联系在一起。如果把资本主义看作资本积累、投资、雇工牟利等行为,它早就存在了,甚至在原始的部落中也能够找到它们的一些痕迹。所以,马克斯·韦伯说资本主义古已有之,而弗兰克等依附论学者也认为资本主义至少有五千年的历史。同样,民主的一些因素在古希腊、古罗马就存在,在部落制度甚至在海盗团伙中也能发现原始民主的各种形态。至于官僚制,前面已经作了相关说明。

  总之,这三个因素并不是随便创造和改变的。它们以人的本能和本性为基础,以理性为灯塔。在传统社会的历史上,它们在不同民族分别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人类现代化进程则是把它们聚合起来而形成一个合理的结构。

  这个结构当然是处在动态中或不断运动的。它随着科技、社会、文化等的发展而不断被打破、不断地重建。同时,最佳结构的形成也需要与各国不同的自身条件相结合。二战以前,它在西欧、北美达到较好的结合,而在二战后的一个时期内,由于欧美福利国家对资本主义的抑制,它在东亚NIEs(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指日本和“四小龙”)地区达到较好的结合。东亚NIEs自1950年代以来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而西方则在福利制度下朝着相反的道路迈进。东亚的经验提醒了西方,1980年开始的“里根—撒切尔革命”(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是纠偏行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给西方国家带来20多年的新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以批评新自由主义为风尚。但2008年以来的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爆发的债务危机却说明,西方国家制度结构的不平衡问题主要还是因为官僚制(国家)的因素突出了。由于经济和科技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我们很难预测人类遥远未来的景象。但就目前所观察到的情况看,福利国家对经济自由的压制是不可取的。

  现代文明的这个逻辑说明,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是官僚制单面发展的传统文明,是“旧制度”。即便是发达国家,官僚制单面发展或政府功能过度扩展也难免会导致向旧制度的复归。清末以来中国现代化一步三折、进展缓慢,其原因是单面发展道路行不通却又不能很快建成新的结构。中国目前的巨大成就,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对以往单面发展道路的不断纠偏的基础上取得的。中国大陆从东亚NIEs中学习了很多东西,但目前远没有达到它们那样的资本主义、民主与官僚制三者的结构平衡境界。这个结构缺陷很容易理解:我们有的别人也有,别人有的我们却没有。中国大陆的增长数字比当年的东亚NIEs高出很多,但发展的效率却低了很多。这虽与中国大陆人口众多、原来的底子薄有关,深层的原因还是我们目前的文明结构虽说脱离了苏联模式那种极端形态,却也只是回缩到唐宋时期那种温和的官僚制经济状态而已,与现代文明所要求的合理结构有很大差距。目前,诸多突出的现实问题,如创新弱、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官员腐败、社会道德滑坡,等等,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原因。

  

  结语:一个地理概念

  

  在古代世界,由于马克思所说的“交通条件”的限制,形成了埃及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不同的文明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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