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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德刚:破解“姓社姓资”难题,促进中国更好发展

更新时间:2013-02-26 16:19:14
作者: 董德刚 (进入专栏)  

  

  二是忽视法治,盛行人治。苏联式社会主义国家在很长时期里基本是无法可依、有法不依、党高于法、权大于法,掌握主要权力的政府特别是执政党游离于法治之外。尽管这些国家宪法明文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实际上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执政党领导人却不是由人民选举的,人民既不能选择也不能罢免他们。执政党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庞大的组织体系,需要消耗巨额国家经费维持运转,但又均无明确的法律规范。党委和政府特别是其主要领导人,时常随意决定重大事项,甚至轻易改变制度和法律。所以邓小平才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法治方面已有较大进步,但至今宪法及法律的权威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很多人对它们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对“领导讲话”和“红头文件”的重视程度。

  三是忽视个人权利。社会主义国家经常把集体和个人简单对立起来,把集体强调到绝对的地步,宣扬所谓“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习惯于以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名,忽视、侵蚀甚至完全否定个人权利、个人利益、个人自由。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崇尚自由,并把理想社会称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却长期忌讳自由,经常把自由当作贬义词,和许多负面社会现象硬捏合到一起,如自由散漫、自由主义、自由化,等等。忽视个人权利包括个人自由的结果,既损害了公民的合法合理权益,又造成社会创新、活力和动力不足,延缓了社会发展。

  以上,我们侧重谈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不足之处。问题的另一面是: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是否完全失败了,毫无值得肯定之处?当然不是这样。历时一个多世纪、席卷至少十几个国家、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实际也是人类对发展道路的一种探索,它不可能一无是处,不可能不留下某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社会主义有哪些可以在人类发展中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好东西呢?换言之,它为人类留下了哪些优良资产?这里,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作一简要概括:

  在理论层面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即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哲学。这个世界观的主要观点——实践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辩证观点、历史观点等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赞同,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社会存在(实践)决定社会意识(认识)而社会意识又有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的规律、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规律等,不断被世界历史所证实。这个世界观的精华包括两方面的要素:一是科学的思维方式:讲究科学理性,尊重事实,尊重实践,尊重规律;二是进步的价值取向:强调人民利益至上,追求人类解放,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往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误,就实质看,不是坚持这个世界观的结果,而恰恰是违背这个科学世界观造成的。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西方国家的哲学思想中也有很多科学的、进步的东西,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上述主要内容却大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并且具有基础公理的意义,它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其他国家,都有长期的价值和意义。

  在实践层面上,主要是四个东西:第一,注意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注意社会发展计划或规划,注意宏观整体平衡,注意突出重点目标,并且在掌握较多公共资源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措施为此提供保证。此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优势。第二,注重社会福利,如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义务教育、公费医疗、社会基本生活保障等政策。这是近代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首创。第三,政府承担较多社会责任。不必说在计划经济年代,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政府也担负着许多社会责任,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等,因而某些方面发展较快。这里是有合理因素的。问题是,政府不能包揽过多的社会事务,以至形成“政府办社会”。第四,在思想道德方面,提倡集体主义,强调整体利益、公共利益等。社会主义以“社会”即全体人民利益为主义,这是具有很大合理性的。

  对比地说,资本主义无疑有不少坏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着重批判了它所造成的严重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对立、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弊端。当然,这些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有较大改变。但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资本”霸权问题,即资本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起着主导的甚至支配的作用。这种“资本”霸权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也有反映。资本主义终归是以“资本”为主义。二是个体本位过度膨胀问题,它使社会利益常常受到忽视和损害,以至于被西方国家一些人视为资本主义的“癌症”,进而提倡“合理的个人主义”、“有节制的个人主义”等。

  同时,资本主义也有很多好东西。与社会主义对照来说,也可以简要概括为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在理论层面上,资本主义国家尽管思想是多元化的,但却普遍强调自由、平等、博爱,后来又发展为自由、民主、人权,形成了比较长期稳定的核心价值理念。在这些价值理念的主导下,允许各种奇思怪想、奇谈怪论,鼓励标新立异、大胆创新,其主要结果是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科学技术的繁荣发展,切实提高了普通公民的自由度、民主程度、人权保障水平,实质是实现了人的进一步解放。对于普通公民、人民大众来说,这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是具有长远价值的好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并没有否定这些好东西,只是说它们在当时原始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片面的、不完全的以至是虚伪的。现在,却不能简单套用这一结论了。

  在实践层面上,第一,资本主义促进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诞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这个“独特创造”开启了通过分工协作的社会化途径发展物质生产的先河,后来进一步升华为机器大工业、现代自动化大生产,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成为现在和今后人类物质生产的一种基本方式。这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第二,资本主义国家开创和发展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激发和鼓励了各种经济主体创业、创新、创造的积极性,使其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始终占据着人类发展的高峰,对人类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三,资本主义国家注重民主,强调公民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强调公民授权即普选是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强调对公共权力的分解与制衡,强调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侵犯。第四,注重法治,坚持宪法至上,将社会生活特别是政府和政党行为纳入法治的轨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如总统、首相也绝无例外。

  1992年初春,邓小平在著名的《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中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它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和根本价值标准,体现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并且已经写进了十四大以来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成为“各项工作……总的出发点和检验标准”。“三个有利于”意味着,人民和国家利益是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更深层次的实质性的价值标准。这已经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狭隘思维框架。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互补,还有大量事物属于“非社非资”的人类共同文明成果

  

  人们都想过更好的生活,于是便不断做出新的尝试。但事情都有一个合理的度,过犹不及,会事与愿违。人们在实践中常常是吃亏才长见识,撞过南墙方知事物的限度。这也是一种规律性。因此,人类历史好比一条螺旋式上升的曲线:物极而反,忽左忽右,不断地矫正自己,但总趋势是向更好地实现全体人民福祉的方向发展。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两个极端,它们都得到了历史的矫正。而人间正道恰在它们之间,在于二者合理因素的有机综合。历史并没有终结,既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也没有终结于社会主义,它必然继续向前发展变化。

  运用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术语,来简要描述人类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把原始野蛮的资本主义看作是“正题”,苏联式社会主义是“反题”, 而当代人类社会的基本走向是综合前二者的“合题”。具体可作如下概括:

  经济上:资本主义私有制→苏联式社会主义公有制→当代社会混合所有制,自由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注重效率→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统一。

  政治上: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全体公民(人民)民主(当家作主),资本霸权→官僚特权(为民做主)→普遍人权,小政府→大政府→中政府。

  文化上:强调个体→强调集体→个体与集体统一,偏重个人权利→偏重个人义务→公民权利与义务统一,个人自由→高度统制→法治下的公民自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概括起来,无非两条基本原因:一个是得益于我们自己的改革创新,得益于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发明创造,这是内因。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优秀文明成果。这不仅包括经济、技术方面,而且包括民主法制、思想文化方面。譬如,在民主法制方面,我们的公务员制度、某些法律制度、民主的某些形式、教育制度、文化制度等,都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思想文化方面也大体相似,我们现在所强调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建设服务型政府和责任政府等,也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先进理念有关。这些,已经促进了中国的大发展。我们今后必须继续坚持这个成功的基本经验。

  同样,资本主义制度为何“腐而不朽、垂而不死”(实际是在继续向前发展,有时发展还很快)?应当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各阶层人民不断探索创新的基础上,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借鉴和吸收了社会主义的某些长处,如注意宏观调控、社会福利、社会公平等,从而弥补了自身的缺陷。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事实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是简单的一方吃掉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的问题,而是既相互竞争、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相互借鉴,资本主义吸收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借鉴资本主义长处,相互取长补短,从而生成一个新东西。这种新东西,可以叫作新资本主义、新社会主义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等。它们有很多相通相似的方面(主要因为人类社会发展存在一般规律),同时又有各自特点(因为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不同),是同与异的统一。

  正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当代世界的总趋势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融合。 亦如有人所说:“社会主义在解决公平问题上有探索,资本主义在解决效率问题上有成就。两者必须结合,变成一个新东西,才能建成一个现实的、缺陷最少的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种伟大的实践。” 从社会核心调节机制和动力机制的角度说,资本主义主要依靠个人的自由创造,动力传导自下而上;社会主义主要依靠执政党(权力中心)的动员组织,动力传导自上而下,二者也应当互相取长补短,适当结合。

  中共十六大报告以及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等重要文献一再强调:“世界是丰富多采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它坦率承认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因此才有互相取长补短、求得共同发展的可能和必要。这种取长补短,显然不是照搬资本主义,而是根据国情特别是人民整体利益,吸纳有益营养。这段重要论述,再次突破了“姓社姓资”的狭隘思维框架,对于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促进中国更好更快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应当着重指出的是,许多东西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但它们具有更为长远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并不具有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特定性质,而是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属于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换言之,在当代世界上,除了“姓社姓资”,还有大量的事物既不“姓社”也不”姓资”,属于“非社非资”。返观历史,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绝不是一片黑暗,而是都有一些直至今日仍然具有价值和意义的好东西(如中国传统文化、古希腊文化中的精华);展望未来,人类一定会创造出愈来愈多的超越“姓社姓资”的新事物。

  以民主问题为例,过去我们经常将它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这在一定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民主确实存在一个主体即谁的民主问题,如古希腊的民主,只在奴隶主及自由民的范围内实行,因此可以称之为奴隶主的民主;资本主义早期的民主也主要是在有产者的范围内实行,所以可称之为资产阶级民主。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当代世界大多数人所公认的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已经突破了这种狭隘的阶级界限,其主体业已扩大到全体公民即人民(极少数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的公民除外)。现代政治民主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其主要含义有三:一是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二是尊重和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时又保护少数人。三是政府由人民授权、对人民负责并受到人民的监督制约。这样的民主,显然不宜再作阶级的区分,也不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了,它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如果一定要给这样的民主确定性质的话,只能说,它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民主。

  再如,我国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应当理解为市场经济本身内含社会主义性质和资本主义性质之别。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方法或手段,它本身是中性的,其主要内容即基本规则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没有什么“姓社姓资”之分,各国的市场经济至多只有成熟与不成熟之别。当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不能孤立存在,而是在一定社会基本制度大环境中生存。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说这个市场经济是在我国共产党领导、公有制占主体等基本制度环境下存在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则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环境下存在的。

  中国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实质意义应当是建设一个人民富裕幸福的好社会。我们不应偏离这个方向,囿于“姓社姓资”的束缚,拒绝别人的好东西,而应发掘和弘扬现实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优势,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弥补自身的缺陷和不足,学习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反思社会主义,创新社会主义,努力促进中国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推动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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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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