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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悦晗:朋友、同事与家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

——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1937)

更新时间:2012-12-21 22:39:06
作者: 胡悦晗  

  心灰意冷!问自己不知如何解脱。”36对于左翼文人夏征农而言,“家里的信,从来不曾给过我好消息;不是说穷,便是诉苦。我拿着信,心里很不耐烦起来,我不愿把它拆开,甚至没有勇气把它拆开。”37

  中国人“心”对“身”的照顾,始自家庭。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互相表达“心意”的方式,就是轮流“养”对方。38问候父母及友人的身体健康并谈及自己在上海的饮食起居等生活状况,是知识分子在家信中的主要内容。柳亚子在致两个时在外求学的儿子的信中,时常问及当地的天气状况及孩子的身体状况:“今天天气甚冷,我们烧了洋油火炉。不知你们冷否?”39“你们都好吗?非的下半个身体怎样了?40“昨夜和今晨飓风暴雨,我的写字台上积起水来,真是一塌糊涂。你们洞里怎么样?木板想早已搁起来,上课时会翻下水去吗?或是被大风吹倒在马路上吗?很挂念着!”41徐志摩在致父母的信中,多次问及母亲的健康状况:“妈连着几天辛苦,觉得怎样,胃口仍能如旧否,那晚张医生来了没有”;“爸爸说,妈前晚因鼠子闹,不曾睡好,昨早上有些气喘,不知已平复否?为念”;“爸爸返硖后情形如何,不曾得知。前函诸针药并用,不知伯父以为然否”;“儿因看妈上车时衰弱情状,心中甚为难过,无时不在念中”。42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克己复礼”,意在教导人们不宜将个体的情绪直接外露。因此,书信中透出的私人情绪与观点的表达,就是通信双方不见外的表现。沈从文在致友人的信中时常提及自己因当下生活状况的艰辛而产生的各种情绪变化:“目下则除了这样写三块钱一千字的小说以外就是坐到家中发自己的脾气”;“数年来心情殊恶,到近来则更觉于空空洞洞之虚名无所用”;“身体坏则毫无生趣科研,故虽教书亦恐不能长久,……我这时是觉得生活在我只是一种苦事”;“近月来人瘦得像鬼,一切事皆不能发生兴味,乃不知如何重新来做人。”43

  作为近代中国最早的开埠口岸之一,个人隐私观念在近代上海较之其他城市更为深入人心。信件无疑是他人隐私的一个象征。然而,对于私拆他人信件这一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宽容,有时会被知识分子用来表现对友人的亲近态度。何家槐有一次在徐志摩的抽屉里乱翻,“看他的许多信简。过几天去的时候,他很严正的责问我:‘家槐,你为什么看我的私信?你知道这是犯法的,许多夫妻竟因此离异。’但那严正只是一刹那的。看见我不声响,生怕我难堪,于是他又很温柔地说:‘不过我是不要紧的,你千万不要介意。’”44

  

  三、交谈的世界:沙龙与聚餐

  

  近代欧洲沙龙的诞生地是充斥着繁文缛节的宫廷,它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演变为反抗和脱离宫廷社交的社会空间。45启蒙运动前夜的法国沙龙是思想交流场所、文艺批评中心、启蒙运动重阵。1798年之前的沙龙大都为文学性的。46自由自在地看书报、论文艺、谈政治,是盛行于18世纪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沙龙形式。47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时常在家中三五好友小聚,围绕着文学、艺术、政治等各种话题畅所欲言。胡适等一批对政治感兴趣的知识分子通过结社的方式组织沙龙。1929~ 1930年,在上海极司斐尔路 49号甲胡适寓所客厅或范园集聚的这一文人群体,以聚餐、宣读论文和自由讨论的方式,在国家和私人领域之间,开辟出了一片狭窄的自由论政空间。48“平社第一次聚餐,在我家中。到者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丁燮林、叶公超、吴泽霖。共七人。”49“平社第四次聚餐,在范园,到者志摩、禹九、光旦、泽霖、公超、努生、适之。”50“平社在我家中聚餐,讨论题为‘民治制度’。”51而一些家境良好,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留学欧美,有西化生活习惯的上层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等话题具有浓厚兴趣。热衷法国浪漫派的曾朴把自家的客厅变成了法式文化沙龙,成为了沪上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52围绕着中西方文坛流派演变以及评点圈内同仁新近创作的文学作品是沙龙的主要话题之一,偶尔也涉及政治与社会话题。1932年夏天苏雪林途径上海,与周莲溪拜访庐隐与李唯健夫妇,“我们谈了十年来别后一切;谈到现代文坛的种种问题;又谈到政治上见解,庐隐对于某种正为青年所欢迎,认为中国唯一出路的政治主张似乎不大赞成。”53郁达夫曾这样回忆曾朴家会客厅的沙龙情形:

  我们有时候躺着,有时坐起,一面谈,一面也抽烟,吃水果,喝浓茶。从法国浪漫主义各作家谈起,谈到《孽海花》,谈到老先生少年时候的放浪的经历,谈到了陈季同将军,谈到了钱蒙叟与杨爱的身世及虞山的红豆树,更谈到了中国人生活习惯,和个人的享乐的程度与界限。先生的那一种常熟口音的普通话,那一种流水似的语调,那一种对于无论那一件事的丰富的知识与判断,真教人听一辈子也不会讨厌。54

  喜好社交的邵洵美也时常在家中举办各种文艺沙龙。通常礼拜六下午下班后,朋友们到邵家一面聊天、吃饭、喝咖啡,一面欣赏花园里的景致,到十一点多回家。5530年代《论语》杂志作者之一林达祖“职业是教师,……不可能每天去闲谈。星期天是休息日,假使这周不回苏州家里,则一般总是去邵家闲话上下古今。”56他还回忆了自己因向邵洵美催要稿费而被热情好客的邵洵美邀请前去做客的情形。诗歌是社交的一种基本途径,借此文人雅士不仅与在场者交谈,而且也可跨越时间建立一个活动的社交圈。57在交谈中,邵洵美就自己最新的文学新作与林达祖斟酌词句,并以精致的茶点招待来客。《论语》杂志的创刊也缘于一次沙龙聚会:

  邵家原住静安寺路,那时邵洵美因他的时代印刷厂设在杨树浦,为便于照顾,移家提篮桥前面的麦克利克路,地属杨树浦区。……一进大门,我们却一见如故。邵洵美堆满笑容与我握手相迎。他把我引进会客室,那里四壁整齐地排列者中外书籍。……那天上午,他正好填了一首词,……他要我怎么改一下。……我进邵家门是三点半,乱谈了一阵,一个小时过去了,我起身告退,他再三挽留,要我吃些点心再走。其实坐定清茶之后,已经用过咖啡与西点。第二道点心是一小碗鸡丝煨面。后来我成为邵家常客,才知道他家日常接待来客一般都是那么殷勤。58

  当初《论语》创刊前,有个酝酿过程。那是一个消闲的夏日纳凉聚会,大家集中在好客的邵洵美家中。客厅里十来位意气风发的年轻文化人在热烈地闲聊,其中有邵洵美、林语堂、季青崖、沈有乾、章克标等,话题自然就谈到了文化人爱自己消闲的共同话题。遂提出一起来办本刊物,让大家无拘无束消消闲,以幽默文章发发牢骚,解解闷气。59

  启蒙时期的法国沙龙里最耀眼最受瞩目的要属周旋在男性上层精英之间的沙龙女主人。每个沙龙都典型地继承了18世纪的传统,由夫人们主持着,她们的情人都是当时走红的人物,沙龙的中心随着她们情人的变换而改变。60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上层知识分子的沙龙复制了这一模式。张奚若、钱端升、陈岱孙等一批时任教于北平高等学府的教授们时常聚在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梁思成、林徽因的家中,在“太太的客厅”中侃侃而谈。林徽因是当仁不让的绝对主角,她是沙龙的主持者,也是沙龙的灵魂和倾听者,是这个交往网络的核心。61而在上海的上层知识分子们的沙龙中,女主人似乎处于缺席状态。在曾朴的儿子曾虚白的回忆中,醉心于18世纪法国沙龙模式的父亲十分希望他的沙龙中能有一位法国式的沙龙女主人:“这个女人并不一定自己是文艺家,可是有欣赏文艺的能力与兴趣。”62“在所交往的朋友中,没有一位是女性,这使他引以为憾,所以后来女作家苏雪林经张若谷引荐去谒见曾朴,便成为曾朴一生中一件难忘的大事。”63曾朴为此曾寄希望于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和徐志摩的妻子陆小曼,但二人均无法达到这些男性知识分子眼中沙龙女主人的标准:

  洵美道:——从前本想把郁达夫的王女士,来做个牺牲品,那里晓得这位王女士,也只欢喜和情人对面谈心,觉得很好,社交稍微广大一点,也是不行。

  我说:──那么陆小曼何如?

  彦长道:──叫他碰碰和,唱唱戏是高兴的;即使组织成了客厅,结果还是被蝴蝶派占优胜,我们意中的客厅,只怕不会实现。64

  一些关系较密切的作家、出版人也时常三五成群在家中畅谈。赵景深回忆了在郑振铎公寓会客室里交流文艺时的情形:

  振铎一手端了一碗早餐饮用的粥,一手拿着一本深蓝色薄面重加装裱的讲究的戏曲踱了出来。他翻开其中木刻的图画给我看,我不感到兴味,这是在十年以前。……在东宝兴路郑寓的会客室和书房里,八九个喜爱文学的宾客,彩绸的电灯罩下,振铎在沙发上翻着《西游记杂剧》的日本复刻本给我看,书桌上正摊放着他的未完成的稿子和小本的《曲苑》。65

  欧洲中世纪的沙龙是作为上流社会阶层的社交场所而存在,象征着一种旧时代的社交生活形式。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原先以贵族阶层与少数资产阶级精英为主体的沙龙变得日益开放,其准入门槛也随之降低,以文学与政治的批判性话题为主的沙龙蜕变为以文化与时尚消费话题为主的沙龙。上海知识分子家庭中的沙龙则涵括了不同阶层、不同经济状况的知识分子。在对文学、艺术有着狂热喜爱的学生与中下层青年知识分子简陋的家庭里,他们谈论着热衷的话题,交换彼此的看法,举办属于他们的“沙龙”,并构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踏出面向上海文学市场的第一步。20世纪30年代来到上海的欧阳山和草明夫妇住在北四川路的一间亭子间。两人加入上海“左联”后,结交了一批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的年轻“左联”盟友。常来他们亭子间聚晤的有张天翼、蒋牧良、朱凡、韩起、杨骚、沙汀等人。他们构筑起了属于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此期间,草明把自己创作的小说不断投寄给《申报自由谈》,并最终在这块影响甚巨的文学园地占有了一席之地。66叶灵凤与倪贻德曾经有过一段美好的交谈回忆。在施蛰存的回忆中,一个几乎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的女性演员兼作家王莹,在自己狭小局促的住所里,也时常举办文学青年的沙龙聚会:

  上海美专校门上的那间过街楼上,他已经是回到母校来教书的先生,我则仍是每天提了画箱来学画的学生,可是我们两人在那间小楼上谈得多么起劲。绘画、文学、恋爱,两人的意见都十分融洽,同时遭遇又有点相近,再加之彼此都穷得可以,这就更促进了大家的友情。67

  一九三五年,我卧病在医院,王莹曾带了一束鲜花来看我。……在一九三零年代,王莹是上海的电影“明星”。但我认识的王莹,……是一个初试笔墨的文学青年。……当时王莹住在环龙路一家白俄开的小公寓里。一个小房间,不过六七平方米,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莹大多在公寓,接待文艺界的朋友。这个小房间,最多只能容宾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须让位给后客。王莹煮一壶咖啡,和来客聊天,经常要谈到十一二点钟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过几次参加了她的“沙龙”。68

  甚至个别大学教员也时常在家中邀请学生来做客,形成以师生自由谈天为主要活动的沙龙。据陈德业回忆,“1929年我考上了沪江大学的化学系,……当时的校长是刘湛恩,……他对学生很好,他的太太王立明也热情好客,我们这些学生都受到邀请去他家吃饭、喝下午茶,大家聚在一起,谈笑风生,热烈讨论,气氛十分活跃。”69

  从邵洵美、曾朴等人家庭中的沙龙聚会可以看出,他们的日常交往也因交往对象数量众多、交往频次密集、交往目的不确定,而使其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呈松散与不稳定的特征,少有紧密、固化的人脉关系。曾虚白回忆了当时往来家中沙龙的众多面孔:

  来访者都是透过真美善杂志的关系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其中尤以爱好法国文艺者受我父亲最诚挚的欢迎。现在回忆,走得最勤的该算是邵洵美带头的张若谷、傅彦长、徐蔚南、梁得所与卢梦殊等一般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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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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