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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苏美争霸的历史教训和中国的崛起道路

更新时间:2005-03-04 22:06:01
作者: 王缉思 (进入专栏)  

  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全球战略又严重阻碍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冷战时期的苏联既不具备同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充分经济合作的客观条件,也缺乏这种主观愿望。它坚持斯大林时期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了同资本主义市场相平行、相对立的经互会。实际上,在经互会内部并没有真正的市场,而是自我封闭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国际化。当经互会其他国家试图同资本主义国家扩大经济交流时,苏联又进行阻挠。这些做法都是同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的,也制约了苏联自身的经济发展。苏联在缓和时期同西方开展了一些经贸往来,但却没有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更没有进行相应的国内经济改革,因此当8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新技术革命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开始形成时,苏联同西方经济的差距无可挽回地加大了(例如,80年代初美国在计算机的使用方面以25:1的优势领先于苏联)。

  

  苏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包含了两种不同发展模式的较量。在两大阵营之外的广大第三世界,许多国家既没有走苏联东欧式的计划经济发展道路,也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内外政策。被称为东亚“四小龙”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和中国台湾,从60年代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积极吸引外资,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成绩。马来西亚、泰国等东盟国家也后来居上,在冷战后期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凡是在苏美争霸时期取得较大经济成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注重维护内部政治稳定,利用政府权威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

  

  在美国企图孤立、封锁中国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做出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决策。苏联向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济援助,但苏联的发展模式也对中国产生了某些负面影响。在中苏分裂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挫折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70年代后期对国际形势和世界经济趋势做出了新的、同当时的苏联完全不同的判断。通过改革开放,中国抓住了战略机遇,融入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走上了一条同苏联模式完全不同的经济现代化道路。

  

  经过20多年的经验积累,当代中国的领导人、企业家和知识精英已经对经济全球化做出了比较清醒的利弊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与并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合作,是中国自愿做出的正确选择。没有理由相信,中国会在进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并取得如此成就之后,还会重蹈计划经济的覆辙,同市场经济一争高下。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对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是不会出现中美争霸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三、关于苏美国力消长和争霸态势的分析

  

  比较苏联和美国在冷战时期的力量消长变化,能给研究者以很大的启示。遗憾的是,由于苏美两国官方经济统计方法和数据的不同,以及缺乏可靠的资料来源,我们只能做出一个粗略的评估。

  

  中国学者李建民的最新研究报告,得出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结论:1990年苏联经济的总量规模(按GNP计算)仅为美国的40%左右,相当于1913年俄罗斯同美国实力对比的状况;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的73年里,苏联在追赶美国的经济竞赛中,只取得过阶段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到70年代中期)和局部性(重工业首先是军事工业)的胜利或优势,总体上并未占据优势。

  

  一般情况下,每一个国家都要按照本国的相对实力地位来决定自己的对外战略。让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冷战年代的美苏国力对比和攻守态势的四个发展阶段。

  

  战后初期,美国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处于绝对优势。美国在194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一半左右,黄金储备占世界的三分之二,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三分之一。美元是国际上惟一真正的硬通货。美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投放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而且是世界上惟一拥有原子弹的国家。

  

  苏联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战胜国中经济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在195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使苏联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远远高于战前,成为横跨欧亚大陆的政治军事大国。在政治上,苏联实际上控制着东欧,掌握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各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在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朝鲜、越南等亚洲国家和许多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处于方兴未艾之势。20世纪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革命出现的第二次高潮,扩大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在军事上,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其军队部署于东起千岛群岛、西至德国东部的广阔战略要地。苏联还获得了68万多平方公里的新领土,建立了从欧洲东北部经近东地区直到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安全缓冲地带。1949年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成为两个核大国之一。

  

  在两极格局形成的过程中,美国基本占据了全局实力上的优势和战略上的攻势,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苏联则只占据某些局部的优势和攻势,对西方围堵的反应主要是“突围式”的。例如,是美国首先提出马歇尔计划、成立联邦德国、组织北约,而苏联则反应式地成立了经互会、民主德国和华约。美苏双方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目标都是巩固各自的阵营,基本按照雅尔塔协定的原则划分势力范围,并且都在各自阵营内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可以说是冷战的第二阶段。美苏各自的国内困难、两大营垒的内部矛盾、核军备竞赛造成的“恐怖平衡”等诸多因素,迫使美苏对抗陷入长期的战略僵持,斗争时起时伏,此起彼伏,呈现出“拉锯战”式的互有攻守态势。在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增长较快。按照各方数据进行综合评估,苏联的总体经济规模从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增加到二分之一或将近三分之二,而在导弹技术、空间技术、战略核武器的数量等方面,苏联已经取得了一些表面上的优势。例如,苏联在1957年先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撼。

  

  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比较注重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并取得一定成效,提出加大发展轻工业的力度,但仍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品生产的战略。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宣称,苏联将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共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认为苏联能够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勃列日涅夫还提出了“发达社会主义理论”,认为60年代末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社会”,开始进入向共产主义过渡阶段。此时,苏联国民经济军事化的趋势进一步加强,“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则止步不前。

  

  美国在艾森豪威尔时期(1953-1960年)实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调整,为同苏联竞争而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军备。美国实行的“新面貌”安全政策,要求在对付苏联的威胁的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以便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为此,美国削减常规军备,优先发展核武器;削减陆海军人数和海外驻军,大力发展战略空军。

  

  6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比较激烈的政治动荡。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以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为主流的民权运动如火如荼,约翰逊政府在师出无名的越南战争泥淖中越陷越深,激起国内外强烈的反战运动,都对美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与此同时,美国出现周期性经济危机,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岌岌可危,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美国,使美国的自信心遭受了沉重打击。

  

  整个70年代是美苏冷战的第三阶段,即苏联扩张、美国收缩阶段。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遭遇严重挫折,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体制相对稳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美国,使苏联对国际形势做出了更加乐观的估计。苏联在70年代初对西方做出了一系列的缓和姿态。1972-74年,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实现了苏美首脑互访,签订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反导条约等重要文件,被普遍认为是美国对苏联作为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的承认,是苏联战略的巨大成功。

  

  但是,苏联没有把国际关系的缓和及自身安全环境的改善视为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好机遇,而是认为世界进入了社会主义发动“不可逆转的历史性进攻的时代”,主动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力争取得对美国的全面军事优势。从1965年到1977年,苏联军费以每年不低于4.5%的速度增长;苏联军队(不包括边防军和内务部军人)从368万人增加到419万人,而同期的美国军队数量从305万人减少到206万人,苏军人数比美军多出一倍;苏联海军舰艇的总吨位增加了一倍,接近了美国的水平。据美方统计,苏联的军费开支在1980年达到1750亿美元,高出美国的1150亿美元。 在军费急速增长的同时,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在7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由于继续采取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方针,而且军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苏联的轻工产品业和农产品长期严重短缺。

  

  苏联乘同美国缓和关系的机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在亚洲、非洲和中东抢占战略要地,扩大势力范围。苏联还增加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军,加紧对中国的战略包围。苏联在1979年底发动侵略阿富汗的战争,将东西方缓和逼进了死胡同。

  

  为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69年提出了实行战略收缩的“关岛原则”(即“尼克松主义”),并开始了包括缓和对华关系在内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是美国世界地位下降和对苏战略由攻势转向守势的重要标志。美国于1973年将军队全部撤出越南南方。1974年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进一步降低了美国民众对政府和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中东石油危机引发了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财政困难、失业率上升,使美国在1975年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

  

  这样,70年代中期美国在世界上的实力地位降到了冷战时期的最低点。但是尼克松等美国领导人及时收缩战线,放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僵硬政策立场,增加了实力均衡和地缘政治的考虑,采取了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抵御苏联扩张的新战略。这时的苏联虽然军事扩张的势头正盛,但其意识形态和社会发展模式日益缺乏吸引力,经济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开始暴露。在缓和时期,美国并不担心同苏联发生直接军事对抗,在同苏联的和平竞赛中开始重整旗鼓。为扭转美国战略上的劣势,美国全面调整了对外政策。

  

  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陷入外交困境,苏美争霸进入了“美攻苏守”的最后阶段。苏联侵略阿富汗是战后苏联在对外关系方面所犯下的最大错误。阿富汗是一个经济落后、部族矛盾复杂的国家。当时阿富汗的亲苏政权被推翻,并没有对苏联的战略利益造成重大威胁。苏联以维护其南部边界的安全、“履行国际义务”为由,辩称“应阿富汗政府请求”,派数万军队入侵并占领这个主权国家,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大大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

  

  1981年里根上台之后,美国政府公开宣称缓和政策已经破产,美国必须“以实力求和平”。为增强实力,里根政府决定经济与军事双管齐下。通过实施“经济复兴计划”大力振兴美国经济。在军事上,里根政府大幅度增加国防预算,重新夺回了在同苏联军备竞赛中的领先地位。里根政府清楚地看到了苏联经济的弊病,有意把苏联引入新一轮军备竞赛以把它拖垮。美国在同苏联的“新冷战”中转守为攻,还表现为在第三世界对苏联发动全面反击,并将触角伸进波兰等东欧国家。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后,苏联国内政治逐渐发生变化。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对苏联内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理论思想上,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略目标。在实际政策上,苏联在80年代后期同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消除和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单方面大幅度裁军,从东欧、阿富汗、中苏中蒙边界撤军,争取西方经济援助,改善同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的关系,并且同美国合作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减少在第三世界的卷入。

  

  在美国方面,1989年上台的布什政府提出了“超越遏制战略”,将冷战时期制订的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转变为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然后将其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苏美两国相互战略的转变,标志着冷战和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结束。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在1989年先后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动荡,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1990年东西德实现统一。在接连不断的政治风波之后,苏联于1991年底正式宣布解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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