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涛:从儒家思想到自由主义——论高招中的地域特权

更新时间:2012-10-09 11:35:45
作者: 刘涛  

  我们可以认为对出身于国子学等京师学校士子的照顾是官僚、贵族政治特权的体现,但从招收庶人子弟的太学、武学亦在优待之列看来,或许将其视为“因在地域上更接近于皇权的中央才被另眼相待”更为合适。

  到了明朝,京师继续享受优待,而且成了公开的定制,洪武三年规定解额数为:应天100名,其他省份由25(广东、广西)、30(江西、福建)、40(河南、山东、山西、北平、陕西)不等。景泰四年(1453年),定额数:应天135,顺天135,河南80,山东75、山西、65、福建90、江西95、浙江90、湖广85、广东75、广西55、陕西55、四川70、云南30。[14]非常明显,不管是洪武年间的首都——应天,还是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后的首都顺天,解额都远多于其他“省级单位”。因两京闱解额较多,故明朝的“冒籍”也主要发生在两京闱,尤其是“北闱”(顺天乡试)。发达省份尤其浙江的生员,能进北闱应试,中式的机会比在本籍大得多。早在永乐、宣德年间,便有官员子弟凭父兄权势通过关系冒籍中式北闱的事了,此后,又扩大到富豪子弟。因冒籍,北闱解元多为南人所得。北直隶人为此很不平。到万历四十三年,给事中北直隶真定人刘文炳上奏,认为“燕赵乃至尊丰镐(皇帝居住的京城),解元不当以他地方人得之”。明神宗准奏,此后终明之世,南人应北闱试者不得中解元。[15]笔者以为,此举实乃无奈,可能当时的人们包括皇帝已认识到知道京师之受特别优待,也未必都合情合理,只好以此限制一下那些志在得“三元”的江南才子,聊胜于无。

  明朝不仅将科举考试中对京师的优待制度化,而且,在京师参加考试的士子还曾积极捍卫自己的特权。明代的监生来源更为“多元”,以其出身不同而分为举、贡、荫、例四种。举监,会试举人落第入监肄业者。贡监,州、府、县学生员入监者,此为明代监生的主体部分。基于贡入的途径不同,又有岁贡(按食廪深浅)、选贡(文理)、恩贡(皇帝特旨及遇国家庆典)、纳贡(纳粟、纳马、纳银)之分。荫监,依靠父祖品官或功劳而入监。例监,民间子弟通过捐纳形式取得监生资格。[16]明人郑晓著《郑端简公吾学编余》记载:嘉靖中,外地贡生到京师后常要求参加京圻乡试,但因将占京畿乡试名额,所以受到诸生强烈反对。礼部尚书夏言提出解决方案:“两京人材,本不及江浙,先朝以为京都四方所集,有国子监,有各部历事监生、吏员、知印、承差、算手,有太医院医士、鸿胪生,故举额一百三十五人,今宜定制,京圻诸生得额百名,外省诸人得额三十五名。”在以制度确保了京圻士子的特权后,才将事态平息。为保特权,甚至还爆发过“学生运动”。明代,在京师的官办大学国子监就读的监生参加科举考试照例也受优待,凡监生参加南北两畿乡试时,可于试卷上注明“皿”字,录取时便给予一定的照顾。隆庆元年,穆宗采纳廷臣建议,令两京乡试监生试卷各革去皿字,“于是南监中式者仅数人,亏旧额四分之三。”引起监生们的强烈反对,乡试结束后,考官入谒文庙,遭到监生数百人的围攻指责,愤怒中的监生甚至棰碎了巡城御史的禁止行牌。最后,朝廷虽惩处了首事监生,却也不得不仍复旧例,许其编号如前。(在京城上大学,起点已不平等,阅卷上又受照顾,可谓照顾之甚)[17]

  

  三、地域特权的成因分析——儒家思想与自由主义

  

  如果说科举制度下的解额分配是由于照顾特权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在张扬民主、平等的现代中国,怎么还会有这样优待大城市特别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存在,而且改革起来困难重重。笔者以为,在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现象背后,隐藏着的或许是迷信精英统治的事实——科举制度所代表的儒家文化倡导的“君子政治”和所谓的现代“精英教育”理念其实并无根本的区别。

  儒家虽主张“有教无类”,不注重出身,但向来强调的是君子政治(与西方古代“贤人政治”实无本质区别)。《中庸》第二十章载“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浦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君子者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此乃儒家所持的理想。孔门七十二贤,出身贫贱者占绝大多数,但儒家所提倡的君子却颇带有贵族之色彩,其品格偏重于宗法社会之道德,而非具备为平民谋生所必须之实用技术,孔子更有“唯上智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未尝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功”之言说传世。可以这么说,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并不认为,无论什么样的人都可以通过教化成为君子的,相对于墨家直接攻击门阀阶级,大倡机会平等之“尚贤”主张,儒家只不过是在行改良主义,仅求在世卿制度之外,另辟一布衣卿相之途。[18]正如后来中国皇权制度下始终存在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贱民”所显示的,儒家似乎从来没有主张要消灭身份和等级的差别。汉以后,受法家影响,适应皇权的需要,儒家思想中原有的“尊君”理念进一步被强化。皇帝“天子”的身份既已确立,神权与王权融为一体,也就为皇位的世袭制造了神圣的光环,凡能参与到统治集团中去的人自然也可以分沾皇权的一些神光,中国民间关于将相大臣系星宿下凡的传说就是此种观念的生动注解。君子从何来?贤人在何处?当然是在离完美的“神”较近的地方,因为皇帝就是尘世的“神意代表”,所以离皇帝较近的官僚阶层(及其子弟亲属)和京畿百姓之中,出现君子、贤人的可能性或者说几率当然要比其他地方高一些,就此而言,多给些录取指标亦属理所当然。

  当前,受西方教育理念的影响,教育界的很多人士是推崇精英教育模式的。相对于平等,他们更加关注“竞争和效率”;对于教育的不平等,他们认为走市场化道路,通过扩大供给才能解决,而非广大民众所期待的改革、所理想的民主和法制。前北大校长许智宏曾说,“我们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实行的都是精英教育,而不是普及教育。但精英教育并不意味着我的学生不为社会服务,脱离社会。同样的作为精英教育,我希望北大培养的每一位学生都是有高度的社会责任心。”[19]他认为,高考制度想一下子改过来是不可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影响高考改革的关键,因此短期内恐怕难以根本解决“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问题。如果各省都能建设一批优质大学,让更多的优秀学生有机会进入优质大学,高考改革就容易进行了。[20]笔者以为,像这种用普遍而抽象的市场主义拜物教阉割平等的价值,回避现实中存在的阶层间巨大差距的观点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也包括新自由主义)的表现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从西方泊来的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却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自由与民主,而是精英主义和反平等主义。根源于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反民主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 民主从本质上来说意味着“乌合之众”的统治。“自由主义者将他们所预期的同意原则看成是对政府的约束和保护个人权利的基础,而现在正日益成为人民的或民主的专政,这对于自由来说是闻所未闻的威胁”,“在自由主义者的心中,即使是有限的与社会民主联系起来的干预主义也会与令人毛骨悚然的国家控制联系起来”。自由主义者相信建立于“美德和才能”之上的他所谓的“天然贵族”;同时他们认为最好的政治制度是由被选出来的天然贵族来治理。密尔说过:“所有智慧或高贵事物的首创性都来自而且必然来自若干个人;一般来说首先来自某一个个人。”但那些具有首创能力的人却是少数,“与整个人类相比,只有极少数人,他们的经验被其他人采纳,将大大改善已有的实践。但这些少数人却是社会的中坚分子,没有他们,人类生活将成为一潭死水。”80年后,另一位英国自由主义者,福斯特也用类似的笔调写道:“我并不迷信于人民。我只相信个人。他在我看来是一项神圣的成就,我不信任任何诋毁他的观点。”而且,福斯特相信人种之中的少数“具有贵族般的敏感,细腻和胆魄……他们代表了真正的人类传统,即我们当中的异类不断地战胜野蛮和混乱而取得的胜利.” 杰斐逊断言:“一百七十三个暴君和一个暴君一样具有压迫性,一个选举出来的暴政不是我们所为之奋斗的政府。”分权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对民主暴政的恐惧。[21]在平庸无奇的“普通”人组成的大众和具有“较高天赋并接受良好教育”理应在社会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人之间,密尔做出了严格的区分:“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制或多数贵族制的政府,……曾经提升或者能够提升到平凡性之上,除非最高统治的多数人能让自己接受具有较高天赋并有较高教养的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指导。凡一切聪明事物或高贵的发端,总是也必定是出自一些个人,并且通常是出自于某一个个人。普通人的荣誉或光荣就在于能够一直追随着那个发端。”[22]这也就是说,对于普通人而言,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接受精英或天然贵族的统治。“自由主义者一直希望,甚至相信,为了某些表面上高尚的目标甚至以开明的自利为名,人们能够经说服而牺牲“自私的”个人、团体或阶级的利益。而当这些没有发生的时候,他们同样感到吃惊和失望。”[23]当下,影响最大的平等模式就是自由主义倡导的“机会均等模式”。“自由主义者声称其所信仰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自由主义者赞同古典资本主义职业对才能开放的理念。)绩效,而不是出身或头衔或特权,应该得到报偿。” 在很多人眼中,好像机会均等就是平等的唯一意义,是达到公平与效率双赢的光明大道。然而,“机会平等原则,即提供给每个人以平等的生活起点,就表明了不应该将财富、特权和利益从一代转移给另一代”,从根本上说,自由主义者是不愿也不会那样做的,“显然在实践中,较之机会平等或报酬仅仅根据功劳的原则,自由主义者赋予赚钱自由以及对其随心所欲的实用以较高的优先性。”[24]究其实质,机会均等模式的外衣下掩盖着的却是“精英统治模式”,自由主义者根本就不相信平等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益处,他们信奉社会必然是阶层化的,而平等只能是相对概念。就教育机会而言,以美国为例,虽然大家普遍认同杰斐逊的话:“自由只有掌握在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民手中的时候,它才是安全的”,也同意为了“使民众在精神道德上达到一个受人尊敬的状态,从而保证他们自身的安全,保证政府的秩序”,使普通市民接受教育是绝对有必要的,但要实行“精英教育”还是更为关注“社会和教育的平等”,争论从建国初始即存在,至今仍在继续。[25]为了获得平等的受教育权,长期被视为劣等的黑人等少数族裔曾进行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在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判决书中写道:“我们认定‘隔离但平等’的原则在公立教育领域无法成立,教育设施的隔离根本就是不平等的”,从而宣布了种族隔离的非法,然而在具体的措施中,又宣布废除种族隔离的工作必须以“尽可能谨慎的速度推进”。实际判决能否执行将有赖于白人是否愿意服从判决,其次还要看进一步的司法裁决和公众意见是否能够给政府和学校施加足够的压力。这就导致了各地学校中在废除种族隔离方面进展极不一致,直到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26]

  事实上的不平等必然产生特权。在任何一个社会中,要说服既得利益者放弃他们的特权都是极困难的事,处于现实社会上层中的精英们为了保证保证精英统治能继续下去,自然也会不遗余力。笔者以为,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儒家思想与近现代的自由主义殊途同归。正如沃勒斯坦所言,“没有人喜欢抽签的运气。这太冒险了。大部分人做一些能够避免武断测验的事。他们运用他们能有的影响,来确保赢得抽签,也就是,确保获得特权。而且那些有更多当前优势的人就有更多的影响”,由于在现代社会中,“新中产阶级能够馈赠给他们的子女的唯一一件事——既然他们不能馈赠过去(或者发现至少越来越难这么做)——是活的进入“更好”教育机构的特权”,所以沃勒斯坦才会做出如下论断:“丝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在最广泛意义上,政治斗争的关键点是教育游戏的规则。当国家越来越被禁止嘉奖过去、粉饰特权和使租金合法化之时‥‥‥并不意味着国家越来越不相干。”[27]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者根本不可能同意阻止富人为他们的子女获取优越的教育,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社会和职业优势;中华帝国京师的居民和国子监的监生也不会同意使自己在科举考试中和其他地方的士子被“一视同仁”。有人说,精英不是世袭的贵族,他们之所以成为精英不是根据他们的出身而是根据他们所受教育的水平,然而,如果某个地区的居民或某个社会阶层或群体长期垄断了英才教育的机会,那与世袭贵族又在实质上有什么区别。就此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57932.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