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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超:制宪进程中的权力结构与知识人

——以张君劢为中心的一种历史构图

更新时间:2012-08-12 11:32:00
作者: 张璟超  

  此亦其一因也。此大结合如能成功,再将大党之必要,建设之困难,鼓吹一年半载,吾党势力必弥漫全国,则左右天下不难矣。”[14]基于这一考量,张君劢等便开始积极的“联袁,以造成一大党”的行动。1912年张与梁系宪友会的汤化龙等人在上海发起共和建设讨论会。在欲联合张謇等为首的共和党不成后,当年8月,张君劢等人在袁世凯支持下将共和建设讨论会扩大改组为民主党,拥立梁启超为党魁,并于10月赴日迎接梁启超回国。

  

  梁启超显然同意张君劢的上述建议与安排。在初抵京师出席报界欢迎会时,梁启超即作公开申明:“我则立宪党人也;……即以近年立宪党所主张;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夫国体与政体本不相蒙;……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其一派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犹以其现存之事实而承认之,屈己以活动于事实之下;……夫破坏国体,惟革命党始出此手段耳……故在今日拥护共和国体,实行立宪政体,此自论理上必然之结果。”[15]一方面表明其“尊重国体,改良政体”的基本立场,同时也阐发其“组织政党,参与立宪”的政治路线。从基本思想来看,梁启超等立宪党人一直以暴力革命为致乱之源,而强调和平改良。而组织政团,鼓动风潮,倡建国会,进而参与立宪则是其基本的思路。从应对策略角度看,所谓“尊重国体”,实即承认孙袁两党经过革命,缔造共和国体的既成事实,以避免位属强势的两党打压。因此逻辑,则其努力方向便明确在“改良政体” 的目标和“立宪”“组党”的方式上。至于“联袁”制孙,则是依上述思路自然可推出的应对策略。因在当时多数人看来,袁氏不但已是正式民国总统,亦是可以镇守全局的唯一人物。不久,梁启超便接受袁世凯邀请,辅佐其政。后来在国会选举中,袁世凯因感受到国民党向下层民众进行宣传影响的压力,更授意梁启超将民主党等三党合并,与宋教仁重组的国民党相抗衡。正好张謇当时已有隐退之意,梁启超便得以合并三党,组建进步党。只是由于进步党中多为士人官僚,并不善长街头鼓动之事和民主竞选之术,终至败于国民党。这也显示了梁系团体的组织性与社会化不足的问题。而在这一过程中,张君劢同样参与其事。

  

  不过,国会竞选的失败并没有促使梁启超和张君劢等人实际改变其行动方式。只是不久,由于袁氏独裁自为的行径日益明显,才不得不作出进一步的策略调整。对于梁张等人来说,联袁只是应对时势变迁的一时之策,而反对变革国体,坚持立宪政治则是基本立场。因此在情势再生变化之时,张君劢和梁启超便先后发文批袁,接着张君劢流亡西欧,梁启超则携蔡锷南下起兵。反袁成功后,张君劢再度返国。期间又有张勋复辟,张君劢跟随梁启超一同襄助段祺瑞“再造共和”。

  

  在段氏执政后,梁启超又集合旧国会中的进步党议员,组织“宪法研究会”,试图继续参与政治,并配合段祺瑞政府制定了新《约法》,但最终却在段祺瑞另组安福国会的过程中被摒弃。虽然此时的梁启超已认识到“政治基础在于社会”[16],但在自我定位上仍归于“言论家”之流的“在野政治家”,而所依凭的进步党分子也多只是“一群与时俱进的士绅阶级”[17]。这一具体的选择不能不追溯至梁启超的相关政治意识。按张朋园先生的说法,梁启超的“政党理想”是源于“中坚阶级”的观念。在其看来,“市民阶层并未普遍兴起,只有中坚阶级才能承担大任,找到合理的发展方向”。同时他认为,“所谓民主政治,表面上是多数人的意志,事实上是少数宰制多数。政党便是中坚分子的合作。”而“他们的政治性格是温和的,是循序渐进的……他们的目的在争取议会席位,在议院中控制多数,进而组织政府,复责国家大计。”当然,这一思路也存在不可回避的问题,即“他们不代表广大的市民阶层,亦未尝真正深入民间发现疾苦。”[18]这点在此前国会竞选中即已显明,而之后梁启超仍予依循。因此在军阀主导的制宪进程中,如梁启超这样的“立宪党人”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将宪法看过“告朔饩羊”之礼来予以争取罢了[19]。当既有权力结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后来的“立宪党人”同样要面临相似的情境与心境。

  

  不过在这一时期,梁启超通过之前《新民丛报》等刊物的宣传,在士人阶层中仍具有普遍的威望。毛泽东在1917年组织新民学会时,仍旧是受梁启超新民思想之影响。而当时自美归来,踌躇满志的胡适之,则在辛亥前即一直推崇梁启超,甚至认为只有梁启超归而执政,中国才能救得过来[20]。

  

  当然,张君劢此时亲身追随梁启超,仍将更直接的承续其人的思想与路线,同时也较之外人获得更多的政治经验,或许还有政治抱负。这一时期的张君劢,一方面积极组织讲学,执教大学,兴办书院;另一方面又参与创办《改造》、《时事新报》等刊物[21]并撰写政论文章,主张学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脚踏实地”“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22],反对走俄国激进革命党的道路。通过这些文化活动,既扩大了社会影响,又培养了后备人才。此外,张君劢还曾作为梁启超的政治助手与其一同游历欧洲,并与其在1919年参与巴黎和会,为中国代表团出谋划策。1921年,张君劢更应邀出席八团体国是会议,受托起草《国是会议宪草》(史称“国是宪草”),后又出版《国宪议》以作说明。这部宪草是第一部由民间制定的中国宪法草案,同时也是张君劢首次主持拟定的宪草文本,对其个人的制宪事业来说可谓一座里程碑。

  

  经由上述活动,张君劢逐渐取得独立行动的能力与条件,将梁启超路线下的各项文教宣传和组织活动事业予以推进,进而取得作为宪政活动家的资望。与此同时,南北武力对峙的权力格局仍然持续,而南方的革命势力则进一步演化。在张君劢受托起草“国是宪草”的同一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军政府,中国共产党则在上海成立。不久,孙中山更总结之前的失败经验,特别是对武力决定政治的时代格局做了新的判断后,制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派蒋介石为全权代表赴俄考察。接着,在苏俄支持下,孙中山开始改组政党,加强宣传,建立军校,以“国民革命”的新话语诉诸广泛的中下社会阶层,以获取新的社会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逐渐形成了组织化、社会化和暴力化三位一体的系统性行动路线,并初步建立影响深远的党国体制。这一新生的政治力量开始崛起,并在显示其力量的进程中造成既有国家权力结构的新变动。

  

  (三)党国体制下的路线流变

  

  此后的“时局变化极剧”,武力决定政治的格局持续凸显。“国是宪草”固然早已在新一轮的军阀混战中被遗忘,而国民党方面经过之前的仿俄改造,逐渐具备加入这一武力夺权格局的实力。蒋介石于1926年率领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在“大革命”的风潮中很快形成破竹之势。而张君劢等梁启超门人或许出于思想与行动上的路径依赖,再次选择代表北方保守势力的北洋军阀一方,襄助孙传芳,以反对当时被视为激进“赤俄势力”代表的蒋介石。在梁启超或许也包括张君劢看来,只有“蒋败后谋孙、唐联合”才能“开一崭新局面……国事大有可为,能成与否不能不付诸气数。” [23]但令梁启超和张君劢等人失望的是,气数似乎再次归于革命一方。蒋介石很快于1927年打败孙传芳和吴佩孚,攻占南京。不过,蒋介石虽以“完成总理遗愿进行北伐”为号召,却从一开始便不同意“三大政策”。因此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过程中,蒋氏即积极争取以江浙财阀和政学系旧官僚为代表的士绅阶层的支持。在这一基础上,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确立了党国体制。同时,在当时的“国民革命”意识形态宣示下,新生的国民党政权凭借已形成的较优势系统力量,很快制造了“四一二”政变,开始清党、剿共,展开屠杀。与辛亥年相比,此时的形势使张君劢等人不再有稍许从容的转圜。很快,张君劢等人曾先后主编的梁启超一系的言论阵地《时事新报》被迫关闭,张君劢本人也被作为“反动”的进步党余孽予以短暂关押。而在同一时期,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毛泽东,则在湖南组织农会,发动农运。在当年3月,毛泽东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随后在8月的“八七会议”上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观点。自此,毛泽东在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化、社会化和暴力化的行动路线基础上,加上了重要的“农民”视角,逐渐形成其农民武装革命的基本政治方案。

  

  与毛泽东不同,张君劢在被释放之后,仍采行其原有的行动方式[24],于1928年初和青年党李璜秘密创办《新路》杂志。遭到关押以及蒋介石建政后的一系列表现不能不予张君劢一种刺激,在他看来“革命的工作是要确立人权,而非限制人权”[25]。因此,张君劢便借《新路》杂志畅言自由主义,在国内率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但到1929年梁启超逝世之时,《新路》杂志却因言辞激烈被国民政府查封,张君劢本人则再度遭到国民政府软禁,被释后再次离国,赴德任教。不过,张君劢并未放弃对立宪事业的向往。梁启超在当年逝世前夕,曾接受记者访谈。在访谈中,梁再次申明:“立宪国之政治事业,原不限于政府当局。在野之政治家亦万不可少,对于政府之施政或为相当之应援补助,或为相当之监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责任。”对于自身定位及责任伦理之界定甚明。同时指出,“国中大多数人民政治智识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实无庸为讳,非亟从社会教育上痛下工夫,则宪政基础终无由确立……”[26]这作为梁启超的遗志将被张君劢等人继承,作为其继续努力的方向。

  

  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在1931年制定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制宪之前的替代性实质宪法。在《约法》关于国体的规定中,却将北洋时期各种宪法文本中规定的“共和国体”修改为“三民主义共和国”。借此,作为北伐胜利保证和政权正当性依据的革命意识形态在权力结构中得到强化。相应于法律上的步骤,蒋介石也着手展开政治上的集权举措。国民党在南京建政时,虽然依靠其当时较为高效的技术手段建立了上层的国家官僚系统,但这一系统在发挥科层行政效力的同时,却也成为蒋介石推行个人独裁的工具。首先,在初步成功地排除胡汉民、汪精卫两大党内竞争对手后,蒋介石便开始效仿当时颇引人注目的德国纳粹,建立忠于他个人的年轻官员的秘密组织,乃至特务暴力机构。借此,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便在蒋介石授意支持下,积极发展CC派的党政势力,并在文教宣传、行政司法等系统中强化以蒋介石崇拜为中心的一党专政意识形态。其次,蒋介石利用以胡适为领袖的“新月派”知识人提倡“好人政府”和知识人参政的时机,将一批以“新型职业政治家”作为政治抱负却无政治自主实力的知识人纳入麾下,并作为其向之前的士绅官僚收夺权力的重要工具。在此基础上,蒋介石逐步建立起以其手令而非宪法性法律为最高效力命令的支配统治,其外在表现形式即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通过这一系列举措,蒋介石在一定程度上将原来分享与财阀士绅和旧官僚的权力收夺并集中到其个人手中,完成近代国家建设中制度化支配的重要一步。[27]但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所依赖的这一统治系统也在国家支配建制的过程中日益与民众的生活世界疏离,甚至对立起来。

  

  在这种情势下,张君劢于短暂赴德后回国,即于1932年与张东荪、伍宪子等梁启超门人一起秘密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以继续梁启超的未竟之业。[28]在《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中,一共提出九十八条纲领,包括“修正的民主政治” 、“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 、“有计划的教育”等具体主张,同时反对师从苏俄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和效仿德意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如果我们将其与梁启超时期的政闻社组织和《政闻社宣言书》做对比,可以发现其中的政治立场和行动方式基本是对梁启超政治遗产的传承与发扬。[29]

  

  三、宪法起草的第一阶段:“抗战建国”中的“政治协商”之道

  

  (一)抗战态势下的宪政转机:“五五宪草”制定前后

  

  不过,张君劢和国社党当时也面临着如同辛亥年梁启超及其政治组织一样的问题,即如何取得占据国家权力结构核心主导地位的政治集团认可,得以合法公开地进行政治活动。对于张君劢来说,如果其人及其政党的政治地位不能得到国民党政权的正式承认,办刊组党均只能是秘密行动,其政治影响将不能不受到限制,这对于他所究心的立宪事业来说无疑是很不利的。关于这一点,有一个重要的事例或许可以佐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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